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名刘俊峰,吴大江为笔名。作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研读,发现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观点都是不符合事实,经不起逻辑的推敲站不住脚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无法实现的,马克思主义背离科学真理,中国的马哲教材是用烦琐的诡辩编织起来的歪理邪说。
一九七四年因在单位学习马列小组学习中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一些看法而被整,最后被以叛国投敌罪判刑15年,入广西第一监狱劳改。
一九五一年六月出生于山东省冠县古城乡东陶村,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三个妹妹,在家中排行老二,是家中的唯一男孩。我的父亲刘子春一九四二年参加共产党的军队,是个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职业军人,一九七六年离休后享受副师职的待遇,一九九六年八月去世。我的母亲吴淑芳没有文化,是个勤劳善良的家庭妇女,一九九六年二月去世。
我七岁时随我母亲、姐姐和妹妹到我父亲所在的军营中生活并在其附近的学校读书。我虽然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但父母对我的管教是很严厉的,从不娇纵。我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影响下,最初在思想上对共产党是绝对忠诚的,对社会主义制度是绝对拥护的,并且很激进,发誓要为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真理,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一九六八年六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触动了我的信念。我家当时住在广西兴安县严关乡雷家村附近的军营里。记的是在一个下着蒙蒙细雨的中午,我妹妹俊花和俊平从附近的灵坛庙小学放学回家后对我母亲说:“妈妈:我们刚才回家,在路边坑里的稻草中发现有一个怪声音,就走过去掀开稻草一看,是两个刚生下来的小孩。”我母亲一听,赶忙叫我妹妹带路跟着我妹妹出去了。不一会,我母亲抱着一个混身包括嘴里都是泥浆的女婴回来了,她说有一个已经死了。我母亲叫来了军医,用酒精把女婴全身擦洗干净,然后买来了奶粉等婴儿用品。第二天,通过部队从灵坛庙小学西侧的那个村子(村名记不起来了)把女婴的父亲找来了。当时有许多人谴责女婴父亲的这种做法,说他残忍、没有人性。那位女婴的父亲开始不说话,后来哭了。他流着眼泪对我们说:“天下是没有不疼爱自己儿女的父母的。我也不忍心这么做,可……唉……我连饭都吃不饱,实在是没办法养活她们啊!”–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一九六八年秋至一九七一年元月期间,我响应毛主席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回到了原籍山东省冠县东陶村生活了两年,亲身体验了广大农村农民的那种吃不饱,穿不暖饥寒交迫的贫困生活,并和邻村的姑娘王维敏结了婚。
一九七一年元月,我进入邮电部广西兴安县通讯设备器材厂当学徒,一个月后即到上海通讯设备器材一厂实习。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对我的触动很大–为什么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一夜之间竟成了毛主席的敌人了呢?针对林彪事件,毛主席发出了“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号召。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将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我发誓要弄通马克思主义。我几乎购买了上海书店里当时所能买得到的所有马列著作。
一九七二年回广西时仅托运的马列著作就达五十多公斤。我利用业余的时间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加以认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共产主义学说。我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研读,发现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观点都是不符合事实,经不起逻辑的推敲站不住脚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无法实现的,马克思主义背离科学真理,中国的马哲教材是用烦琐的诡辩编织起来的歪理邪说。
一九七四年因在单位学习马列小组学习中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一些看法而被整,最后被以叛国投敌罪判刑15年,入广西第一监狱劳改。
一九八一年被改判而获释,回原单位工作。后来转到湖南省衡阳市软轴软管厂工作。
一九八六年因想发表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与台湾当局联系而获刑8年,入湖南省第一监狱服刑。
一九九四年刑满回家。
二零零四年起,在网上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由于众所周的原因,除了博客和文章常常被封禁外,还经常被国保请“喝茶”。目前身体不大好,患有糖尿病、高血压,胃病等,没有工作和经济来源,生活靠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