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四年一月，達賴喇嘛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次演讲中说：“资本主义是好的，社会主义很棒。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看，我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如果馬克思主義能實現，我也要加入共產黨。”达赖喇嘛表示，他敬仰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减少贫富差距。“在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马克思主义强调平均分配，这很重要。”
二零一二年秋，我在紐約與達賴喇嘛有過一次面談，為他的質朴、坦誠與幽默所打動，他是我尊重的藏人的精神領袖。但是，我不能同意達賴喇嘛對馬克思主義的讚美，也許這是一場並不美麗的誤會、一個並不幽默的笑話。
達賴喇嘛的私人秘書、曾任西藏流亡政府駐台灣代表的达瓦才仁，在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如此闡釋達賴喇嘛的觀點：“达赖喇嘛讲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不是第一次，他一直在讲，过去的著作也提到。达赖喇嘛会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分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讲的是一切平等、反对剥削，特别关心弱势者或被压迫者，所以这些理念跟佛教有很多相同处。”
那麽，馬克思主義能夠跟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毛澤東主義一刀兩斷嗎？馬克思主義是一個純真可愛的嬰孩嗎？馬克思主義可以不為此後一百多年共產極權國家的滔天罪惡負責嗎？
且不說馬克思本人是一個道德敗壞、人品卑劣、冷酷無情、酗酒淫亂的流氓——英國學者保羅約翰遜在《所謂的知識分子》中，用了專門的章節描述馬克思不堪入目的陰暗面；僅就馬克思主義本身而言，它無疑就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思想淵源，也是二十世紀泛濫全球的共產極權體制的根基。它影響人類社會時間之長久、疆域之廣大，遠超過法西斯主義。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學說，成為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卡斯特羅、金日成等現代獨裁者崛起的“葵花寶典”。各共產國家的國情千變萬化，卻都不約而同地遵循馬克思的教導，不遺餘力地推行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的政策。
邪惡的手段不可能達致崇高的目標。英國學者理查·皮佩斯在《共產主義簡史》一書中指出：“共產主義以追求至善之名，卻帶來了最深重的邪惡。在通往烏托邦理想國的道路上，卻是無以計數的純真者的殘骸。”皮佩斯分析說，共產主義指涉著“一種理想”、“一種計劃”與“一個藉以實現理想之政體形態”。所謂“一個理想”的極端形式，乃是透過在社群中消滅個體的存在，以完成全面的社會平等。至於“一個計劃”則必須追溯到十九世紀中期，並且將焦點放在共產主義這個名詞與馬克思、恩格斯的密切關連上頭。這兩人是《共產黨宣言》的起草者，他們在宣言中宣佈廢除私有制度。最後，列寧將馬克思的理想付諸實踐，通過所謂的“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奪取並控制政權，並建立一套空前嚴密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經濟制度。
美国《人事》杂志（HumanEvents）曾經邀请一些著名学者组成一个评委会，评比19到20世纪世界“十本最有害的书”。评比揭晓后，有几本书颇引人注目：《共产党宣言》得分最高为冠軍，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为亞軍，《毛主席语录》為季軍，而《资本论》为第六名。馬克思一個人就有兩本著作入選，堪稱“罪人中的罪魁”。學者們在給《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所寫的評語中指出：“《共产党宣言》催生出了共产党，而《资本论》是马克思继《共产党宣言》之后，为无产阶级提供的又一理论武器，它将资本主义列为人类社会的罪恶阶段，号召全球无产者革命，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极具讽刺的是，历史见证的是20世纪末东欧共产国家的崩溃和苏联解体，也见证了21世纪的东方大国大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家’都变成贪官又回来了。”
二十世紀粉墨登場的聲稱奉行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沒有一個不是“失敗國家”。美國學者戴倫·艾塞默魯和詹姆斯·羅賓森在《國家為什麼失敗》一書中指出，如果要想瞭解二十世紀末世界上許多最貧窮地區，就非得瞭解二十世紀的新專制主義——共產主義——不可。兩位作者論述說：“無一例外的，共產主義所帶來的都是邪惡的專制獨裁及人權侵犯。讓美麗受苦與血腥屠殺之外，共產黨政權全都建立了各形各色的榨取式制度。經濟制度，無論有市場與否，其目的就是要榨取人民的資源，又因為視財產權有如仇讎，結果往往製造了貧窮而非繁榮。”迄今為止，共產黨國家沒有一個實現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的成功的範例。而中國和越南等共產黨國家的經濟發展，恰恰是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中計劃經濟的部分，汲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經驗而獲得的。
共產主義帶來的不僅是貧窮，更可怕的是帶來死亡。据《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镇压》一書披露，“共产政权把集体罪行变为一个陈腐的政府系统”。根据非正式的評估，共产政权中的死亡人数约为9,400万。其中，苏联占2,000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占6,500万人，越南占100万人，北朝鲜占200万人，柬埔寨占200万人，东欧的共产政权占100万人，拉丁美洲占15万人（主要是古巴），非洲占170万人，阿富汗占150万人。共产政权导致的死亡人数比其他政治意识形态及运动都要多得多，連纳粹主义都望塵莫及。然而，“1945年后，納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成了现代野蛮主义的代名词和20世纪大恐怖的缩影。學術界专心集中在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問題上，將其視為独一无二的暴行，卻阻碍了其他发生在共产主义世界的相似的事件的研究。面对共產黨國家類似的大屠殺，人们通常倾向于把头埋进沙子里。”欧洲委员会1481号决议根据《共產主義黑皮書》中公佈的死亡人数，發表聲明谴责共产主义极权统治。
2007年6月12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離國會山只有幾個街區的地方，落成了共產主義受難者纪念碑。紀念碑採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學生運動中的自由女神造型，基座上明確标明是为了“纪念超过一亿名共产主义之下的受害者”，“不容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卡斯特罗的暴行淡出历史背景之中”。當時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在落成典礼上发表讲话，当日也是已故总统罗纳德·里根在柏林墙前发表《拆掉这堵墙》讲话20周年。小布什在演講中指出：“那些死于共产主义名义下的冤魂的绝对数目骇人听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要确切的计算死亡人数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学者的研究估计，共产主义在中国和苏联夺走数千万人生命，在北朝鲜、柬埔寨、非洲、阿富汗、越南、东欧和世界其他地方，也有数百万人受难。在这些数目字背后，隐藏着一个个家破人亡、梦想破碎的人性故事，他们的生命被那些追求极权主义权力的家伙无情地消灭。”
無論是《共產主義黑皮書》還是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所記載和紀念的死難者當然包括數十萬計的藏人。半個多世紀以來，無數藏人僅僅為了保存和捍衛自己的文化、宗教傳統和生活方式，就付出生命的代價。藏人的敵人，不是所有的漢人，而是中國共產黨這台龐大的殺人機器，以及為這台殺人機器提供源源不斷動力的意識形態和思想學說——馬克思主義是其中埋藏最深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