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一年啦！我一直在默默地挂念着、等待着高瑜回家的消息。
高瑜是我“文革”前的学生。1965年，她是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文学专业四年级学生，而我则是给她所在班讲授文学评论课的青年助教，并兼任这个班的班主任（即政治辅导员）。9个月后，“文化大革命”爆发，教学活动停滞，我被革命师生们“揪”了出来。高瑜为人率真、耿介，她利用她的学生身份给我通风报信，保护着我，我才躲过了几番给系领导陪斗的厄运。
这半个世纪我们同住北京，但平素各忙各的，特别是各自事业顺当之时，十年八载也见不上一次面；一旦见面，话匣子打开，聊不完的话题，但往往“拣了芝麻忘了西瓜”，她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两厢都不甚了了。可是，我们两家不管是谁家或谁出了事，总会互相牵挂着。
老天也总是将我和高瑜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二十六年前，我的幼子在“六四”大屠杀中罹难于木樨地，而高亦于屠杀前夕被捕入狱，当她恢复自由后没几天便来人民大学宿舍看望我。
那时我正陷于生与死的纠结之间，是高瑜和朋友们将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也正是从那时起，我打破沉默，开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活。
我常常对友人说：我和高瑜仅相差八岁，名分上我是她的老师，但实际上她才是我的启蒙老师。
我与高瑜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情谊，因此，在去年5月我被软禁在无锡的一所医院时，偶然在电视屏幕上看到高瑜穿着黄马褂“游街”示众，我惊呆了，不由自主地骂出了口：“畜生，没有人性！”她已经70岁了，还这样作贱她！我默默地想：她这样做一定是被迫的，其中必有隐情。当我恢复自由返京后一了解，实情果然如此。
如今她身陷囹圄近一年，叫我怎能不牵挂、不担忧？！
两年多前，当我在外地读到高瑜那篇“竟无一人是男儿”的文章时，不免一震，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我回京后主动请学生约见了她。这里，我可以向世人坦陈，那次见面我拉了她的后腿，我劝她以后别写如此敏感的文字了……我还说过：你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已经写了那么多文字，你的付出有目共睹，别再冒这份险了；照顾好你重病在身的老伴和没有固定工作的儿子，就够你忙的了……她静静地听着。
但后来我读到习近平先生对美国领导人说：“太平洋之大，足以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这番话使我稍稍释然。我想习对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人都能说出“有容乃大”此类的话，哪还能在乎一位年已古稀的女记者的尖锐话语呢，何况高瑜没有造谣，只是道出了实情。
尽管如此，我还是放心不下，再次与高瑜见面时又悄悄对她犯嘀咕，我希望她能再看看……
以后事态的发展还是让我不幸言中。
从去年4月24日高瑜被秘密关押在看守所已近一年了。
其间，中共十八大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我立即联想到高瑜的审理应该赶上“依法”办理了，所以我还是默默地耐心等待着。
好不容易盼到去年11月21日，法院终于开庭审理了，但审理结果是无法定罪，延期三个月。直至今年3月20日，法院又要审理了，但又由最高法院出面再延长审限三个月，据说规定的三个月期满后最高法院还可以N次延时审理。这对于一个年逾古稀的人来说不啻于“无期徒刑”吧。
难道这就是中共当局当下口口声声说的“依法治国”吗？
我难以按捺胸中的怒火！
在此，我向中共当局、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呼吁：如证据确凿，足以表明高瑜有罪，那就请光明磊落地向全世界宣布她的罪状，并予以宣判收监，让她服刑；如目前尚收集不到足够有力的证据，但又不愿意恢复她自由，那也请出于人道原则让她保外就医，予以监外监视居住。
当我为高瑜写这篇文字时，我的脑海里总还有一位律师的身影在晃动，他就是浦志强律师。他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今年2月我们难属的新春餐会，就是他出资捐助的，我在餐会上特意向大家介绍了浦志强。他是在去年5月参加“六四”25周年研讨会后和几名与会者同时遭当局羁押的。他关押在看守所也快一年了，现在同高瑜一样，法院没有宣判，只是不停地延期。
有证据判刑，无证据放人，一切“依法”办事，这不就是中共十八大宣称的“依法治国”吗？请不要把这个神圣的口号随意糟蹋了。
我也要向国际社会各国领导人、各人权机构呼吁，请大家都来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关注高瑜、浦志强等人的命运和处境。
2015年4月6日于江苏无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