我在共产党办的大学读了几年书，毕业后被留校当教师，一直到退休。对大学里的共党高官有一些了解。
50 年代初和共党建政初期，我们大学的校长和书记确是兢兢业业，尊重知识分子，依靠他们教育学生。我就读的东北农（林）学院是共党自己建立的第一所大学。它不 同于在延安等地开办的短期培训的所谓“大学”，而是正规的大学。为此，指定曾经就读于辅仁大学的原哈尔滨首任市长刘成栋（刘达）筹建东北农（林）学院。我 们是第一批招进来的学生（共约300多）。办大学必须有教师。刘成栋亲赴南方招聘教师。为了让那些南方来的教师能在寒冷的哈尔滨安心生活和工作，尽量给他 们提供了比较好的居住条件。为了照顾年纪大的教授上下班，刘成栋甚至把自己的汽车让给他们用。刘是我接触过的共党高官中最令人佩服和尊敬的。他经常到学生 食堂看我们吃的饭菜，关心学生的饱暖。在我这个18岁青年心中留下了极好的共党印象。我以为共党官员都是这样令人尊敬。后来事实证明我的看法大错特错。刘 在1958年黑龙江省林业干部大会（在小兴安岭的带岭召开）上讲话，我当时坐在台下。他说：“我不想讲话，因为我跟省委的看法不一致。但省委林业部部长非 要我讲。我只好服从组织决定。” 接着他讲了大跃进的高产。他说”我就不信什么小麦亩产万斤。除非麦秆都是铁杆的。“他讲完话，台下热烈鼓掌，经久不息。他说出了大多数人不敢说的心里话。 后来，他1959年被定为右倾分子，受到降职降薪处分。
1955年林学院独立建校。我被分到东北林学院。随着共党的政治运动不断开展，共党 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也逐渐恶化。特别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知识分子被戴上“资产阶级”帽子，成了共产党的敌对阶级，变成了被改造的对象。大学的党员高 官雄据在上，整天研究如何改造知识分子，如何从这些知识分子中找出敌人。到了文化大革命，大学教授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成了被打倒的对象。知识分子成了臭老 九（排在前面八位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经常受到批判斗争。在学校里地位最低下。那些共党官员像躲避瘟疫一样远 离知识分子。
8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的地位提高，开始受到尊重，工资待遇也获得某些改善。教授的工资超过了一些官员的工资。这当然引起时那 些共党高官的不服，“这些被改造的人怎么会拿那么高的工资？”但这是上面规定的政策，他们无法改变。有很多党员眼红。当时东北林业大学的党委书记李**想 出了个绝招：“我也要当教授”。尽管他从来没有上过讲台教过书，但是他有权力，他下面的人事部门很快就给他办成了。从此他摇身一变成了教授，拿教授的工 资。有他带头，那些副书记也纷纷当了教授。后来，据说学校的处长（多是党员）也纷纷当上了教授，包括保卫处长。可怜学校有很多教了一辈子书的教师，到退休 时也没能熬成教授。而这些一天书没教过的共党官员，却轻松地戴上了“教授”桂冠。他们参加共产党的目的，难道真是他们冠冕堂皇宣称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 生”么？
我们这位党委李书记，不去专做党的工作，而是也抓行政工作。他把没有油水的清水衙门的教学科研等部门都交给校长管，他只抓油水大的部门–招生办和基建工程。这是大学唯一钱多的部门。可以想像，他从这两个部门捞到多少好处。
后 来我们那位李书记由于给当时的林业部部长的儿子（没有上过大学），办了个东北林业大学毕业证，在该部长调到黑龙江省任书记时，把他提拔为省监察厅厅长。他 在名片上，除厅长头衔外，还不知羞耻地印上教授头衔。最后从省人大副主任位上退休，成了副省部级高官。我们这位书记是大学官员的姣姣者，出类拔萃。经过自 己的“艰苦奋斗”，最终实现了自己“崇高”的革命理想–升官发财，名利双收。他确是处世有道，称得上是“模范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