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电梯门口相遇刘晓波
86年好象是个到处在总结的年头。有不少地方召开“新时期十年文学”的研讨会。我参加了其中规模最大的二个，一个是由《上海文学》和辽宁文联的《当代作家评论》在沈阳和大连召开的，一个则是在北京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及其所刊《文学评论》召开的。我记得那次给我寄会议通知的是《文学评论》的一位编辑，李兆忠。李兆忠是当年华师大本科毕业的校友，因为编发过我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文章，彼此相识，然后又成了朋友。接到会议通知时，我对这个会议是很茫然的。我全然不知当时的北京文艺界理论界、思想界和政治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当时的文学研究所及其《文学评论》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更不知道其所长和主编刘再复作为党内改革派在文学界的代表人物，与保守派如何地角力。我其时一面全身心地关注和评论85年出现的那些新潮小说，一面一气写完了我的第一部论著《文学是人学新论》。
我那时经常跟吴亮和程德培见面，商谈不断冒出的新人新作。程德培整天忙着流览各种期刊，一会儿发现一篇新作，一会儿又发现一个新人。我和吴亮则跟在程德培的发现后面，就那些新人新作指点江山。我跟吴亮虽然在为人处事和思考写作上的风格完全不同，但在自由散漫上，却气味相投。彼此都是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家伙，根本不管外面比如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有时还难免校园里的俗气，会很认真地把自己的文章交给《文学评论》发表。吴亮和程德培似乎除了《上海文学》之外，对其他刊物都不太在意，他们可能连《文学评论》是什么地方主办的都不怎么关心。我们当时不约而同地把文学评论能否跟时新的小说对话，不管小说先锋到什么程度也始终保持在批评上的同步和透彻，看作是最为重要的。至于理论上的突破之类，彼此都不太有兴趣。就算我已经写过双向同构那样的理论文章，我也没把理论建树当回事。再加上我的导师钱先生，也是个自由散漫的人。他从来不会提醒我，诸如北京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之类，一如他从来不过问我喜欢写些什么。因此，在我和吴亮还有程德培的心目中，北京的这个十年文学讨论会，未必比上《上海文学》和《当代作家评论》已在沈阳开过的那个同样主题的讨论会更有趣。程德培那次不知什么原因，都没有去北京出席会议。而我和吴亮虽然出席了会议，却也因为种种原因，具体记不起来了，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个会议很当回事，在会上有些吊儿郎当。记得第一天是刘再复作主题报告，我不知在忙些什么，根本就没有听。连会上纷纷传说的钱钟书出席会议这么重要的事情，我都是后来听说的。说来好笑，刘再复那天作了什么报告，我是直到十多年后，彼此在再复的美国家中随意聊天时，才听再复告诉我的。
记得是刚到会的那天，我正稀里糊涂地站在电梯门口、不知该干什么的时候，突然有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问道：你、你、你就是李、李、李劼吧。我回头一看，是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青年人，跟我一样戴付眼镜，说话比我还要结巴。正在我不知如何称呼人家的当口，对方自我介绍说，我叫刘晓波。嗨，他说自己名字的时候倒一点都不结巴。我当时就对他有了好感。不仅因为他比我更结巴，而且他介绍自己的时候很简单，没有任何其他拖泥带水的成分，比如是哪个学校的、是什么样的研究生等等。我赶紧说，噢，我知道你。我确实知道他。是正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的马相武告诉我的，他要我注意一下有个叫刘晓波的人，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文章，观点跟我非常相近。我没想到一到会上就碰上了，一时间有些欣喜。但他接下去的话，就让我有些不知所云了。
这次咱们跟他们好好整一下。我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只猜到那个“整”字可能是东北土话，含有折腾的意思。但我不明白那个“他们”是谁。一直到第二天傍晚的时候，我才知道刘晓波准备跟谁整一下。不过，刘晓波也许以为我知道北京发生的林林总总，也许以为我也跟他一样，是有备而来的，准备在会上大干一场。他肯定不知道我不仅毫不知情，而且根本没有他那样的心思。就算他说的是向刘再复发难，我也根本没有看过刘再复的文章。有关刘再复，我只听我导师钱先生说过一次，说是刘再复所谓性格组合论所说的那些意思，在他钱先生早年有关“文学是人学”的文章里，早就说清楚了。既然如此，我当然没有必要再多费心了。但刘晓波显然不知道我的这些毫无来由的来由。要不，他不会那么不容置疑的认定，我会跟他一起跟“他们”瞎整。
刘晓波对我的这种误解，在第二天下午的小组讨论会过后，更加坚信不移。因为在小组会上，我跟刘再复当面争论起来，在有关人道主义的理解上。会后碰到刘晓波，他兴奋地对我说，听说你已经跟刘再复干起来了，好，好。他一面说着好，一面目光里有些黯然，仿佛没能抢在我前面打响第一枪似的。
高潮好像是从第三天的大会发言开始的。先是我说了一通有关人道主义想法，那是对小组会上与刘再复的当面争论所作的进一步补充和发挥。我说完后，是刘晓波发言。刘晓波一上去就把整个现、当代文学狠狠地臭了一通，除了鲁迅，几乎没有一个是像样的。我有关人道主义的说法，已经够激烈了，因为刘再复的主题报告就是关于人道主义，而我说了与此完全不同的看法，虽然我当时根本没有听过也没有看过刘再复的报告。不过，刘晓波的激烈显然不是在意思上，而是在语气上，仿佛一桌人在认认真真地打牌，突然来了个草莽人物，将牌桌一把掀翻在地。相比之下，我不过是说这牌不能这样打法罢了。
我和刘晓波先后发过言之后，会场上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好像谁也没有想到，会出现如此不同的声音并且如此的不买刘再复的账。一些年青人说，这个会有开头了。另一些比较稳重的人，则对此表示忧虑起来。但不管怎么说，会议的气氛相当活跃了。人们不管抱着什么想法，怀有什么意见，全都激动不已的，仿佛不是来开会的，而是来看戏的。
就在这样的气氛下，晚上的南北青年评论家对话会将这一切推向了高潮。我一到会上，刘晓波就过来拉我说，李劼，别坐在后面，坐到前面去，跟他们瞎整。我没有听他的，依然坐在最后一排。这不是我薄刘小波的面子，而是我不喜欢过于抢他人的风头。在座有许多青年评论家，我凭什么让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自己身上来。那年头青年评论家和青年作家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谁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仿佛早期共产党闹革命那样。至于我发表了与众不同的意见，并不是因为我要与众不同，而是我本来就是那么想的。
对话会开始后，刘晓波就抢过话筒，滔滔不绝，讲了很长时间。具体内容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主持会议的罗强烈，《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也是个青年评论家，被刘晓波如此长时间占着话筒弄得很不高兴，当场对他说，你不能这样，让别人也发表意见嘛。
折腾了好一会，刘晓波终于让出了话筒。当时忘了是谁接着发言的，但显然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内容，否则会场里不会有人提议说，让李劼发言，让李劼发言。虽然刘晓波占话筒让主持人不悦，但前来开会的人，却个个都想看好戏。这是中国人凑热闹的天性，文人们也同样如此，不管是青年的还是年老的，全都有这样的心理。加上那天刘再复本人也在场，弄得众人更来劲了。
当罗强烈将话筒塞到我手里的时候，我一时间不知说些什么。因为我那天并没有准备发言。在会议之前，先后有二个人找我聊天，一个是李陀，还有一个是我第一部论著《文学是人学新论》的组稿人和责任编辑，即文学研究所新学科研究室的主任，程麻，原名程广林。
程麻在他编我那本书的时候，向我提出，假如我愿意去他主持的新学科研究室，他将非常高兴。这次在会上，我跟他是第二次见面。他当时特意前来将这个会议前前后后的背景告诉我。他说，陈涌他们同时也在开会，跟刘再复唱对台戏。陈涌他们说刘再复的人道主义就是当年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具有严重的自由化倾向。大意如此。
我听程麻这么一说，方才恍然大悟，刘再复在小组会上一再对我说彼此最终是一致的，原来是这个意思。在小组讨论会上，我一再地强调不同意刘再复对人道主义的解释，刘再复却反复地对我说，李劼，我们总的来说，还是一致的。不，我马上回答，我们不一致。不管我如何固执己见，刘再复依然坚持说，彼此是一致的。原来，是这么回事。
程麻接着还告诉我说，刘再复对我的个人印象非常好。他说，再复说李劼这个人非常率真。其实，我对刘再复的印象也非常好，感觉相当的温文尔雅。程麻显然看出我对再复也颇有好感。他问我愿意不愿意跟再复谈谈，他可以帮我安排一下。我当即表示愿意。
我跟程麻谈完之后，刚想出门，就碰上李陀前来。李陀当时好像是北京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是个在文坛上非常活跃的人物，已经号称陀爷。忘了在哪里跟他初次相见了，但彼此都很有好感。他那付北方少数民族型的英俊模样里，总是透出一股很仗义的豪气。跟他交往很容易产生的一种感觉是，倘若找女人各有所好的话，那么交朋友就得交李陀这样的哥们。
李陀进来时，端着一个盘子，里面装着几瓶冰镇汽水。他笑呵呵地到我房里一坐，跟我天南海北地聊了一阵。在谈到我的毕业分配去向时，李陀力主我上北京。他说，你是典型的北方人脾气，在上海那样的地方是肯定要吃亏的。他的语气非常诚恳，弄得我一下子把他认作了哥们。如此一个来回之后，他以同样诚恳的语气向我解释说，刘再复召开这个会议很不容易，因为保守派也同时在另外一个地方开会，彼此唱着对台戏。
说实在的，直到今天，回想起那个场面，我还依然十分感动，觉得李陀是个可以肝胆相照的朋友。虽然我后来我发现，李陀有时也会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在私底下对人诚恳得仿佛天底下只有他这么一个真心相侍的朋友，但一旦换了个场合，他又有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比如，刚刚跟我推心置腹地谈过话，转眼间，在对话会上就公开挑剔我的发言，那语气仿佛跟我根本不认识一样。当然，也可能有“吾虽然爱交朋友、但吾更爱坚持真理”的意思在里头。后来，在另外一个场合，有个汉学家在场，好像是德国的，叫马什么的。当时，汉学家在中国的吃香程度，简直一个个都具有美国总统那样的级别。一个汉学家周围，不知围绕着多少颗中国作家之星，旧星，新星，男星，女星，反正汉学家周围总是星光灿烂。我记不得我当时随口说了句什么，那个马什么的汉学家马上注意到了，问李陀说，这位是？？？？？？李陀立即回答说，他叫李劼，可是个？？？？？？也许是李陀的语气里带了点感叹号，那个汉学家迫不及待地问道，是个核心人物？李陀楞了一下，使劲找词儿，找了一会儿，总算找到一个词回答说，他是个急先锋式的人物。李陀说这话时的语气已经飞快地转了个弯儿，听上去像是在谈论《水浒传》里的霹雳火秦明一般，潜台词是，这小子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脾气急躁一些罢了。李陀说完此话，脸色才恢复了原先的正常，仿佛避过了一个急流险滩。于是，那个汉学家松了口气，转过脸去跟其他什么人聊了起来。
但不管怎么说，李陀那天到我房间里聊的那些话，又确实给我印象很深，觉得自己在会上太鲁莽了，给改革开明的刘再复造成了很大的难堪。
正是这样的原因，我那天和李陀一起到了会场之后，死活不肯答应刘晓波坐到前面去，我不准备再说什么话了，只想听听别人说些什么。我骨子里并不是一个喜欢跟人吵架的人。在走进会场的那一刻，我决定停止再对刘再复作批评。用我后来在对话会上的话来说，不愿踩人道主义一脚。
2、不愿踩人道主义一脚
这可能是我那天晚上在对话会上的发言主题。虽然我事先没有准备发言，但一站到众人面前，喜欢演讲的本能却使我滔滔不绝起来。
我当时大致上说了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我在会议上发表的不同意见，乃是一种童心所致。我说，就好比一个孩子看见一个光亮光亮的大光头，会忍不住上去摸一下。我一碰上有趣的话题，就会童心大发。此前的批判谢晋电影模式，就是如此。我说，我一不小心，就摸了下谢晋的大光头。
以此暗示和比喻了我跟刘再复之间的争论之后，我接着说，我虽然对刘再复在人道主义上的古典立场有所保留，但是，在一个人道主义者面对许多非人道的人们时，我不愿意踩人道主义一脚。
我那次发言，后来在会上被传说一时。其中，有人把我说的摸了谢晋的大光头，误传成摸了谢冕的大光头。弄得我特意跑到谢冕那里，告诉他说，那是误传。不料，谢冕是个比我更孩子气的老顽童，一见我就眉开眼笑，一迭声地说，李劼，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就是摸一下谢冕的大光头也没关系的。谢冕说得我很开心。那次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学校没多久，就收到了谢冕的来信，告诉我他要招博士生的消息，让我给他推荐人选。
我那天的发言，赢得了一片掌声。仿佛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唯独刘晓波，对此很不高兴。散会时，他冲到我面前，铁青着脸，说我出卖了他。假如刘晓波说他不同意我的发言，这可以理解。但他说出卖他，却让我感觉十分夸张。我跟他之间没有任何契约，更不没有任何组织关系，出卖他什么了？当初说要跟他们瞎整，也是他的初衷，我并没有这种准备。没等我作出反应，站在我旁边的程麻恼火了，狠狠地回答他说，你说李劼出卖你什么了？你懂什么了？你文化大革命经历过么？你尝过被挂牌子批斗的滋味么？如此等等。
我本来以为刘晓波听了，会跟程麻当场吵起来。不料，他一声不吭地走了。这让我感觉非常奇怪。刘晓波在会场里那么不顾一切地尽情叛逆，然后冲着我的时候，又是那么的理直气壮。可是不知为何，程麻一开口，他赶紧挂出免战牌，走开去了。
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想再跟刘再复见面了。我觉得不舒服，搅在这么一团争吵里面。我告诉程麻说，我取消跟刘再复的见面。程麻表示理解。后来，程麻转交给我一本刘再复让他送我的书，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性格组合论》，上面有刘再复的签名。我只是把此书当作刘再复的礼物，拿回家后，放在书柜里，一直忘了看。
从理论上说，我对刘再复的理论以及他的理论背景，即李泽厚美学，是非常不以为然的。在这一点上，确实与刘晓波相近。但我的不以为然，可能跟我天性不喜欢黑格尔哲学有关。李泽厚的那一套东西，大致上是黑格尔的底子，再加上受了黑格尔影响的马克思理论。黑格尔叫做绝对精神的，在马克思叫做客观规律。在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我喜欢唯心论。这倒与我导师钱先生完全相同。钱先生不止一次地向我表示过，他讨厌唯物论，说唯物论很粗俗。在朱光潜和李泽厚之间，钱先生坚定不移地倾向于朱光潜，从而对李泽厚有关朱光潜美学的批判不以为然。
不过，我在小组会上与刘再复争论时，却并没有想得这么多。我当时只是觉得刘再复的谈论人道主义，听上去不够真诚，好像在标榜什么，并不是从骨子里的认同。同样的人道主义立场，钱先生是骨子里的，不管在生存方式上如何与俗世妥协，在危急关头如何怯懦，但那样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但刘再复谈论人道主义，让我觉得有表演的成分在内，虽然他的模样看上去很真诚，他的语气听上去很诚恳。
我对刘再复的另外一个不以为然，在于整个会议的设计。先是由刘再复作报告，然后分组讨论，这完全是政党国家的政治会议模式，并且具有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派头和气势。在这一点上，我确实与刘晓波是一致的，不喜欢这种前来听报告的与会方式。也是因为这样的报告和听报告方式，致使我不仅不听不看刘再复的发言，而且对刘再复的其他文章也抱有下意识的冷淡，一如我对所有的政治学习都置若罔闻。有关刘再复的书文，我是过了很多年、由于刘再复发的邀请而到了美国之后，跟刘再复本人有了相当密切的私人交往，才零零星星地读了一些。
但我当时被刘再复的谦虚姿态给感动了。刘再复不仅不以我的批评为意，而且在私下里一再表示，他对我印象很好。记得王晓明也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说他在电梯里碰到刘再复，刘再复对他说，李劼非常真诚。如此等等。我相信这是确实的。
刘再复本人则在后来以他的欣然接受与我对话，向我表明了他对我的这种好印象。
大概是二年以后吧，我记得是1988年的年底，因受程德培委托去北京搞对话，我去刘再复在劲松的住所拜访了他。当时，程德培刚刚创办《文学角》，需要有一些比较有份量的文章。我在北京找了一大批文学界的风云人物，其中当然就有刘再复。再复一接到我的电话，一点不像其他当红的名人那么摆谱，而是非常热情地安排了彼此的见面。
那是个冬天的夜晚。我进了再复的家门。真让人难以置信，如此一个风云人物，并且还有官位在身，竟然住在一个很拥挤的小屋里。但由于忙着搞对话，我也没有细想。那晚与再复足足谈了两个多小时，把带去的录音带全部录完还不够。最后临别的情景让我特别难忘。
说实在的，我在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上，对刘再复并没有留下如何亲切的印象，不管他如何谦虚，毕竟是整个会议的中心人物。我一直到了后来的私访，才对再复的亲切随和，有了切身的感受。不说他那么认真地与我对话，到了临别的时候，他又十分认真地穿上大衣，戴上帽子，还戴好了棉手套，一直把我送到车站上。
他送得我非常感动。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比我年长十几岁，倒过来让我如此送他还差不多。如今回想起他依依不舍地送我，又好像冥冥之中有一种什么缘份似的。说来奇妙，就此一别，彼此再也没有通过任何音讯。直到许多年以后，再复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学召开金庸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讨论会时，彼此才重新相逢。那时，再复在他做生意的弟弟和朋友的资助之下，举办了那个讨论会。后来听再复告诉我说，在筹划会议期间，再复询问我的北大朋友陈平原，邀请哪些国内的学子出来与会？平原提到了我。再复一听，一拍手说，哎呀，我怎么就把李劼给忘了呢。对呀，对呀，一定要把李劼请出来。可是邀请我出来，比邀请其他人要困难得多。再复为此又是给我所在的学校党委写信，又是给教育部写信，费了很多周折，最后才邀请成功。我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历程。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在那个会上，得罪了一个刘晓波，却与刘再复结了个缘。此外，还跟另外二个朋友无形之中结了缘。一个是唐晓渡，一个是胡永年。后来得知，我跟刘再复在小组会上争论时，他们二个都在场。唐晓渡对刘晓波一直持不以为然立场，后来还专门写过文章。胡永年后来在安徽主编《百家》杂志的时候，特意来信约稿，并且不论什么稿子，文学的文化的都可以。由于胡永年的盛情相约，我写了那本《论毛泽东现象》的书稿，其中的篇章，一章一章地在《百家》为我开设的专栏上连载。其中那篇《论毛泽东现象》在90年代初遭到相当严厉的批判。上海的《文论报》、《解放日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全都整版发表同一篇批判文章，那文章的作者是个出名的棍子，好像叫亦木什么的。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不管怎么说，我懵懵懂懂地去与会的那个新时期十年研讨会，后来使我和刘晓波同时成了文学界的公众人物，时称“南李北刘”之类。不管我在个性上与刘晓波如何不同，但在许多理论观点和思想倾向上，也确实相当接近。
不过。刘晓波有一个让我当时感觉不舒服的特点，随便给我扣帽子。我后来针对刘晓波对我的不满，特意再次作了大会发言，公开表明我的立场。我那天在大会上宣布，面对人道主义和非人道主义的交战，我宁可封存自己与刘再复不相同的人道主义立场，以此表示对人道主义的认同和支持。不用说，我这个姿态是故意做给刘晓波看的。我不喜欢他那么说我。
刘晓波果然不高兴了，他当着别人的面，给我扣帽子，指责我说，你再这么说下去，差不多要把《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搬出来了。他说得我很生气，就像平白无故地被人硬按上了杀人放火和强奸妇女的罪名一样。我直直地瞪着他，由于过于生气，一时间竟找不出一句狠话回敬他。旁边的人见我气得不行，赶紧把我和刘晓波劝开了。
事后想想，刘晓波这么说可能是要达到那样一种效果，李劼与他相比，是多么的软弱无能，而他又是如何英勇无畏。数年之后，彼此再度想见，刘晓波又在别人面前如此这般，指责我默默无闻呆在大学里，没有挺身而出，没有跟当局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我当时回敬了他一番话，他听了很不受用，但过后又把我的话写进他的文章，变成了他的看法。虽然他没有说明，那番话是他引用了我的感叹，但我发现，他心底里其实是完全同意我所说的。
我对他说的那番话的大意是，不要光顾了让所有的聚光灯照到自己身上，而让许多默默无闻地作了奉献的小人物们被无声无息地冷落在黑暗里。我当时非常尖锐地问他，当年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没有一个是领袖？没有一个是精英？
现在想来，在晓波和我之间的那些个分歧，相比于彼此共同坚守的文化立场，显得很不重要。我们一面不断地争论着，一面不停地做着同样的事情。不管怎么说，自90年代以来，刘晓波始终毫不妥协地站在持不同政见的最前列。在中国，想要承担自由知识分子使命，不得不选择独孤，不管是求败，还是求成。那样的使命有时候是伯夷叔齐式的，有时候则是陈蕃李膺式的。在没有尽头的黑暗里，总要有人站出去，总要有人站在最前列。那年，我和刘晓波不约而同地站出去。后来，他站在最前列，我流亡到最远方。但在彼此的不同努力中，一直有着共同的诉求，有着相近的品质，承担着一模一样的命运。
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回想与刘晓波的磕磕碰碰，越来越觉得微不足道。要不是我不得不信守不因为朋友而有所回避的承诺，我根本不愿意再提及这些个往事。因为在专制的高压面前，晓波也罢，我也罢，都为自由付出了并且还在继续付着生存的代价，彼此谁也没有因此而退却。一个不让出国，一个不许回国；于是，一个困守，一个流亡，殊途同归，彼此谁也没有辜负当年那个“南李北刘”的名声。在大事情上，彼此又总是不约而同地做出相同的选择，写出相近的文章，不约而同地表达互相呼应的观点。
中国的专制文化，使每个人都成为专制的带菌者。晓波和我，都不例外。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彼此都难免幼稚可笑。我从晓波身上看到的那些问题，施存蛰先生也同样在我身上发现过的。有一次，施先生读了我在八十年代写的一些文学评论文章，对我说，你们这代人的文字，怎么都带有这种大批判味道呀。我听了，顿时眼睛一亮，看到了自己身上与刘晓波同样的问题。
可以这么说，我和晓波都是在对专制的不懈批判中，同时在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上，对自己进行专制病菌的扫毒。对专制的终极批判，不在于反抗，而在于自省。一个能够自省的专制带菌者，才能成为彻底的反抗专制者。相反，反抗而不自省，最终会变成自己最初的反抗对象。中国历史上无数扮演英雄豪杰的反抗者，全都走过相同的悲剧道路。从对专制的反抗开始，到成为新一轮的专制者结束。让我感到欣喜的是，当我一步步地从专制的阴影底下走出来时，看到晓波也在渐渐地变得明亮起来。晓波的困守是孤独的，一如我的流亡。在两个同样的孤独者之间，最终发现的应该是相知和相应。永不退却，当是彼此的共勉。
2003年9月14日写于纽约2004年9月8日改定
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历史备忘》一著，已于2009年上半年在台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