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思想和舆论界，毕福剑还真算不上是个”人物”，但他多喝了几杯之后在饭桌上的一次即兴表演，竟然引起了如此巨大的政治舆论风暴，不能不令人对这个事件传递的信息做认真的思考。

我同意一些右派朋友的看法，这个事件显示了毛左势力在习近平执政以来，尤其是强力反腐以来政治影响力的迅速增长。不仅如此，得势的毛左摆出了绝不饶人的姿态，而当局对毕福剑的迅速处置，更做实了右派的这样一种忧虑：一场21世纪的义和团运动并非不可能。

这种忧虑的一大背景就是，习近平的反腐揭示出来骇人听闻的贪腐真相表明，他大力反腐不仅难以避免一场政治革命，搞得不好，完全可能加速一场政治和社会大革命的到来。而缺乏理性的毛左势力，一定会在这场大革命中扮演极度破坏性的角色。从这种思路看，毕福剑事件是中国在劫难逃的一个不祥之兆。

不过，我不愿意接受对中国未来过于悲观的判断，因此，我也努力寻找一些有利于中国发生一场光荣革命的各种元素。与百年前相比，中国显然出现了一些过去没有的，对中国政治转型有利的重要条件。

我以为最重大的有利条件，首先是来自中国外部，而不是内部。最近英国等西方国家，不顾美国反对，积极参与中国创建亚投行惊人之举，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外部世界的主流不希望看到中国出现大动乱，不希望看到中国经济崩盘。因此，与中国的阴谋论者看到的世界相反，很多国家愿意做出很大努力，减少中国崩溃的可能。你甚至可以说，很多外国人比中国人更怕中国崩溃，因为他们看到，中国崩溃会极大伤害他们的利益。

这一点与百年前有很大的不同。当然，百年前的所谓列强，也并非个个都想瓜分中国。英美的在华利益观就比日俄要理性的多。这个史实正在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识。真正不在乎中国人苦难，想火中取栗的，是俄日这两个邻居中的一批狂妄分子，现在这两个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害怕中国大乱。尽管他们不想看到中国太强，但两害相权，更不愿看到中国崩盘。

如果从更长的时段看中国历史，中国文明最大的威胁从来都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来自好奇心和想像力不足的文化。如果当年明朝的精英有足够的好奇心借利玛窦之便认识西方文明，结交西方各国，以当时中国文明之实力，完全可能避免后来数百年的歧路和屈辱。

正因如此，我很留意此次左右交锋中，知识人对中国文化反思的能力和水平。我相当惊讶地看到，《人民日报》4月9日竟然发表了题为”不告密、不揭发是道德底线”。文章的第一段直指毕福剑事件的要害：

“不告密、不揭发，与其说是一种可贵品质，不如说是一条道德底线。告密成风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告密使人与人之间失去基本信任，甚至相互侵害，冲击人们的价值判断，毁掉社会的道德基础。”

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4/6153100.html 

我不相信作者代表了官方或习近平的立场，但这样的文字能出现在《人民日报》还是有重要意义的。事实上，我认为作者的立论水平超过了茅于轼发表在FT中文网上的文章”中国需要一致的是非观”。茅先生和《人民日报》文章的作者都抓住了毕福剑事件关系到的最要害的问题，就是中国政治的道德底线，但茅先生的见解远没有《人民日报》文章作者深刻。

茅先生认为解决中国对毛泽东看法对立的办法是开放言论自由。这个主张没有切中时弊。由于微信的普及，中国人在群体交往中的言论自由可以说是空前的，这恰恰是我认为有利中国政治转型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对于一个缺乏真理追求，缺乏反思能力的文明，开放言论自由不见得能纠正偏见，更不用说达到”一致的是非观”。

中产阶级的壮大以及沟通技术革命，有利于阻止中国回到毛时代的血腥和恶斗政治。不难看到，习近平虽然深受毛的影响，但他不敢轻易动杀机。尽管如此，对于习近平有没有能力抓住历史性机会，领导一场光荣革命，我不敢乐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还没有显示出足够的想像力和创造力。

不过，习近平抓不住机会不等于中国抓不住机会。我寄希望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创业者中，会产生一批政治领袖。我希望这些具有全球视野的精英，既能摒弃毛泽东偏爱恶斗的政治哲学，又能超越毛泽东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建构一种全新的，推动中国和世界文明进步的政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