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之死，在新加坡引起的反應未必有在中國引起的反應大。據說新加坡人很平靜地面對他的死亡，而中國人則發出各種不同的感慨。
對於中國人來說，新加坡、李光耀實在談的太多了，高薪養廉，儒家復興，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實際上，中國人被灌輸的關於新加坡的傳言幾乎都是錯誤的──新加坡沒有高薪養廉，是某些中國官員為了自己撈好處，編造出了新加坡的高薪養廉；新加坡的興起，與儒學半毛錢關係沒有，是中國某些所謂新儒學捏造了新加坡儒學來為自己的裹腳布理論找個點綴；李光耀從來不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此語特指中國政府的老朋友），恰相反，他說自己最驕傲的一點就是阻止了共產主義在新加坡的入侵，使新加坡避免了落入朝鮮、越南、柬埔寨的下場……於是我們要面對兩個問題：1，新加坡經驗值得中國學習嗎？2，中國需要一個李光耀式的人物嗎？專制國家的官員熱衷於鼓吹所謂新加坡經驗，是因為新加坡是一個披著民主外衣的專制國家。新加坡這樣一個島國的所謂成功，能夠複制嗎？能夠適合比如中國這樣一個龐然大國嗎？對此，已經不用爭論了。新加坡經驗是特殊時期、特殊地理位置的特殊產物，根本不具備複制的可能，對中國來說，沒有絲毫借鑒意義。那麼，李光耀本人值得中國人學習、借鑒嗎？李光耀可謂新加坡之父，他的威權主義在新加坡取得了成功。而今天，威權主義在中國已經沒有實現的可能性。今天的中國，貧富差距巨大，思想認識差異巨大，國民素質差距巨大。我們是應該在各個利益集團、不同認知群體之間進行分權制衡，還是讓一個政治強人來統一利益、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前者是無數國家的發展歷程驗證了的經驗，切實可行；後者則是將十多億中國人的命運作為賭注，押在某一兩個人身上，期待出現一個聖人。聖人理論，在中國歷史悠久。這個理論的運轉模式是：碰上一個所謂好皇帝，就歌頌明君；碰上一個壞皇帝，就從地方官員裏面找一兩個典型出來，歌頌重臣、青天。實際上呢，中國及千年專制史上，沒有出現過一個所謂好皇帝。從秦始皇到李世民，到康熙雍正乾隆，無一不是暴君，區別只是其對百姓的掠奪幅度有輕有重；而那些所謂國之重臣，從商鞅到王安石到張居正，都是變著法子為暴君提供掠奪手段的幫凶。岳飛、包拯、海瑞等人，都是硬捏造出來的幻像。我們的老祖宗早就說過：「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莊子的這一思想受到歷代統治者的痛恨，卻無法抹殺其價值。在21世紀的今天，中國之所以「大盜不止」，就是因為中國人思想觀念上面「聖人不死」。有人想忽悠中國人去重複那個已經重複了幾千年的以「盼聖人」為核心的中國夢，是想繼續為專制做幫兇。今天的世界，需要民主制衡，不需要政治強人。我們只需要謙卑的政客。在李光耀死後，我發微博說，「政治強人都該死」民主時代，任何政治強人的死亡都值得慶賀，哪怕他是偉大的蔣經國，何況小小李光耀。我們向李光耀致敬的同時，譴責他的強權。中國人秉持「死者為大」的傳統，然而，這一傳統適用於普通百姓，卻不適用於染指公權力的政客。如果僅僅把李光耀視作一個自然人，那麼，既然他沒有明顯的傷天害理，則我們贏對於其死亡表示哀悼。而如果把李光耀看做一個政客，則其死亡無論如何都是一兼職的慶賀的事情。李光耀一家，控制著新加坡的政治和經濟，這樣的家族，難道不應該獲得詛咒？「所有政治強人都該死」的理論，並不容易被人接受。有人或許會問，如何評價邱吉爾、蔣經國？邱吉爾，是世界大戰的產物。當時的英國，滿目瘡痍，危在旦夕，邱吉爾的強勢，給了英國人民信心，邱吉爾的才能，促進了英國的勝利。必須注意的是，二戰一結束，英國人民就立刻用選票把邱吉爾趕下台，英國人認為，戰爭結束了，我們不需要邱吉爾的強勢了。這樣的結果表明，英帝國的偉大是有偉大的人民在支撐。蔣經國，是中國100年來最偉大的政治人物。他的偉大，不是因為強權，恰恰相反，是他順應時代，放棄強權，帶領台灣走向民主，為華人贏得尊重。即便強權者李光耀，他也是新加坡人民選舉出來的，而非依靠暴力取得政權。只是由於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幼稚，才導致他長期執政，積弊漸重。威權主義者總告訴我們，XXX會是蔣經國第二，會是李光耀第二。而我要問的是，新加坡出了李光耀這麼一個開明的專制者，是新加坡的運氣；台灣出了個蔣經國，則不是來自運氣，而是來自台灣人民的抗爭。你們是要百姓祈禱運氣好，撞大運撞上一個李光耀，還是我們去抗爭，抗出一個蔣經國？任何國家是否需要強勢人物，選票說了算。如果一人一票依然選舉出一個強勢人物，那麼，國民也要接受。至於那些並非依靠選票上台的政客，無論他叫總統還是總理，無論他是強勢還是謙卑，都不值得讚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