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执政价值观危机
习近平执政以来，困于前苏共败亡的教训，不断提出意识形态斗争与执政能力问题，并将此提高到执政党生死存亡高度。然而，如今中共执政意识形态已丧失了指导性地位，既无法解释现实，更不能包容由社会利益多元化所导致的价值多元现实，由此也就导致了中共执政价值观的紊乱与发展方向的模糊。中共这种执政意识形态的危机，决定了党的执政地位与执政方式的危机。其实，习的前任胡锦涛，早在2006年度第12次中央政治局组织生活会议上就承认，执政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三大危机的沉重压力和冲突，即政治危机、社会基础危机和管治危机。
众所周知，中共传统意识形态是其执政的政治软力量。这种“软”力量，始终是为了论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而存在的，在管理社会过程中起着其它任何要素所无法取代的作用。然而，如今这种红色意识形态不仅在普世价值观冲击下不断衰落，更导致了论证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功能萎缩。如此意识形态的衰落，使得全民，包括党政官员失去了对党的传统价值的认同感和忠诚感，因而导致了国家发展迷失了方向。当年国务院外宣办前主任赵启正谈到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处境时说，世界上至少有2/3的国际消息来自占世界人口1/7的发达国家；中国媒体国际报道的原始信息来源于美国媒体的约占80%；在全世界的互联网服务器内存中，中文的信息只有4％。而美国提供的一般信息在互联网上占80％，服务信息占95%。普世价值意识形态在当今世界上突出的强势地位毋庸赘言，其巨大的影响和冲击，已对今天中国红色意识形态构成了强大的挑战和压力。习近平要发起意识形态新舆论斗争，正是基于这种现实挑战。
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
传统中共红色意识形态表现为以革命式的统治方法管理社会，它来源于对现存统治制度进行激进式的变革。中共革命就是阶级斗争，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的革命。中共在争取政权以前就是以工农阶级名义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者、地主等阶级的革命。在掌权以后则是对党认为的敌对阶级进行专政，也是阶级对阶级的革命。在这样的革命中，政治动员成为中共进行社会统治的基本方式。这种方式在客观上要求一个高度集权于党的政治权力结构——首先要对各社会政治团体权利予以剥夺；再由党的下级向上级集中，最后将权力垄断于最高领导个人手中。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统治方式。
如果说中共传统红色意识形态是以对抗哲学、暴力革命、阶级斗争、一党专政为精神支柱的话，那么这种精神支柱只是敌我阶级对抗为主题社会条件下的产物。这种以革命方法管制社会的执政方式，随着东西冷战的结束，特别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和东欧共产主义、特别是前苏联解体，今天伴随全球便用同一电脑网络和卫星技术的圆工具变革，建立在从圈地已有到烟囱工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全部斗争哲学、对抗政治和压制制度，携同围墙式的旧文明生活方式已经走向死亡，以对抗为主题的社会条件已经为意识形态淡化，阶级分野模糊，制度和平演进，民主法制发展的新文明浪潮所溶化，建立在旧文明基础上的传统红色意识形态已土崩瓦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统治者已经无法再照旧地统治社会，被统治者也不甘于再照旧地被统治下去。
“行政治国”是执政方式转型
后毛时代，迫使中共不得不改弦易辙，从革命式的统治方法管理社会，过渡到越来越依靠官僚科层制度，以行政方法管理社会，即在维持一党执政的前提下，开始改良体制，调整社会管理方式。本文称其为“行政治国”。这就形成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共探索推行的行政式管理社会，借助行政手段强力推进经济高速增长的执政方式。
中共以往在革命方式下执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人总是通过政治煽情来组织动员全社会形成运动，把自身和民众结合在一起；而在行政式管理社会的执政方式下，中共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党及其党的领导人相对地把自身从社会力量中分离开来，居高临下地对社会加以管理。党的权力基础也和革命方法时期不同。党的依靠力量不再是“革命群众”，而是直接依赖党内经济和技术精英。集中性仍然是中共管理社会的主要特征。在这个时期，党的优先目标是发展经济，并用经济发展来支持其合法性，执政出发点是强调决策效率。因为经济、技术官僚领导层相对容易达到其共同利益的共识，作为决策基础。这种共识使得一定程度上的党内集体领导成为可能。不过中共的整个权力本质与等级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迁。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意识形态与党的执政制度体系虽无什么变化，但不可否认，中共已经开始从革命式的统治方法管理社会，向以行政方法管理社会的转型。
“北京模式”已成一盘死棋
“行政治国”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经济专家治国与技术官僚体制的出现。“行政治国”作为一种治理制度，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国家的管理依然排斥民主，治国精英并非通过人民自下而上地选举产生，而是党管干部，尤其组织部门根据干部的资历、背景，通过任命制度自上而下地产生。和“老一代的革命家”相比，经济专家、技术官僚更具有现代管理优势。因为老革命家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往往以政治标准、阶级意识为据，毫无客观性可言。然而这种“行政治国”方式由于排斥民主，所以依然无法完成现代化的民主制度转型。在六、七十年代，前苏联曾经发展出比中国现在更成熟的专家治国官僚制度，但却无法解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是前车之鉴。
如今，中国官方承认，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导致社会关系紊乱，权利与利益失衡，改革成果分享不均，两极分化突出，中国社会发展已经陷入了 “矛盾凸显期”，中共“行政治国”管理方式不断遭遇新的挑战，社会管治发生危机。国际社会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进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期，这个国家便已进入了“矛盾凸显期”。当今中国正好进入这样一个时期。这意味着中国贫富差距问题已经到达一个危险的界点，由此也出现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贪污腐败、违法滥权、贫富悬殊、分配不公、城乡差距、官民关系紧张，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群众上访不断。更为严重的是，当今中国史无前例、影响全国范围的雾霾之祸力证，“北京发展模式”的政治原因所导致的环境灾难已经无解。在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却伴随着政府“行政治国”推动，以“发展就是硬道理”应对合法性危机和权贵利益集团的疯狂掠夺与贪婪，仅用了30多年就显现出来。50多年来，中国的GDP增长了10多倍，但矿产资源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单位GDP能耗比发达国家平均高47%，产生的污染是发达国家的几十倍。让全国民众无一幸免地人人吃毒、喝毒、吸毒。不少网友在网上呼吁要尽快离开中国。中共意识形态与执政方式政治生态下的“北京模式”已经成为了一盘死棋。
习近平“改革”声誉彻底破产
现代社会的政党执政方法既不是一些阶级统治另外一些阶级，也不是靠技术官僚垄断管理，而是各阶级、阶层的和解互动和公民广泛参入相结合。党的决策要首先体现民主。习近平上台以来，雄心勃勃地要重塑执政党的合法性，盘活“北京模式”的这盘死棋。为此，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媒体连篇累牍的宣扬“依法治国”就是一次执政方式的转变。然而，中共重新强调17年前提出的“依法治国”，其实质是意图通过立法强化其执政方式的合法性，即先将领导人的讲话转化成政策，然后再转化成执政党的意志，最后借全国人大的名义，通过立法程序进行改革，充其量不过是又一次执政方式在形式上的微调。如此同时，当局也主动调低了经济发展目标为“新常态”。这表明中共新一代领导层在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前提下，至少在名义上已经开始微调以行政手段强制贯彻的追求经济高增长为目标的执政方式。
然而，当代法治社会的实质指向的就是宪政民主，政党轮替。即使中共党内的改良派们，也早将政治改革首要议题指向了“党政分开”，下放权力，也即对党权进行淡化、分离与限制。习近平如要改革，那怕想向法治社会迈进半步，都应首先告别旧的意识形态，从“党政分开”起步，而任何企图强化、发展、包揽“党的绝对领导权”，都只能是对法治原则的背叛。然而，不幸得是，如今习近平“坚持两个30年统一论”的前提下，以建立各种小组名义，将国家各种权力统统包揽在自己手里。今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天开会，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这种所谓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工作，实际上就是国家各大权力机构，都要向党的总书记负责并汇报工作，象征着中南海正在以“改革”名义颠覆以往的“集体总统制”。由此一来，今后中南海“依法治国”招牌下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注定形成以习近平为最高权力顶点的“金子塔”权力模式，并由此导致其前两任形成的中南海“集体领导制”，在习近平的“中国梦”面前轰然倒塌。如此“依法治国” 方式“转变”，正如同习近平高调反腐“打老虎”一样，将“法治”锋芒对准那些不与其“高度保持一致”的人，导致其自我标榜的改革声誉彻底破产。由此可见，只要中共高层继续坚持理论、道路、制度“三个自信”，抵制走普世宪政之路，那么其执政方式无论有何微调，都无法盘活“北京模式”的这盘死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