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雪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的评论文章，指出当下在共产党内部展开的“反腐”运动的实质，它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党内政治清洗。我认为，这一政治判断是对的，但与此同时，慕容雪村并没有就这个话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剖析。
王岐山——这位以开明意识和作风强势著称的共产党小王子在一次党的内部讲话中痛斥“腐败”，并信誓旦旦地承诺要在“一党专政的现有条件下消除腐败”。作为这场运动的直接推手，他的政治形象却无法与掌管生杀大权的宙斯相提并论，倒更像是一位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原因在于，他试图以凡人的绵薄之力去创造一个神迹，因而注定也是徒劳的。在这一过程中，他巧妙地转移人们的视线，即将共产党的统治危机归罪于腐败，而不在于极权统治本身。
在这场政治运动中，胡舒立和她的工作团队所扮演的角色是可疑的。2007年，这位被誉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发表《谁的鲁能？》的新闻调查，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时党内的当权派政治人物，成为追求真相、挑战官方权威的一个典范，从而为她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声誉和公信力。而在今天，这种角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利用昔日积累起来的社会信誉和影响力，她成为配合党内高层清除政治对手的“马前卒”，为这场政治运动的合法性制造舆论氛围。换句话说，在新闻检查官员们如“铁幕”般冷酷的挑剔筛选之下，她所揭露出来的那些在党内权力斗争中失势的政治人物的阴暗一面，不再是社会良心的一种表达，而是异化成权力运作整体格局中的一个工具，并进而形成极权权力的一部分。对此，我们不能不加以仔细而又谨慎的辩别和区分。
由共产党发起的这场内部清洗运动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根源在于掌权者出于绝望和恐惧，害怕最终失去极权权力的政治考量。随着社会日益高涨的权利觉醒运动，共产主义面临空前的统治危机。党的意图是很明显的，通过对官僚系统的清洗和净化，摆脱和超越日益臃肿的官僚体系的束缚和党内各个不同政治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重新塑造共产党中央的权威和合法性。
而在外部，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声名扫地，中国共产党随即调整了统治策略，将其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单向度的发展经济上面。今天，情况有所改变，党的最高决策层打破了先前凝聚的党内共识和党内各个政治派系之间的权力均衡原则，极权权力的实现更多地仰仗于其父辈们的政治荫庇，即权力的运作取决于掌权者是否拥有“正统”的家庭出身。这种权力传承关系的精神渊源可以追溯到金氏家族统治的共产主义北韩，也可以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遗迹中去寻找曾经撒播下的“红色”火种。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共产党人试图挽救共产主义极权统治的最后一招，同时，它也是强化极权权力的整体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一环。薄希来，这位颇具个人魅力的共产党小王子曾经在重庆做过类似的政治试验（如今，他正在秦城监狱安度他的晚年），而今天，有着相同家族背景的共产党掌权者正在复制这一政治路线，这是一种荒诞的“返祖”现象，问题在于，他们的努力能获得成功吗？
今天，这种政治路线所结出的果实正逐步呈现在世界面前，伴随剧烈的党内清洗运动，共产党重新强化了对于社会的政治控制：网络和公民言论的环境日益恶化；针对活跃的异议人士的迫害成为一种政治常态；这种迫害同样延伸到宗教信仰者和少数族群们身上；课堂上，老师们禁止向学生讲授人权、公民权利，以及政治民主（实际上，这种言论从来就没有允许过，只是今天更强调了这一点）。伴随这条政治路线，党的意识形态宣传部门正在强化对党的领袖的个人崇拜，将社会纳入到极权的框架范围之内。总之，它在清除每一点可能导致社会自由和反抗现行秩序的迹象，试图将这种被扭曲的共产主义矫枉过正，重新掌握意识形态话语的控制权。
另一方面，社会却对这种政治运动心灰意冷，不愿再介入到这种毫无新意的权力游戏之中，同时也无意继续充当被动的局外人的角色。原因在于，六十多年来的极权统治，社会早已熟悉了这种政治运动的最终后果，在共产主义的持续压迫和欺骗之下，人们变得异常卑微和敏感，他们希望有所改变，不再满足于这种屈辱、被动、令人蒙羞的生活态度。因此，今天的人们更多考虑的问题是：在党已经吹响的政治集结号面前，如何保卫自己不受它的伤害，并在此基础上去抵制和反抗它？
对于社会而言，只要共产党仍然崇拜警察的力量以及依靠政治审查制度来维持统治地位，其权力的获得不是通过公正、透明、开放的民主选举程序，并且继续将正义闲置在极权的荒漠之中，那么，它就不应该期待或指望赢得社会的真正意义上的信任和尊重。更何况，它无法解决更深层次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比如，官僚系统的效率低下、党的全面控制与个人自主性之间的持续冲突、下层民众的贫困化，以及不可逆转的环境、生态破坏，前者是极权权力的本质所致，这种权力制度建立在剥夺人权的基础之上，而后者则隐匿于其先天性的意识形态基因之中。
因此，我们看到了一副悖谬的奇异景观，一种来自官方话语系统和社会真实之间的尖锐对立和政治分裂，在极权权力的持续挤压之下，社会并没有因身陷恐怖而有所退却。今天，即使十字架一再被拆除，基督教徒并没有因此改信“改革”的意识形态宗教，他们仍然去上帝的教堂做礼拜，去过属灵的信仰生活。即使持不同政见者一再受到审判，仍然有新的反抗者不断在这种政治高压中崭露头角，其抗争的诉求和形式也日趋多元化，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生命本身的自由释放和想象力，最新的一起典型案例是五位女权主义者遭到逮捕，她们试图在妇女节期间抗议发生在公交车上的性骚扰问题，希望女性权益受到关注；而在西藏和新疆，虽然受到更为严厉的政治控制，仍然有反抗者的消息不断地流传出来。我们不应忽视那些隐藏着的社会领域，一位家长，很可能在糟糕的教育制度面前保持缄默的态度，但只要有条件，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西方国家，去接受自由的现代教育，我们不能将此类现象简单地归结为犬儒主义或懦弱的表现，它同时也是一个象征，证明人们辨别是非的能力以及价值判断在发生改变，正在回归到生活的常识之中来。
我们还看到，在山西，即使共产党的权力组织系统在那里遭到全面清洗，却并没有因此引发社会的动荡或造成政治危机。持续的极权统治创造了一个彻底保守的社会，而这个社会学会了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恶劣条件下生存下来的本领。今天，社会已经有能力承受来自政治改变的压力，它的肌体正在以它自身所是的样子健康成长，这正是一个意识到自身价值和尊严的公民社会的雏形。换句话说，人们已经不再围绕权力中心去组织自己的生活，而是在权力的压制之下思考如何去创造自己的生活。这种观念的改变是革命性的，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利益和尊严所在。对于共产党权力阶层来说，无视这一政治现实是愚蠢的，他们已经无力彻底铲除这一社会存在的土壤。
西方媒体，这些为西方社会的人们观察、了解、认识中国政治的窗口，应该从这种社会的变迁中获得一些启发，将他们有限的精力和资源从对共产党权力斗争的捕风捉影中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去更多地关注来自中国社会的自我组织、成长以及为反抗极权权力所作的种种努力，那里，正在蕴育中国的真正未来。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的语境之下不至于跟不上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