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在立法会上回答「缅甸、北韩、中共那些是否都是真普选」的问题时说，「根据当地的法律所实行的普选，就是该地方的普选。香港的普选是真普选」；在回答另一提问时说，「英国的首相不是直选产生的，因此亦有些人说英国的首相其实不是普选产生的。」传媒注意到他的前一个回答，但后一个回答其实更关键：他讲「有的人说」却没有指明是甚么人说，而他也没有表示不同意，因此可以看作是他的看法或「党」的看法。
梁振英的普选定义，就是缅甸、北韩、中共那样的普选，同时也是当前中共港共要香港人接受的一党提名「真普选」；而绝非那个「其实不是普选产生」的多党参选并且没有默认结果的英国选举。
够清楚了吧。换言之，如果香港人接受了梁振英的北韩式「香港真普选」，香港就由过去英国政治体制所保障的香港的自由、法治、人权等文明社会，滑向北韩、中共式的「真普选」所建构的社会。
也许可以进一步探讨梁振英的解释，他反反复覆讲的普选是：「每一个社会的宪法、根据当地的法律所实行的普选，就是该地方的普选。」香港「根据《基本法》，根据人大有关决定，包括8.31决定，来落实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因此就是真普选。
根据《基本法》，香港极少人反对；但根据违反《基本法》的人大有关决定，包括8.31决定，来落实普选，那就不是以宪法为依据的法治之下的选举，而是以政治需要去强行立法的法制之下的选举。以法律来贯彻政治目的的法制下的选举，产生的就是中共、北韩这种体制。
《基本法》45条规定的行政长官普选是「由一个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它确实没有具体说可以有「公民提名」，但「广泛代表性」为甚么不可以包括公民提名呢？「按民主程序」为甚么不可以有公民提名这种民主程序呢？公民提名并不违宪。而人大2004年决定的五部曲，却违反了《基本法》所定的修改行政长官选举办法的三部曲的程序；8.31作出选举办法「如何修改」，不但在《基本法》中没有依据，而且也违反了2004年决定的人大常委只能作出「是否修改」的权限。8.31决定的内容，更违反《基本法》25条法律面前一律平等、26条港人有选举权和被选权、39条两个人权公约所定的政治权利等等。因此，如果香港仍然实行法治（即rule of law），只能依据《基本法》条文去制订政改法案，而不能越俎代庖地以没有法源的权力作出人大决定去扭曲《基本法》。
去年6月，从终院退休转任非常任法官的陈兆恺在一个法律教育讲座中提到，如果未来普选方案违反《基本法》39条确定的人权公约，必会受诉讼挑战；他同样强调如果将来23条立法的内容违反人权公约，也必受诉讼挑战。因此，即使有泛民转軚而使法制（rule by law）导向的政改通过，恐怕仍会受到司法复核的挑战，并不是通过了就万事大吉。
不过，我们真要感谢梁振英鬼拍后脑杓道出了中共作8.31决定的真正意图，就是要用「500万人有投票权」这个诱饵，让香港社会从根本上变法治为法制，也就是从「法的统治」转为「依法统治」，由此而摆脱《基本法》的约束，不断以人大决定来推行各种政治经济决策，由中共国指挥港共政权一切按中共指令立法和办事。根本的转变会由「其实不是普选产生」的特首选举转为北韩、中共式的梁特口中的「真普选」开始，然后香港政治体制就慢慢向北韩和中共的一党专政模式蜕变。
不过，梁特、林郑等高官，也会像大多数的大陆裸官一样，他们把推北韩式的「真普选」列为「硬任务」，但他们自己的家人、财产就转移到英国或其他被他指为「非普选」的国家去也。因为，大陆有一句流行语：离开中国的钱才是你自己的钱。家人也一样吧，离开中国的人才是安全的人。而正如世界上有「逻辑」和「中国逻辑」这两种逻辑一样，也将清楚地有「香港」和「中国香港」之分。
非常同意梁特在答问大会的结束语：按照8.31决定的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与仍然由选举委员会选行政长官，两者比较，哪一样更加好呢？香港市民心中有数，清清楚楚。因为大家都比较过，英国「非普选」体制下的香港，和在中共国主权下的中国香港，哪一样更好，的确是清清楚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