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人类反文明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1967年1月13日，一个以权代法的“红头文件”即“公安六条”正式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出台，并布告全国。其中第二条中写道：“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这就是著名的恶毒攻击国家领导人罪的来源。“文革”虽已结束近40年了，但此罪名至今阴魂没散。前有央视主持人毕福剑因在私人酒席上调侃、抱怨毛泽东被当局整肃、开除，不得不公开道歉，而近期著名记者高瑜被判刑七年，表面上是因为泄露了所谓的九号文件，而实际上是她对习近平的揭露和批判引起当局嫉恨。

当局指高瑜在2013年6月向境外媒體提供的九号文件，《明鏡月刊》於2013年8月刊出文件原文，文前印有2013年4月22日中辦的印發通知，寫明該文件發至「市地師級」，並已經中央領導同意執行。可见，在高瑜向境外提供「文件」的日期之前，该文件已經在國內外廣泛流傳，甚至下發到「市地師級」學習，內容早已不是秘密，也就不存在泄密之危害。而真正使当局忌恨的是高瑜在习近平上任后在德国之声等媒体、在海内外各种场合，对习近平的彻底揭露和批判，对中共内部高层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纷争的披露。

2013年习近平“登基”不久，高瑜就在海外媒体发表《习近平让我们同时品尝毛泽东邓小平两种苦果》、《习近平的红色中国梦不是人民梦》、《习近平与傅高义怎么进了一个门》、《习近平怒拔尚方剑》、《男儿习近平》、《令计划丑闻盖薄案》等文章，在海内外各种场合宣讲中共高层内幕、习近平开历史倒车、恢复文革的真相。尤其是《男儿习近平》一文揭示了习近平根本不是某些人希望的开启宪政或开明专制的明君，而是要恢复列宁毛泽东原教旨无产阶级专政的党魁。这在当时众多知识分子和国际社会人士还对习近平进行观望、并戴给他“高帽”的时候，就撕破了他的画皮，将其狰狞的真实面目展示在世人前面。以这些所谓的恶毒攻击国家领导人言论为主要罪证，加上高瑜对中共意识形态纷争和高层权斗的深刻犀利洞察，就构成了当局欲置其于死地的理由。当然，这些理由是拿不到台面来的，于是就以九号文件说事。

高瑜与毕福剑相类似的一点还有都受到其身边人的破坏。毕福剑是被其酒席上的朋友告发的，而高瑜案发后，有些人竟然阻止为高瑜发声。我是高瑜的校友，本人与另一校友廖家安为声援高瑜积极联络博讯和中国研究院，并在2014年9月8日在纽约召开声援高瑜研讨会。会议一开始，一位不请自到的纽约著名人士马上给会议定调：一不能把高瑜塑造成英雄，二不能把矛头指向习近平。我当即驳斥，并说若如此会议就不开了。幸亏我提前联系了前德国之声记者苏雨桐，我与她SKYPE联线后她讲出了高瑜被囚的真正原因，也讲出了高瑜的伟大。苏的发言和其他两三位的发言，阻止了某些势力破坏高瑜研讨会的阴谋，为高瑜大姐进行了正义的呐喊和声援。

总之，目前被中共当局陷害的高瑜大姐，值得海内外正义人士继续积极营救、发出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