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既可以是正力量，也可以是反力量。但对于中国来说，谣言正力量大于反力量。这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特殊阶段决定的。
中国的特殊国情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封建专制传统多，那就意味着政治的事，人们搞不清，统治者也不用让人们搞清，搞清了，统治者的画皮被剥下，要多难堪有多难堪。如果搞清了，那也得装作搞不清。皇帝没穿衣服，没穿也得说皇帝穿着，六岁的小孩子非得说皇帝没穿衣服，这让皇帝脸就没处放了，也让大臣们没法活了，估记小孩子的父亲也会处以极刑。皇帝的新衣，虽然是故事，这个故事的穿透力和影响力，着实让所有说假话的人吓得要死。封建专制的教育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对于被统治者来说，做一个好顺民，好臣民，莫谈国事，只聊风月，最是安全得很。不但安全，还可以找乐，人也就幸福得全身通透。中国的特殊阶段，也就是反腐与腐败处于胶着期。这个胶着期不知何时结束，也不知时间有多长。反腐败者希望公众参与，这样给中纪委省了不少事，成本低，收益高，得民心。可腐败既得利益集团不这么看，他们觉得，人们说话越多，参与的人越多，对腐败集团不利。腐败集团会通过手中的权力，对反腐败的积极参与者进行打压、威胁、恐吓。最近区伯一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区伯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可政治参与的热情高，专门监督公车私用，结果被警察构陷，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据最新消息，有电视台想让区伯到北京做一期节目，受到当地官员的阻拦，未能成行。在此之前，区伯的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被旅游，被控制。区伯让长沙警方给个说法，现在还没有听到任何说法。区伯的事表明，公民反腐败并不是容易的事，腐败利益集团，既怕反腐败者，更怕公民的积极参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阶段，决定了谣言必然风云水起。按着邓小平的话来说，小道消息流传，是对长期没有民主政治的惩罚。按着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说，人天生是一个政治动物，按着中国的传统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按着现在的意识形态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民主就是人民羣众当家作主。无论从哪一种观点来说，政治都是人必须参与的。不让参与政治，也不等于人们不谈论政治，只是谈论的政治，就有了猜谜的性质。猜谜的政治，得有小道消息。大道消息已经被封锁，人们看不见高墙内的暗箱操作，可以看到高墙外的政治运行。丑媳妇总得见公婆，公权力总得示人，示人的是真是假姑且不论，示人之后人们就必然有话要说。这一说，也就必然走板。这一走板，消息也就自然不准确。这一不准确，也就必然伴随着不断地演绎和夸张。这一演绎和夸张，谣言也就满天飞了。不能小看谣言的力量，它可以成事，也可以坏事。在公权力运作不透明的情况下，它更容易坏事。谣言可以使一个政权发生质的变化，也可以让一个政权发生量的变化，更可以通过量变达到质变。一句话，谣言可以让公权力所有的努力都毁于一旦。这种情况，叫做塔西多陷阱，即当一个公权力威信下降的时候，公权力的所有努力，都会使公权力失分，最后导致公权力的崩溃和灭亡。这种量变，更像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小事，公权力失分，就会影响甚至导致所有的公权力失分，最后失分的，肯定还是一个谣言引起的。最后的那个谣言，如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解决谣言的方式，其实极其简单，就是公权力及时公布真相，及时解决问题，而不是打击谣言，否则适得其反。只是这样简单的事，公权力总是不愿意做，因爲公权力背后的腐败力量，也是强大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