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是联合国“世界新闻自由日”，为纪念这一日子和关注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一些国际组织在香港举行“同一个梦想：我们要表达自由——世界新闻自由日研讨会”，主题是“香港与内地的言论自由”。会议由香港与世界各地的多家关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NGO联合主办，主办单位有：香港记者协会、独立中文笔会、香港中国笔会、美国笔会、悉尼笔会、记者无国界、国际记者年会、世界报业工会。

选择在香港举行这次会议意义重大。首先，今年是奥运年，北京将举办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北京曾许诺放宽新闻采访限制和言论自由以及改善人权，但事实上，中国当局毫无诚意，不仅食言，而且加进了对新闻和资讯的控制，尤其是继续严厉打压敢于说真话的作家、记者等新闻工作者，拒不释放关押在监狱中的40多位相关人士。鉴于此，国际组织一直强烈谴责中国当局背信弃义的行径。选择在中国号称“一国两制”的香港举行大陆的言论自由状况讨论会，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其次，5月2日奥运火炬在香港传递，会议讨论的主题与奥运火炬传递的盛大庆典活动，形成鲜明对比，更衬托出奥运会“同一个梦想”与言论自由“同一个梦想”普世价值观的讽刺意味。

但令人遗憾的是，香港的这次会议遇到了来自香港当局和中国大陆当局的蓄意干扰。旅居瑞典的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张裕博士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但在4月29日这一天被香港当局阻留在香港机场，并强行遣返回瑞典，戳破了香港“一国两制”的面纱，香港正在逐步大陆化；同一天，居住在深圳的独立中文笔会理事赵达功也未能如愿到达香港参加会议，在罗湖海关被警方带走，半个小时后告知不得过关。

张裕和赵达功两位独立中文笔会负责人被拒绝入境香港，引起与会者和媒体的强烈反弹。国际笔会和许多国际组织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和香港当局侵犯人权的恶劣行径，香港和国际媒体对这一事件纷纷追踪采访报道。

这周新闻聚焦围绕着香港“世界新闻日”讨论会和张裕、赵达功被拒入境事件，关注大陆的新闻自由。

●有关香港会议和张裕、赵达功被拒入境的报道

▲国际笔会抗议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张裕被拒入境香港


（独立中文笔会2008年4月30日讯）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今日向全世界笔会发出号召，并转发香港“世界新闻自由日会议”新闻通报，对香港当局拒绝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张裕入境表示最强烈的抗议。抗议书全文如下。

国际笔会以可能表达的最强烈言辞抗议香港官员昨天拒绝允许知名中国作家、独立中文笔会秘书张裕入境香港，他应邀要在那里的一个世界新闻自由日会议上演讲。

据香港记者协会负责人麦燕庭说，张裕在从瑞典抵达香港后被羁留了十小时，同日晚被押上返回瑞典的飞机。

2007年2月，张裕曾被容许入境香港，但此后被以“违反国家安全”为由禁止返回中国大陆。今年初，他还曾访港。张裕博士是中国公民，也是在瑞典有永久居住的科学研究工作者。1989年北京屠杀后，他曾帮助建立那里的一个中国留学生的人权团体；1990年，他参与创立《北欧华人》，担任发行人兼编委，此后任总编辑直到其1997年停刊；1999年加入奥斯陆的中文刊物《通讯》并任编辑；2002年加入独立中文笔会，目前任秘书长。

独立中文笔会以宣扬目前正在发展的中国言论自由为中心任务，是“我们为言论自由准备好了”行动的一个主要贡献者，有关细节请参见http://www.internationalpen.org.uk/go/freedom-of-expression/campaigns/china-campaign/china-campaign

今天，香港活动的主办者之一、香港记者协会发布了一个新闻通报。笔会以国际笔会副会长乔安尼？利多姆-阿克曼作为笔会代表参加这项活动（如下）。

推荐行动：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号召，全世界笔会在各自的媒体上发布这些事件。

▲美国之音记者海涛4月30日报道：国际组织抗议香港拒异议人士入境。

持中国护照的独立中文笔会的两名成员，星期二抵达香港时被拒绝入境。一些国际和中国的记者和新闻、作家组织，星期三在香港召开记者会，要求行动和言论自由。

继丹麦人权活动人士高志活被香港政府拒绝入境后，又有独立作家中文笔会秘书长张裕以及成员赵达功星期二被拒绝进入香港。香港记者协会以及一些国际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组织星期三在香港召开记者会，要求中国政府落实承诺，实现新闻和言论自由。

*要求基本言论自由及人身自由*

独立作家笔会华盛顿成员廖天琪在记者会上说：“这次我们从华盛顿来，主要参加‘同一梦想’活动，主要是为了申张中国的言论自由。但是非常遗憾，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被边境扣留了几个小时后，最后被遣返原来出发地瑞典。我们认为，这是直接对言论自由的一记响亮耳光。不只中国政府不给中国公民言论自由，而且侵犯了他的人身自由。同时也侵犯了我们在香港的集会自由。”

张裕是留学欧洲的博士，持中国护照。不久前曾来到香港，但这次张裕星期二中午从瑞典抵达香港，被边防警方盘查10个小时后，深夜11点遣返回瑞典。

独立中文笔会成员、深圳作家赵达功也在星期二过关时被深圳海关拦下。赵达功说，当局通知他，说他再度被列入边防控制名单，现在他不能到香港。

同赵达功一同经过深圳边防口岸进入香港的笔会成员野火等人叙说了当时的情况：“当时，我和赵达功、杨宽兴、刘逸明、庄道鹤先生一起过关。除了赵，我们四人顺利过关。赵达功被带到问讯室，马上意识到自己来不了了。说你们先走吧。我们等了半个小时，他说他来不了了。让我们先过去。

另外一个同行人说：“赵达功前一段曾来香港。这一次以为可以过来，所以我们过关时，我们以为会和他谈一下，最后还让他过来，但没想到最后结果还是坚决不让他来，这超出了我们想象。”

*向特区政府及特首发出抗议信*

香港记者协会总干事麦燕庭回答记者问题时说，他们向特区政府和特首曾荫权发出了抗议信。

麦燕庭说：“我们为什么向曾荫权发抗议信，我们不光是把抗议信局限在香港，我们还向国际奥委会提出我们的抗议，也希望他们向香港政府和08奥运主办国中国政府提出要求，采取一切措施，保证人民的出入自由和其他自由。”

中国和解智库中国大陆召集人王光泽，也是独立中文笔会作家成员。他说，大家来香港开会，其实目的非常简单。

他说：“这次会议，我们主要想探讨一下在中国的言论自由空间和话语表达的模式。怎样在现在的环境下，来拓展我们话语表达的空间。”

这次由香港记者协会、国际记者联合会、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世界报业协会、记者无国界组织、中国人权、大赦国际等多个单位联合组织的活动，从5月1号持续3号，其中，要在3号向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递交表达言论自由的声明。

▲大纪元记者林怡、吴雪儿5月1日香港报导：奥火传香港 中国作家张裕赵达功被拒入境 多个记者作家团体联合去信港府奥委会抗议

八个关注言论自由的香港及国际组织，自5月1日起一连3天举行有关“世界新闻自由日”的研讨会及活动。举办单位希望在北京奥运百日倒数的开始，能在香港聚集世界知名的自由表达团体、作家、记者等，向中共当局发出清晰的讯息——让言论自由的梦想在中国成为现实。

不过，活动还没举行，举办单位就这次活动所邀请的嘉宾中，已经有一位被香港政府遣返，另外两位被阻拦不让离开中国。这是继《国殇之柱》创作人高志活（Jens Galschi?t）于4月26日被拒入境后，再度发生的被拒绝入境例子。

昨日为北京奥运倒数100天，来港出席活动的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张裕，4月29日下午抵港后被拒绝入境，另一位大陆作家赵达功也无法入境。香港记者协会等组织昨日（4月30日）谴责港府配合中共当局，无理拒绝来港出席活动的作家，并已联合去信港府及国际奥委会提出抗议。

昨日在记者会上，与会组织代表以白色毛巾掩口，象征失去的言论自由，并留空椅子给本来应该出席记者会但未能入境的张裕。

 
台湾著名学者余英时指出，言论自由是香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利用言论自由空间促使中国的各种改革，起到火车头的作用。（摄影：吴琏宥／大纪元）

香港起火车头作用

记者会上，播出了台湾著名学者余英时对这次举办言论自由研讨会的祝贺词。余英时指出，言论自由是香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他说：“香港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利用这个言论自由空间促使中国的各种改革。1950年以后，香港对中国所起的批判作用，是不能忘记的一页，这种火车头的作用就在香港，是香港的光荣传统。”

余英时指出，在中国因说真话而被判坐牢的记者和作家，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他说：“说真话一定要有勇气，不为自己个人的好处作打算。比如说要讨好中共，现在很多人都在讨好中共，要讨好就不敢讲真话，便自我检查，这是中国几十年来的悲剧。”

余英时观察到最近因为中共镇压西藏事件，中国的恶劣人权纪录在全世界受到批评及注意：“这可以说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以来，我第一次见到国际社会对中国（中共）的评论变成如此负面和否定。”

不应只有政府声音

香港记者协会总干事麦燕庭批评港府在中共的压力下，扼杀言论自由。她说：“我们质疑究竟是否现在只许火炬抵港，不许百姓点灯？如果是的话，那人民的言论自由究竟在哪里，言论自由应该公平的，每一个人应该有的，不是只有政府有，不是他们想要火炬很安全、很和谐，而将其他的声音压下去。这种虚假的和谐，不利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的地位。”

中共敏感日子太多

来自美国华盛顿的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廖天琪强调，张裕并未犯错，但是由于中共政权时刻处于恐惧中，每到所谓的敏感时期，都变得草木皆兵：“我觉得这个政权是非常非常恐惧的。它们的敏感时期太多了，一年四季，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它们敏感的日期太多了。六四也是，然后其他的日子也是，五四也是，四五也是，那么现在奥运火炬的传递又变成一个草木皆兵的一个局面。这么一个所谓强大的政府表现出来是什么样子，就是一个侏儒，它是一个道德上的侏儒，一个精神上的侏儒。”

她表示，张裕本身是狱中作家委员会召集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援救中国大陆的狱中作家，这是令中共当局不满的地方。

廖天琪说：“现在在中国，我们能够清清楚楚说出来有38到39个作家是在监狱里面，他们没有犯任何错误，但是他们大部份被判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或是‘泄露国家机密’。大家知道这在中国法律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曾获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颁发“新闻勇气奖”的中国大陆著名自由记者高瑜则对张裕等人被阻挠参加研讨会表示遗憾，她批评中共当局未兑现申办奥运改善人权的承诺。

高瑜说：“一而再，再而三地，你（中共）自己食言，而且在言论自由和人权方面，不断地制造新的灾难。我认为我不理解，我不了解现在中共领导人为什么胸怀这么窄、这么怕，他不就是一介书生吗。”

没新闻自由就不是香港

她续说：“从1997年之后，香港的境况是越来越一制化，一国两制现在是一制化。我希望香港的新闻工作者、香港的人民，我觉得他们还会坚守这个新闻自由，如果没有新闻自由，香港就不称其为香港。”

麦燕庭说，此次活动所邀请的境外嘉宾共有40位，现时已知道的是张裕被拒入境、赵达功及另一位嘉宾被当局阻止离开中国，在未来几天会有获邀的境外嘉宾陆续到港，所以现时仍无法估计此次的活动会有多少位嘉宾未能到港出席活动。

由5月1日起一连两天，将会有多场有关言论自由的研讨会，而5月3日的活动则有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的艺墟，以及港九巴士巡游等，另外，举办团体还会到中联办递信，要求中共给予中国人民言论自由。

▲自由亚洲电台（RFA）记者心语5月2日报道：港记协及国际笔会等机构研讨会探讨大陆新闻及言论自由。

一场探讨大陆新闻及言论自由的研讨会，在北京奥运圣火于中国境内首站——香港传递之前展开，多位原本应邀前往参加会议的人士无法依时出席，成为会议上的另一焦点。

香港记者协会及国际笔会联同多个机构星期四开始展开一连两天会议，探讨大陆的新闻自由及言论出版自由等问题。

会议在早上十点开始，首场应邀讲演的嘉宾包括原《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昝爱宗、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研究员赵岩、前北京经济学周报副总编高瑜。然而，在嘉宾席中却空出了一个位子，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研究员赵岩没有依时出席会议。主持该场会议的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廖天琪表示：“本来应该坐在这里的赵岩先生缺席了，至于他缺席的原因，我只能说，原因不明。”

原《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昝爱宗在发言时表示，在大陆，虽然当局对新闻自由管制得十分严格，但还是有不少具理想抱负的新闻工作者：“总有一些记者他不被恶势力所压倒，经过打击以后他会更加坚定地去钻官方的空子。例如，突发事件发生以后，记者往往在宣传部还没反应过来以前，记者往往就在网上将消息发布出去了。”昝爱宗表示，大陆的新闻自由就是在当局控制不住的时候实现的。

前北京经济学周报副总编高瑜则表示，近来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让她感觉到，大陆的愤青和其它国家的愤青有明显的不同：“对走在法国，走在伦敦走在洛杉矶，打着红旗的，简直像文化大革命，也都称为愤青我觉得并不准确。因为法国和韩国的学生他们和警察在对着干，他们拿石头投向警察，他们高呼的口号是反对他们的政府。但我们的愤青，他们是在赞扬不给新闻自由，不给很多公民出入境自由的政府，完全是拥护政府，好像他们是共和国的卫士一样。”

在中场休息时，主办单位利用电话联机，让被拒绝入境的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秘书长张裕向在场人士说明被拒绝入境的经过

对于该次研讨会有诸多人士未能如愿出席，身为主办单位的香港记者协会总干事麦燕庭向本台表示：“这当然是不完美的地方，但我们已经有三十多人是由内地过来的，我们希望他们的意见可以让香港人听到，而港人对言论自由，对新闻自由的看法，也可以让他们带回内地去。”

▲美国之音（VOA）5月1日报道：中国知识分子批评无新闻出版自由。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作家和学者星期四在香港开会，对中国仍然缺乏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提出批评。

一些来自中国的记者、作家、学者星期四在香港开会，讨论中国的新闻出版自由问题。北京新闻工作者高瑜说，由于新闻控制，很多历史和现实问题都成了敏感问题和不能碰的禁区：“共产党革命年代的历史，现在都成了禁区：延安整风不许谈，文革是禁区，反右是禁区，六四更是禁区，到现在维权都是禁区。所谓真实性，在新闻控制当中，一定要掩盖掉。”

浙江新闻工作者昝爱宗举例说，由于新闻控制，有些记者根本不动脑子，闹出了最近某报纸把金正日说成父亲而把金日成说成儿子的笑话。但总体来说，新闻工作者还是希望能得到更大自由的：“打击新闻自由，有时到了掩耳盗铃和荒唐的地步。你说他是‘真理部’，他说我就是真理部，怎么样？！就给你记者颜色看，记者也没办法。在中国这个社会，最后他控制了你的饭碗，这是很头疼的。”

四川作家冉云飞常年坚持每天写博客。尽管他的博客文章有时也被删掉，但他认为，非常有必要发出声音，这就和吃饭睡觉一样：“我觉得，一定要发出声音。共产党每天办人民日报，我就每天办自己的‘报纸’。我并不以正确自居。我要让内地人民知道，在新华社，在人民日报，在中央电视台之外，还有另一种声音存在。”

北京历史学者丁东说，出版业，是政府需要严加控制的一个行业，这直接涉及到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实际上是镜中花，水中月，看得见，摸不着。”

他说，现行的行政法规，限制了公民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他说，在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写作有自由，出版有纪律。

这次研讨会还播放了90多岁高龄的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的录像发言。他说：”应把所有被抓起来、因言获罪的人都放出来。让记者无国界组织在北京设办事处，建立分支机构，应把中国记协办成一个真正为记者服务的组织，而不是一个管记者的组织。”

还有80多岁高龄的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的发言：“都是毛泽东搞的。我们有言论机关，没有言论自由。现在的领导，不是开拓型的。20年以后，可能发生变化。”

还有因为揭发地方官员腐败遭到判刑并坐牢多年的前山西新闻工作者高勤荣的发言：“希望这次会议能促使中央政府依法治国。真正像胡锦涛所说的，实现公平正义。”

另外，中国和解智库大陆召集人、北京学者王光泽有关政治和解的发言，引起了不少反馈和讨论。一些听众说，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更没有政治自由。一方是有权有势的加害者，一方是弱势的受害者，前者没有任何愿望和动力去同后者和解。但王光泽说，和解的事情，和任何事业一样都很难，但必须有人推动有人去做，否则，更是一事无成。

▲新世纪新闻网特约记者武宜三报道：同一个梦想—世界新闻自由日研讨会现场。

香港记者协会、国际笔会、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中国信息中心、劳改基金会、独立中文笔会、墨尔本笔会、中国人权、无国界记者等共十二个团体合办连串活动。四月三十日记者招待会、五月一日和二日举行研讨会、三日为艺墟。

原为活动主持人之一的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张裕在4月29日下午抵港之后被港府拒绝入境，被送回一架飞往瑞典的班机上、独立中文笔会理事赵达功也被阻止而无法出境参加会议；为此，该活动其他主持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用白布条绑在嘴上，抗议中共当局对言论自由的严重破坏。

研讨会由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庭、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及劳改基金会代表廖天琪等人主持。首先播放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原中共组织部付部长李锐、原新华社付社长李普等人的录像讲话。在研讨会上讲者包括：原《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昝爱宗、前北京经济学周报副总编高瑜、来自四川的自由主义作家冉云飞、智库与和解负责人王光泽、新加坡《海峡时报》特派员程翔、壹传媒主席黎智英、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主任锺庭耀等。讲题包括：内地言论自由的机遇与挑战、出版与写作－内地作家的发表途径、外国新闻工作者在内地的言论自由空间以及外国记者和出版商进入中国的困难与机遇等。

三日在遮打花园有展览与表演活动，包括各参与单位国际记者联会、香港记者协会、无国界记者、撑港台、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中国人权、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香港中文大学生生会中国民运基金、香港人权监察、劳改基金会 、中国信息中心、香港中国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墨尔本笔会、悉尼笔会的介绍、音乐演奏、行为艺术及大陆歌手周云蓬的唱歌等。

 ●国际组织和媒体关注中国大陆新闻自由

▲国际笔会以师涛案纪念“世界新闻自由日”：号召全世界作家敦促中国政府在奥运前释放师涛等中国全部系狱作家和记者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2008年5月3日讯）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今天以向全世界各笔会发出作家行动号召，以师涛案纪念“世界新闻自由日”，敦促中国政府在奥运前释放师涛等中国全部系狱作家和记者。“作家行动号召书”全文翻译如下。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以聚焦中国诗人兼新闻工作者师涛案例，纪念今年五×三“世界新闻自由日”。师涛因“向境外泄露国家机密”罪名正服十年徒刑。

师涛被判罪是由于向一个海外网站发的一封电子邮件，使用了一个雅虎电邮户头，而雅虎向中国当局提供了有关他身份的资料。

国际笔会认为，师涛被判罪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在1998年成为其签署国）第19条和《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师涛是先进技术用于监视、搜索和追踪个人而倒下的异议作家之一，因在互联网上行使言论自由而被看作违反中国法律。

2004年是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抗议者遭军事镇压十五周年，当时据报有数百民众被杀。由于恐怕周年祭可能引发新的主张改革的示威活动，中国当局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一系列媒体限制，以使有关十五周年的所有讨论排出在公共舞台之外。2004年4月20日，时为《当代商报》新闻工作者及编辑部主任的师涛出席一次编务会，会议上传达了包括这些限制的一份官方文件。师涛记了会议笔记，当晚从办公室用他个人的雅虎电邮帐户，将该文件的概要发给纽约《民主论坛》和《民主通讯》的编辑。《民主论坛》是一个在中国被禁的海外异议新闻网站，《民主通讯》是一个电邮信息网络杂志。师涛以镇压日期“198964”为笔名发送，其笔记经《民主通讯》以此笔名散发，此后又在其它网站上转载。

中国当局没有立即对师涛采取行动，他得以于2004年5月离开《当代商报》，成为自由记者兼作家。但是，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很短，于2004年11月24日在山西省太原市其家附近被长沙国安局警察拘捕，成为当年对作家、新闻工作者和知识分子更广泛镇压的一部分。根据法庭文件，雅虎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向中国当局提供了有关师涛身份的资料，后来就被用作对他起诉和判罪的信息。

师涛被判刑时不到37岁，已是发表大量作品的诗人，其作品在一些评价高的全国性国家文学刊物刊载。虽然他的作品没有被收入任何一部年鉴，但已发表几本诗集，包括2002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天堂的边疆》。翻译者殷海洁（Heather Inwood）指出，师涛的诗似乎受其涉入的民主和言论自由运动的强烈影响，许多诗中“充满愤怒、死亡、黑暗、血腥和暴力”。他也以发表在《民主论坛》等海外中文媒体上的社会评论而知名。

师涛最初两年被关押在高度禁备的湖南省赤山监狱，在那里的珠宝厂中被强制劳动。因宝石切割和打磨生产过程，他和那里的许多犯人都患有肺病或其它呼吸道病痛。师涛还有皮肤溃疡和胃病史，因此其健康状况颇受外界关注。2007年6月，他转到德山监狱，在那里不再干苦工，据说健康也有所改善，但胃病仍未得以治疗。

师涛的诗《六月》写于2004年6月9日，“六四事件”十五周年后数日，离他发出那要命的电邮不到两月。此诗是国际笔会诗歌接力的焦点，参照奥运火炬接力的日程，通过诗歌及翻译，力图提醒中国言论自由问题。全世界各笔会已以超过60种语言翻译和录制了《六月》，并利用国际互联网作为主要工具，将该诗虚拟环“游”世界，从一个笔会到另一个笔会，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在旅途中加入新的译文，最终到北京参加2008年奥运会。请到www.penpoemrelay.org去追随诗歌接力的进程，

作品

六月

所有的日子

都绕不过“六月”

六月，我的心脏死了

我的诗歌死了

我的恋人也死在浪漫的血泊里


六月，烈日烧开皮肤

露出伤口的真相

六月，鱼儿离开血红的海水

游向另一处冬眠之地

六月，大地变形、河流无声

成堆的信札已无法送到死者手中

（更多作品见http://www.boxun.com/hero/shitao/）

建议行动

请向中国当局发送呼吁书：

——抗议监禁新闻工作者、诗人和异议作家师涛，呼吁根据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表达对师涛健康状况的关注，寻求确保他在监狱中受到人道对待，并促使他得到任何必要治疗；

——敦促中国当局在接近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时，通过释放所有因和平行使自由表达权而在中国受监禁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以显示其对中国新闻自由的承诺。

政府地址：

中国北京，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阁下

中国北京，100020

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10号

司法部长

吴爱英女士阁下

新闻出版

号召各笔会利用所提供的资料，在各地新闻媒体上发表师涛的案例、国际笔会诗歌接力，以及中国的新闻自由问题。

号召各笔会考虑接受师涛为荣誉会员。

需要更多信息者，请联络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

Cathy McCann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Tel.+ 44 （0） 20 7405 0338，

Fax： +44 （0） 20 7405 0339，email： cathy.mccann@internationalpen.org.uk

▲自由亚洲电台（RFA）4月30日报道：自由之家全球新闻自由报告 中国仍被评为不自由国家。

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独立团体“自由之家”星期一发布2008年全球性新闻自由度调查报告，中国仍被评为“不自由”国家。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雷克和高山采访报道

“自由之家”的报告把中国列为新闻不自由国家，报告还显示，中国新闻自由不但未得到改善，而且有明显倒退现象。 自由之家 的报告根据法律环境、政治环境及经济环境三项指标评比。自由之家的评比分数越低，代表自由度越高，台湾总分为20分（法律环境7分、政治环境7分、经济环境6分）。台湾属于新闻自由的地区，而中国大陆总分为84分，法律环境28分、政治环境35分、经济环境21分，中国因此被列为新闻不自由国家。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及地区当中，中国排名倒数第三。 “自由之家”亚洲部研究员撒拉－库克女士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大陆的一些记者在调查报告方面有些突破，另外中国政府还实施了有关规定，减少对外国记者的采访限制，

“过去一年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十七大的召开是一件大事，在去年10月份之前，中国就加强了对媒体特别是对网络媒体的控制，政府关闭了很多讨论政治敏感问题的网络论坛，封锁外国媒体的新闻网站，并抓捕在网上发表不同政见的中国异议人士和网络记者，一些在海外的博讯网站和大纪元网站上发表文章的中国记者遭到打压。中国有1万8千多个网站被政府查封。“

自由之家的报告说，去年3月，浙江的网络记者张建红因为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政论文章而被判刑6年；而“百姓“月刊的主编黄良天因为发表了一些中国内陆农村生活现状的报告而被免职。到去年年底，中国有29名网络记者和51名政治异议人士被抓捕。自由之家的研究员库克说，尽管如此，中国的一些新闻记者在调查报告方面有一些突破，如 湖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他是揭开山西黑砖窑内幕的第一人。他三次到山西的黑砖窑调查，

“山西黑砖窑的调查报告，导致几十名被拐骗的奴工得救，其中有10多名被拐骗的少年学生。后来的一些跟踪报道使得一千多人得救，很多黑砖窑被关闭，一些涉案的腐败官员受到惩罚。但是，后来政府封锁媒体继续报道黑砖窑问题，一些外国记者去山西黑砖窑做采访调查也遭到地方政府的限制。“

自由之家“的报告说，2007年年底之前，中国的一些网络异议人士，包括著名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和高智晟被监禁。中国记者在过去一年频频遭到毒，去年一月，中国贸易报刚刚雇用的记者兰成长因为去非法煤矿调查而被矿主的打手活活打死，矿主指控兰成长诈骗钱财。2007年8月，中国湖南一座桥梁倒塌，赶到现场采访的5名记者遭到毒打。自由之家的研究员库克说，中国新闻界过去一年的正面的消息，还能找到一些，如2004年以来一直遭到监禁的纽约时报的研究助理赵岩被释放，被判处6年徒刑的原广州”南方都市报“编辑李民英在服刑三年后被提前释放，

另外一个问题是在中国的外国记者采访权问题。根据去年一月中国政府实施的外国记者采访新规定，外国记者不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就可以采访中国公民，新规定还放松了对外国记者的旅行限制。但很多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仍遭到各种骚扰，今年三月拉萨事件发生后，很多外国记者去西藏采访受到各种严格限制。“

自由之家是美国罗斯福总统夫人埃莉诺及一批爱好自由民主人士发起成立，为超党派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自1980年起每年发表的全球性新闻自由度调查报告，是目前全球新闻自由度最具权威的评量报告之一。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5月3日报道：公布新闻自由掠夺者名单。

今天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公布世界上39个新闻自由掠夺者。其中伊斯兰激进武装被列为首位。其中阿富汗塔利班绑架和杀害两名意大利记者，并且袭击多个独立广播媒体媒体的所在地。一名丹麦记者死于喀布尔的自杀式袭击。毛拉-奥马尔的武装去年逮捕了10来名记者。另外巴基斯坦斯坦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分子也经常绑架、威胁和杀害新闻工作者。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名列39个新闻自由掠夺者名单。中国是世界上逮捕囚禁记者最多的国家。此外，缅甸的丹瑞大将，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朝鲜的金正日，俄国的普京，哥伦比亚游击队也名列其中。美国总统布什5月1日在有关新闻自由的讲话中表示，记者应当能够在不受迫害的情况下，没有恐惧地工作。但在一些国家，还有一些用于镇压的法律，严重地限制了讲话的自由。在布什例举的国家中包括：白尔罗斯、缅甸、中国、古巴、朝鲜和津巴布韦。

在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记者无国界组织首次公布在欧盟地区记者受到暴力攻击的调查报告。该报告说，在欧盟，没有发现国家出面杀害、关押、或限制记者的现象，但有些记者和他们的家人受到私人团伙的威胁、攻击甚至图谋杀害。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3日报道：世界新闻自由日：奥运年中国新闻不自由。

今年5月3号是联合国“世界新闻自由日”。由于今年是北京奥运年，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颇为令人关注。在中国的新闻界人士告诉本台记者申铧，中国的言论空间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扩展，但是政府的控制仍然无处不在。

今年是《联合国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言论表达自由是该宣言第19条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也是中国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在北京奥运之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人们关注的焦点难免会集中在中国的言论自由状况上。

北京的资深媒体人士凌沧洲认为，去年被很多人视为是中国新闻界的“寒冬”，“纸馅包子”事件引发了政府对新闻媒体的整肃。不过在他看来到目前为止，中国媒体还是有一定的言论表达空间：

“比如从一定的技术层面上讲，由于报纸的竞争或者中国人自身的努力，可能有一些调查性的新闻也能出来。比如最近《南方都市报》捅出的四川凉山童工被大量拐卖到广东东莞。这种新闻过去都是不太可能出炉的。”

凌沧洲还提到，网络媒体的发达，给民众提供了广阔的言论平台，公民记者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广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媒体人士也有同感。他说，网络的作用可以从最近网民抵制美国CNN电视台可见一斑：

“起码现在我们的受众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他也有自己的途径去获取信息，并且提出自己的质疑。”

记者：“你认为质疑ＣＮＮ的民众看到了CNN的报道？”

凌沧洲：“我想现在对很多上网的人来说，会使用代理一点也不奇怪，所以，政府方面怎么样做信息封锁和审查是政府方面的事情。对于想了解真相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当然是有自己的办法。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大家对英文信息阅读能力的加强，我想解除互网封锁实际上只是迟早的事，事实上他也没有办法完全达到他那个目的。”

最近据总部在美国的《中国信息中心》报道，尽管国际奥委会明确要求中国政府在奥运期间不能封锁网络，但中国官方近期加强了对网络的封锁。四月底，北京、湖北、浙江、山西等地的互联网用户反映，他们无法登陆境外网站，即使通过多种破网软件，也无法浏览海外网站的新闻。封锁严重时，gmail和hotmail等海外网站的邮箱只能看邮件，而不能写邮件和使用其他功能。

中国政府已经许诺，在奥运期间，报道奥运会的大约几万名记者将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浏览互联网，但是中国13亿国民能否享受到这种权利就很难说了。最近在网络上非常活跃的维权人士胡佳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三年半徒刑。官方指控他的罪证就是他在互联网上发表的几篇文章以及接受境外媒体采访。

今年一月份，中国政府按照申办奥运会时的承诺，出台新的规定允许外国驻华记者在中国自由采访。这个规定是否得到落实呢？驻北京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国记者告诉本台说，现实离中国政府的承诺相差很远：

“西藏骚乱之后，中国政府关闭了通往西藏和周围藏区的大门。以前我们去西藏是需要特别许可的，但去四川、甘肃、青海是不需要许可的。现在这些地方我们都不能去。”

这位驻华外国记者还说，地方官员曾明确地对他们说，他们对中央政府允许外国记者自由采访的规定不屑一顾：

“我们有记者到出事的藏区去采访，地方官员对他们说，他们不管中央政府的什么新规定，在当地，他们就是法律。”

不过这位记者同时承认，在报道非敏感新闻时，他们还是能够得到地方官员的配合。

很显然，中国政府不愿意听到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在敏感问题上。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三月份爆发的西藏地区的骚乱时，基本上都是一边倒地批评参加骚乱的藏人，批评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不会在网络上透过封锁墙获取信息的中国民众很难得到有关这些事件的全面的信息。由黄良天主办的《农产品市场周刊》的网站由于刊登有关达赖喇嘛比较全面的介绍而被官方短暂封锁，解封后这些文章都被删掉。北京资深媒体人士凌沧洲有一个比喻来形容中国官方媒体所处的境遇：

“在城堡里人们都观看比赛的时候，人们鼓掌、愤怒都是看着一根指挥棒在起舞，我觉得中国新闻界就跟城堡里的人一样，受制于宣传部的指挥棒起舞。”(怪物史瑞克－SHRIEK)

不过凌沧洲特别强调，在中国的新闻界还是有一批有良心，不愿意做违心宣传的人士。他对中国政府对言论的控制提出了置疑：

“其实，新闻界有大批的有识之士和大批的有良知的人，但是他不得不在一种传统的惯性和僵化的制度下把灵魂扭曲，我觉得这也该引起上层的反思。他们所设置的这些制度和宣传精神、吹风会、通气会究竟符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我觉得上层也不是没有有识之士的。这些人也要想想对我们的文明究竟怎么有利。”

▲英国广播公司（BBC）5月3日报道：新闻自由日 中国再成批评焦点。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扼杀新闻自由者名单\”中国再次名列前茅。

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批评北京，在奥运会即将召开之际，继续压制新闻自由、封锁言论。

在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年发布的\”扼杀新闻自由者名单\”的39方中，中国被名列其中。

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目前中国有数十名记者和网络作者因为报导新闻实情而被捕入狱。包括胡佳在内的异议人士因发表个人言论而遭到关押。

封锁新闻

该组织还批评中国政府在3月西藏骚乱期间封锁新闻信息的做法。

古巴、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斯瓦西兰以及科特迪瓦5国因为国内的新闻政策自由化没有再进入今年的名单。

而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和西岸，以色列等10个新的\”扼杀者\”因为其攻击记者、压制新闻自由政策被列入今年的名单。

记者无国界组织还首次就欧盟新闻自由问题指出，虽然欧盟有真正的新闻自由，但记者们在某些欧盟国家仍面临危险。

欧盟问题

该组织发表报告说，威胁和袭击记者事件在欧盟国家仍时有发生。

该组织的发言人说，欧盟记者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面临的风险最大；西班牙是因为埃塔分离分子活跃，意大利是因为黑社会势力。

该发言人说，在欧盟新的成员国，比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共和国以及塞浦路斯，记者们受到的威胁和攻击大部分是来自犯罪团伙或极端民族主义分子。

▲德国之声记者亚思明采访李大同：至多20年，言论自由的支票必须兑现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德国之声记者连线中国著名新闻人李大同先生，请他谈谈对于中国新闻现状的看法。李大同创办的《冰点》周刊曾因碰触敏感话题而遭中宣部勒令停刊，李大同本人也被免去主编职务，并禁止从事编辑工作。但他此后一直没有停止过争取更大言论自由空间的努力。去年8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期间曾点名会见李大同等四名中国媒体人士代表。

德国之声：作为中国的一名新闻从业人员，您所追求的新闻理想是一种普适的价值观还是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自由？

李大同：在新闻自由的本质规定上，没有什么国别的区分，应该是一种普适价值。这一点其实已经非常清楚。联合国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中国政府事实上也已经签字，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得到人大常委会的批准。这个普适价值实际上是得到公认的。

有学者认为，\”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民主制度\”，这句话是不是也可以颠倒过来说–没有民主制度就没有新闻自由？

对对对，这两者一定是相辅相成的，是共同生长的。不可能只有一个而没有另一个。一定是这样的。

那么在现行的中国体制下，只要继续存在着一党专政制度，讨论新闻自由岂不是妄谈？

就制度层面而言，中国现在当然是不存在新闻自由的。但是中国的事情历来是复杂的，需要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一方面，新闻体制方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进；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已经看到，近30年来，中国新闻报道的空间正在不断地增大，公民能够表达的意见范围也在不断地提升。这就像是一壶水在慢慢加温，等它升温到了一定的时刻，就会发生质的变化。

也就是说，从量变到质变。

对对对。

那么在您这样一个资深媒体人看来，当今西方民主国家现存的新闻体制是不是值得向往？

嗯，我想，这是新闻自由的一个基本点。这个基本点就是，创办新闻媒体是公民的权利，而不是政府的权利。这是一个基础。新闻自由的含义就是要表达公众的意见，而不是官方的意见。表达官方意见就是一种宣传。其实中国也并不是说，从来就没有过新闻自由。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出现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民间媒体，例如大家都很熟悉的《大公报》，《新民报系》，包括储安平先生创办的《观察》杂志。中国近代史上非常著名的媒体都是民间媒体，目前的状况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造成的。中国曾经有过新闻自由的时代，我们不过是要回归而已。

西方媒体前一阵对西藏骚乱以及后续事件的报道导致中国民众对西方新闻界一向标榜的\”客观、公正\”产生了怀疑乃至抵触情绪，您是否也对此感到失望？

对于整个西方的报道，我不可能看到。我也无法根据我所看到的信息做出一个全面的鉴定。但是很明显，某些著名的西方媒体确实犯了一些错误。譬如张冠李戴，这样一些明显的错误是不应该发生的，也不是完全因为疏忽造成的，它是一种立场的偏移。但是我也想说，之所以西方媒体未能做到\”全面、客观和公正\”的报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在现场。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政府的条件反射就是把所有的外国记者都赶出了事发地，同时又要求西方媒体作出\”客观公正\”的报导。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现在距奥运开幕还有90多天的时间，近日，外国驻华记者俱乐部批评说，中国舆论界对西方媒体怀有的\”敌意气氛\”将会对他们在奥运期间的工作造成威胁。而中国政府先前曾承诺说，要对外国记者开放更多的言论自由的空间。目前的局势对于中国整体的新闻自由发展究竟是起到了促进作用还是一种挫伤或者倒退？

关于西藏事件的报导，中国政府已经明显地违反了承诺。他曾经公开向外国驻华记者许诺采访自由，但当新闻真正发生的时候，立刻就剥夺了这种自由。在这件事情上，中国政府已经违约了，但我想他们也会从中汲取教训。也有一些外国媒体的记者告诉我说，他们受到了中国少数公众的非常恶劣的威胁，甚至是暴力性的恐吓。在我看来，西方媒体不必太过当真，中国的愤青历来如此。抵制家乐福也好，抵制日货、法货也好，都是少数公众在单一信息的控制下产生的不理智行为，也没有多少群众基础。现在中国民众从整体来说，理性的成分已经越来越高，这在抵制家乐福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目前在网络上发出的已经不是一边倒的声音，而是两军对垒。即便是有一些人站在家乐福门口，威胁顾客不许进入，但是大家还是在照常购物。我想，这都是中国社会发生的良性的改变。西方媒体不必太过忧虑，奥运期间应该可以正常工作。

您曾经说过，至多再过20年，中国将会在体制上发生根本性变革，新闻自由将会得到彻底实现。您说这句话的根据是什么？

是一种估计吧。因为这30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非常深刻的改变。现在中国媒体不允许说话的领域正在变小。只有当涉及高度敏感的问题时，媒体才会受到控制，发不出声音。但是这样的一种做法已经越来越不能获得社会认可。这一次在奥运火炬的传递过程中，中国官方媒体虽然做了大剂量的宣传性的反击，但是，我们看到，这种反击在国际社会是不起作用的。也就是说，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媒体没有话语权，不管你说什么，别人都不会相信。为什么不信？因为这只是政府的声音。没有独立客观的第三方调查和第三方发言，媒体就不具备任何意义上的公信度。因此我想，这次媒体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已经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反思，并且将会影响未来的媒体政策。中国当局已经看到，光是政府出面是不行的，说话没人信，不如有一种中间力量出来。我想，这种变化将会渐渐发生–何况中国的体制性变革是有宪法基础的：中国宪法赋予了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这个支票必须兑现。我估计也就是20年时间了。

▲英国广播公司（BBC）5月3日专题评述：如何看中国新闻自由现状？

中国大陆独立记者和自由撰稿人高瑜，1993年因“泄漏国家机密”被判刑6年。她说，中国言论自由现状比她坐牢的年代更为糟糕。高瑜特别提到当局对网络异议人士的打压。

一些在网络上发表文章的记者被捕入狱。 “ 虽然他们被判的刑期不是很长（除了师涛之外），但是那些被判了两三年的记者，也是要进监狱的，也会丢掉工作的； 他们离开了工作，怎样生活呢？这是每个记者都要考虑到的问题。”

但是她也批评了当今的记者同行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争取新闻自由。

互联网在中国越来越普及

“现在的记者和我们那时作记者，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那时工资都不高，大家都在辛辛苦苦工作，现在的记者，买公寓的，买私家车的，太普遍了。”

“他们对目前的新闻自由状况感到很满意了，觉得政治问题与自己无关，在人权问题上，更是自律。”

高瑜说，中国报纸现在有些做得很专业，甚至超过了香港，但是却欠的是人文的关怀。对社会基层一些问题，有报道的自由，但是真正能引起社会轰动的新闻，和80年代比已经很少了。

“现在虽然提倡思想解放，但是没有看出任何思想解放的趋势。过去胡耀邦推动了真理标准讨论，一下子全社会都参与进来。现在则是金钱左右一切。”

▲德国之声5月4日采访报道：保护记者委员会主席谈奥运会与新闻自由。

在中国媒体突出奥运软硬件设施日臻完善的同时，国际社会却更加关注中国的人权和新闻自由等问题。不久前，中国人权、记者无疆界等非政府组织在巴黎联合举办了名为\”赢得新闻自由\”的研讨会。

原华尔街日报编辑、保护记者委员会主席斯泰格尔在会上作了有关中国新闻自由状况的报告。德国之声中文广播部主任冯海因就中国对奥运采访的政策，采访了斯泰格尔。

德国之声：您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内容是关于中国政府在奥运前就保障新闻自由作出的承诺和实际行动。北京奥组委在申办奥运时到底作出了什么具体承诺？

斯泰格尔：北京奥组委承诺，媒体可以自由采访报道奥运会，而且并没有限定只针对外国记者。但实际落实的情况是，这一自由只有外国记者才有。保护记者委员会希望中国政府能让所有中国记者也拥有采访报道的自由，并将这一措施变成长期方针，至少保持到奥运会结束后较长一段时间。但中国方面决定，有关规定今年11月就将终止，将恢复原有的限制媒体自由的做法。我们呼吁中国政府作的另一件事是，不要再充当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统计，共有24名中国记者因在国内的采访报道工作获罪入狱。我们希望这一情况能有所改变。

德国之声：如果中国政府说外国记者可以自由报道奥运会，也可以辩驳说，你们可以报道赛事，我们有那么漂亮的奥运场馆设施和新闻中心，但与体育竞赛无关的内容就不一定报道了。

斯泰格尔：我想，中国政府和国际奥委会对有关保障新闻自由的表述，内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记者不仅能够自由报道奥运会，还可以报道他们所见到的中国。我认为对这一点不存在疑问。当然要想狡辩总能找到说辞，但我认为在这一问题上，狡辩不会赢得好感。

德国之声：当时是否达成了书面的承诺，有合约一类的文件，可以作为诉诸法律的根据-？

斯泰格尔：我不是中国法律或国际法方面的专家。据我所知，与此有关的文件没有被公开。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记者或其他任何有兴趣关注这件事的人还无法查证有过哪些成文的约定。但就国际奥委会和中方已经公开的声明来看，中国对保障新闻自由作出的承诺是很清楚的，即在奥运期间开放对媒体报道的限制，包括奥运比赛期间，之前的准备进程和之后的后续报道。

德国之声：您是否认为国际奥委会对中国政府，或至少对北京奥组委能够施加一些影响，促使他们履行自己的承诺？

斯泰格尔：我认为，国际奥委会对中国有道义上的压力，但仅此而已。毕竟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北京不会听命于国际奥委会这样一个非政府组织。直到不久前，国际奥委会对引起国际关注的一些问题甚至从来没有公开表过态。我很高兴，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现在终于谈到了这些问题。我想，这是恰当的做法，国际奥委会应该继续推动中国实现自己曾经作出的承诺。

●香港会议的部分发言和新闻自由的相关评论

▲网刊《民主中国》4月30日发表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张裕博士的文章《中国的网络言论压制》。这篇文章是2008年4月19日张裕博士在巴黎《北京2008奥运会：赢得新闻自由》研讨会上的发言，全文如下：

中国于1994年加入全球国际互联网，1995年使互联网投入商业用途。1996年，中国只有不到十万互联网用户，五万联网电脑及一千网站。到11年后的2007年底，这三项都增加了四个数量级，互联网用户达2.1亿，联网电脑达7800万，网站达150万。

互联网在中国接入和使用的显著发展，当然至少在技术上改善了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人民生活质量。独立写作者，尤其是网络异议人士，原没多少机会在传统媒体发表自己的批判观点，现在能找到多种机会，通过互联网发表作品，比起那些为言论自由奋斗多年的前辈，一般面临少得多的麻烦。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警察国家，从未放松警察对网络言论的审查控制，也未减少网络压制。中国“网警”（网络警察）的正式全名是“国际互联网安全监察专业警察”，1996年开始在一些可接入互联网的大城市中组成公安警察的分支。1998年，公安部设立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局，随后在全国各级公安部门设立同名分局、处、科。2002年起，网警开始转为与交警、刑警一样更独立的专业警种，设立省大队、市支队和县中队。中国现有五万多网警，平均每人负责四千网民，各级网警设立了五百以上网站。

2006年1月1日，深圳推出“虚拟警察”，将网警的卡通形象人格化，一个男警叫“警警”，一个女警叫“察察”。这对可爱的“虚拟警察”不但各有网页，而且在深圳市的各大网站论坛巡逻，提醒网民注意网上言行，检查网络言论信息，并为告发者提供网络报警服务。到今年2月，全国已有150多城市的网警跟进，使五万以上网站有“虚拟警察”巡逻，并设有 “虚拟警亭” 供网络报警。

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监禁国。2004年以来，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记录了79人的83个案例，不包括西藏的系狱者、一个月内的短期被拘者和2004年以前的获释者。其中39人仍系狱，包括4位以前曾获释者；另40人已获自由。83案中因至少部分涉及网络活动而问罪者61案，约占四分之三。在仅因网络活动问罪的31人中，因网言被捕者，第一案发生于2000年6月3日，为四川“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而最近为去年底在北京被捕的胡佳；因网言判罪者，第一案发生于2001年4月6日，为河北的郭庆海，而最近为4月初被判刑的胡佳。异议人士被捕数和判罪数的年度记录最大值，分别是2004年被捕达14人和2003年判罪达19人，此后除2006年判罪数外，统计数目都逐年递减。这个递减倒未必显示网络压制更少，或言论自由有更多改善的趋势，相反更是2003年网络大镇压的结果，也是近年来的网络审查更有效和压制更严厉的结果。

在中国仅因网言而判罪是2000年底之后的事。当年12月28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典型的滥用法律，压制网络言论自由。例如：

第二条，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构成犯罪的任何行为，都将根据《刑法》相关条文追究刑事责任：
1）利用互联网造谣、诽谤，发表或传播有害信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2）通过互联网盗窃或泄露国家机密、情报或军事资料；
……

2000年，在这个《决定》被通过之前，包括黄、郭在内有三人仅因网言被捕。2001-2002年，三人都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判5-10年徒刑。自此以来，仅因网言而定罪的28人中，占86%的24位网络异议人士以此罪名被判2-10年徒刑。这里显示了对网言的一个实际限度：以此罪名定罪的最少网文数，为贵州记者李元龙撰写上贴的《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等四篇批判性幽默文字，他在2005-2007年为此服刑两年。

其他四案所判罪名各不相同：

马亚莲——仅因在网络上张贴警察迫害她和其他拆迁户和上访者的亲身经历，于2004-2005年以“扰乱社会治安秩序” 罪名被劳教一年半；

李长青——世界报业协会2008年自由金笔奖得主，仅因在博讯新闻网上登出一篇福州市爆发“登革热”的报道，2个月前才服完以“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 罪名所判的三年徒刑；

师涛——保护记者委员会2005年新闻自由奖和世界报业协会2008年自由金笔奖得主，仅因发给海外中文网站一封中共有关媒体导向的文件摘记电邮，2004年起服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名所判的十年徒刑；

黄金秋——因在网上发表批评文章和组织政党，2003年起服以“颠覆国家政权” 罪名所判的十二年徒刑（后获减刑1年10月），为网络异议活动最重惩罚。

中国对网络活动的政府审查和压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有效和严厉，尤其是随着雅虎、谷歌、微软、西科等世界信息技术巨头提供越来越多的合作帮助，更强化了中国政府的网络控制。网络异议人士的被捕和判罪，有时还基于互联网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如雅虎帮助中国当局至少监禁了四位异议作家——王小宁（10年）、李志（8年）、姜立军（4年）、师涛（10年）。

名为“金盾”的公共安全信息管理和监控网络，是公安部自1998年开发的一个国家综合项目，于2002年开始部分运行，2004年完全投入使用，其审查系统由国有互联网服务器供应商的各省分公司、各企业和团体，以多种形式贯彻实施。从此以后，异议观点以至敏感新闻几乎无法躲过审查，而得以在国内网上发表。这样的信息如果出现，很快就会被网站管理员删除，否则相关的论坛或网站就会被关闭，承担责任者就会受到警告。自2006年以来，没有一个独立的政治或社会问题论坛网站能得以存活。另一方面，到中国的海外信息由以“中国万里防火长城”知名的防火墙系统所审查和过滤。该系统以阻止IP地址通过来阻拦其内容，由在中国有限的互联网门户通道口的防火墙和代理服务器组成。当某个特定网站被要求时，它还有选择性的从事DNS下毒。

中国网警最引人注目的显现，是他们对网吧的控制，而目前主要在网吧从事网上活动的中国网民多于三分之一（34%）。为了避开网警发现身份，中国许多人通常在那些不需要身份证的网吧内送发政府不能容忍的信息。可是，自2003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地方当局指令网吧，要求其所有上网顾客登记真实身份。2004年，中国整顿的二十万网吧中，几乎有一半因各种原因被取缔或关闭，其余的不得不在其系统中装设监控软件，以跟踪用户的网上行动，记录姓名、地址和身份证号，使警方得以进行远程集中监控网络活动。

自2003/2004年以来，网警已更广泛地组织起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侦查、监视、追踪并压制网络异议言论。因此，越来越多的网络异议人士在很早阶段就被网警查出身份，而在他们的网言达到逮捕或判罪之前就经常被警告和骚扰。许多异议人士被迫采取自审措施，以避免如警方所警告的最终更重惩罚。其结果就是，网络言论自由在中国已被有效压制，即使网络异议人士每年逮捕数和定罪数都有逐年减少的趋势。

▲署名宗杭生的人士在维权网发表长篇报告《媒体空间艰难扩展、代价沉重——中国大陆平面媒体控制初探》。现摘录其“前言”部分如下：

今天，全球化趋势使以下普世价值观变得耳熟能详：言论自由、知情权和享有新闻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新闻媒体应该作为不受政府干预的独立机构在公开的“观念的自由市场”上参与公平竞争，其成败取决于社会和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公民自由地在“观念的自由市场”上发表和接触各种思想，并凭借理性在各种意见之间做出判断与选择；政府应向公民提供事实和信息，通过自由发行的新闻媒体，公民可以了解关于国家事务的操作，监督政府的行动，防止政府损害公民的利益。所有这些，构成了“新闻出版自由”的理论和价值基础。

新闻是“第四种权力”、“第四权”，新闻自由在传统的言论自由之外具有更深意蕴：它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政府三权分立（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以外的第四种独立权力机构，得以让民众知情并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权。新闻媒体作为这种合理制度的制约机构，应该独立于政府之外，具有自主性。

遗憾的是，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宪法总纲中关于“中央的统一领导”的规定又矛盾地高于这条宪法规定，现实操作中，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宣传部门的内部规定也使得这条宪法规定形同虚设。新闻自由没有得到落实。

在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后全能主义体制下，新闻的“党性原则”不断得到重申，使得严密的新闻控制在大陆仍然是新闻活动的主要特点。新闻媒体总体上仍然是党和国家所拥有的或控制的，媒体各种活动都受到严格的监督，新闻的内容被审查，新闻报道如不符合官方的政策和意图则事后常常受到严厉惩罚。各种报刊，尤其是各级中共党委机关主办的党报，基本上仍然只是在履行把“（党和国家）认为人民应知道的事情、应当支持的政策”告诉给民众的这种“责任”。

中国媒体从业人员多数仍然不得不以“党的喉舌”和“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身份从事新闻工作，中共党组织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控制历来从严，保证新闻记者不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避免民众通过媒体开辟一条对党和政府的批评渠道。由于是党领导国家，党管理和监控媒体，党的政策及宣传规定，都是以不影响党的正面形象和国家安全为主要依据。

但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已经步入国家市场经济，不管党和政府再怎样强调“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新闻媒体还是不能不考虑经济效益。与此同时，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新闻工作者职业素质和专业操守的提高，社会在推动中国的新闻自由空间艰难地扩展，但是所付出的代价沉重。

本报告探讨中国日前新闻控制的架构和机制，并以此为背景，就中国新闻出版自由状况做一个鸟瞰。本报告关注的重点是2007年传统的平面新闻媒体，但实际涉及的内容也涵盖出版以及电视、广播、网络视频等声像、互动媒体，追索到2007年之前几年内发生的一些情况。

本报告的结构如下：第二、三节描述中国大陆媒体控制的框架和机制；第四、五节记述近年来媒体控制的一些方式和手段；第六节讨论新闻自由扩展的途径和希望；第七节提出几点改进建议。

▲德国之声5月3日发表主编Miodrag Soric的文章《论新闻自由和新闻压力》。

5月3日是国际新闻自由日。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新闻自由不受威胁。在俄罗斯，人们正在等待新的媒体规定；在中国，党的影子随处可见；而德国则刚刚爆出了联邦情报局秘密监视记者电子邮件的丑闻。新闻自由却是自由社会的基本前提。

先说好消息：侯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宣布，将加强公民社会、保障新闻自由。只有这样才能打击贪污和官僚主义。再说说坏消息：梅德韦杰夫希望保持其前任普京的政策，继续滥用电子媒体作为克里姆林宫延伸出的触手。这两者无法同时进行。梅德韦杰夫必须做出抉择。因为最终，人们会衡量他的行动，而不是语言。应当给这位42岁的年轻总统一个机会。

倘若俄罗斯电视媒体被允许自由报道，那么，这也将对其他国家、如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以及白俄罗斯产生影响。因为在这些国家，来自莫斯科的电视节目也大受欢迎。所以，如果俄罗斯实现新闻自由，那将迅速使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媒体监察制度备受压力。梅德韦杰夫不单要为俄罗斯本国负责。

世界各地的独裁政权都害怕发生变化。因此，他们迫害独立的记者。例如，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至今仍继续迫害那些公开讲真话的记者，这些记者揭露该国经济崩溃、受到国际孤立、政府劣迹斑斑的真相。许多其他独裁者都与穆加贝的做法相同，无论是在非洲、亚洲还是东欧。

在新闻自由日之际，我们也不应对西方一些违反新闻自由准则的做法缄口不言。美国的管理部门始终试图对媒体施加新的影响，例如美化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形势。而在打击恐怖主义、保护国民的幌子之下，德国联邦情报局也在法律的边缘游走，监视记者的电子邮件。

这些当然无法与苏丹、缅甸或者中国对新闻自由的压制相提并论。因为如果在德国发生了情报部门违法甚至侵犯人权的事情，会立刻公开曝光处理。广播电视会进行详细的报道：民选的政治家必须接受调查委员会的质询，回答为什么会出现失职，情报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会受到斥责或者解雇。而在独裁国家，情报部门听命于政府，去迫害新闻自由。

在中国就是如此。那里大多数人几乎无法想象，在其他国家还存在着不受国家控制的媒体。当美国和英国的电视错误报道西藏骚乱时，中国人会估计，这背后是西方发起的一场运动。他们声称，美国和欧盟嫉妒中国的经济腾飞。这毫无道理。正相反。发达工业国家受益于经济发展的中国，因为那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新销售市场。

如果说，西方记者在具体操作时犯了错误，也包括在报道西藏骚乱的时候，这种说法是对的。但如果说，这背后隐藏着国际社会针对中国的一场阴谋，那么这种说法，要么是出于无知，要么是出于过于高涨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自卑的心理，或者是这些兼而有之。倘若中国的媒体享有更大的自由，中国的民众一定能获得更全面的信息。但就像所有的独裁者一样，中国共产党也特别惧怕成熟的公民、公开的讨论、批评和新闻自由。他们不希望发生任何变化。他们希望继续掌握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