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著名主持人毕福剑在私下场合唱评《智取威虎山》时调侃毛泽东和解放军，被人用手机录像并将其传发到网络上，引起官方媒体的讨伐和网上舆论大哗。中共官煤如《环球时报》和《中国青年报》等网刊纷纷撰文予以评说，称该录像为“不雅视频”，指毕福剑“伪君子面貌”、“台上台下‘两张脸’”、“面向公众一套，在私底下另一套”，“是其骨子里缺乏明确的、起码的、与其身份相符的政治立场底线的行为体现”，等等。对毕福剑“调侃门”事件及毕姥爷个人的评判，网络上则呈现左、右两派对垒的“两极分化”状态。
“大量左派网民批评毕福剑‘吃奶骂娘’，侮辱已故领袖毛泽东，他是央视内的‘不合格人员’，应该被追究责任并解职”（自由亚洲电台），并称他是“砸锅党”，等等。 而右派人士则称，“饭局上录音录像再公开，摧毁的是这个世界最基本的信任（王志安）；“是对人缺少一个最基本的尊重，甚至引起一些知名人士包括公众人物的恐慌”（袁裕来律师）；“限制别人发表看法不是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气氛”（茅于轼）；“朋友私聚，戏谑调侃，说几句不恭敬的话，何罪之有？”（贺卫方）。据网上民调显示，支持和反对毕福剑言行的人数各占一半。
在官媒和毛左粉丝们的一片“喊打”声中，央视发声明说，毕福剑在一个网络视频的言论造成严重社会影响，将对其进行“认真调查”并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而且将暂停播出毕福剑所主持的节目，为期四天。另外，以毕福剑的言论“在革命老区红军小学群众家长和广大师生中造成无可挽回的恶劣影响”为由，“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理事会”也发布声明，撤销毕福剑“全国红军小学爱心大使”的头衔。同时，毕福剑也在微博发声明称：“我个人的言论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我感到非常自责和痛心。我诚恳向社会公众致以深深的歉意。我作为公众人物，一定吸取教训，严格要求，严于律己。”
至此，毕福剑“调侃门”事件就基本被官方和左派定了性，即：以“污言秽语侮辱”毛泽东和解放军，没有“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保持和谐“，“典型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违反职务规定，违反中国人的道德底线”等等。这样，因为其私下的“过界”甚或“反动”言论，名嘴“毕姥爷”在央视做主持人的生涯也就可能到此为止了，或许还不止于此（甚至有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从毕福剑被“游网示众”（文革时是游街示众），被官媒和毛左们讨伐围剿，到被央视审查和暂停其主持节目等，这一连串的事件，大可让人一睹中国大陆当下政治、文化和社会意识取向的一个“全景”。
第一个引人注目的景观是：毛泽东还活着，中共治下的“前后两个三十年”确实没有也不能被否定，以及文革遗风尚存。官媒称毕福剑说唱视频为“不雅”，即是对中共始祖毛泽东神圣地位和对解放军“崇高”形象的不二捍卫，不容许任何人特别是名人对其玷污甚或调侃。几乎占半数受访的网民均站在左派的立场上，对毕福剑私下言论口诛笔伐，齐声喊打喊罚。这意味着“毛主义”及其政治文化在民间仍然相当有市场，其附和与拥戴者甚众。从官方对毕福剑“粗口贬毛”一事的态度与处理方式来看，中共第五代领导层确如其所声称的那样，反对任何对中共前三十年历史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的言行，绝不允许否定中共任何时期的历史及其地位，等等。官媒和左派网民对毕福剑戴上各种“高帽子”，不容忍任何有悖“主流意识形态”言论的存在（包括私下的），令人回想起文化大革时期及之前的文字狱或因言获罪等历史大剧。
第二个圣景是，中国大陆“人心向背”的问题。毕福剑是中共央视著名的主持人和名嘴，属中国大陆文艺精英之一。像毕福剑这样的人，一般来说应该是拥护中共体制的中坚者，就像他的官方和公开活动所展示的那样。然而，即使是这种体制内的“红人”，居然私下或背地里也另有自己的和“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不和谐”的想法，持“人在曹营，心在汉”的心态。这说明，即使是中共体制内精英阶层的成员（至少是在内心里）也对中共的历史和现状不满或不以为然，甚至持否定的态度。这即是说，中共至今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及其价值观念，在中国的精英阶层（不仅是在其他的社会阶层），也面临严重而深沉的认同危机。
第三个壮观是，中国知识和文化人（或其他人士包括官员阶层）的“双重人格”现象（这亦可从毕福剑发微博声明“露怯”看出）。毕福剑不仅是央视的著名主持人，也是中共红色文化的代表人物或代言人，如荣获“全国红军小学爱心大使”等头衔，曾被右派网民诟病。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曾经与毕福剑有过私下会面的温州维权人士陈宗瑶周二向本台表示，印象中，毕福剑就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在央视做‘五毛’，在酒桌上做‘公知’……‘我跟他接触过一次，据我了解，毕福剑这个人是靠右派一点的，但他的人看起来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他不会有自己的坚定的立场，有点两面三刀。”同样，左派网民也对毕福剑的人格持怀疑态度：“看台面上老实巴交的‘老兵’，又是唱东方红，又是作红军小学形象大使，私底下却是如此不堪，令人叹为观止”（南洋视界）。在中国大陆精英和官僚阶层，毕福剑的这种“双重人格”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和代表性。这既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求生存的技巧”，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个人的心理变态即“人格分裂”。它不仅是个人的道德取舍和厮守等问题，而且也是那个制度与文化的产物，即：在一个没有制度与文明脱节、意识形态中落、信仰与信任危机四伏和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人没有或不可能有“道德的定向”和“确定的行为准则”。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人们对“告密者”或“告密行为”的争议。如同之前发生的广州区伯“被嫖娼”事件一样，这次毕福剑“被视频”也是由不知名或匿名的人所为。尽管毕福剑的“说唱视频”被公布，不一定就是一种告密的行为，或许是出于搞笑或无知等动机。但是，背着人或不经过当事人同意就将个人信息向外公布，亦可归类为“告密”的范畴。而对于告密这一行为是否可取或是否予以肯定，在左右两派网民那里，则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均将其“为我所用”。对左派网民来说，揭发“反动”言论和行为，不管是公还是私，都值得提倡。而在右派人士看来，揭发贪官污吏劣行的行为是可取的，其“告密者”的身份也应当隐秘，但个人私下言论则不得随意对外公布和传播，除非得到当事人本人的同意。这就是说，“告密”在各派人士看来，不是完全不可取，只是要看在什么情形下和被告密的对象或内容及性质是什么而定。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基本人权和言论自由保障的国度里，对个人言论和行为的告密，却会在整个社会造成“人人自危”和心理恐慌的局面，亦会使人和人之间失去“一个最基本的信任和尊重”，背信弃义则将成为一种当然而流行的文化。这样的一个社会，还会让人说真话，说实话，还能不使人的“人格分裂”吗？
一言以蔽之，毕福剑“调侃门”事件告诉或指示人们：中国政治今后将会怎么发展，中国社会未来将会如何进一步“分化”，以及中国人的“人格”将会怎样地继续“分裂”下去，等等，不一而足。（作者为德国哲学博士，政治学者，时政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