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中国新国家主义批判

（本文摘自《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一书，该书即将由香港溯源书社正式出版）

 

 

本文所说的“新国家主义”指近20年来在中国繁衍、而于最近几年迅速升温的一种政治思潮。新国家主义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病态变异，它表现为民族主义的畸形化、膨胀化，带有鲜明的反“西方”特征。随着中国“崛起”，新国家主义强调中国在世界上应该拥有新的地位和“使命”，那就是重构全球秩序，乃至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引领者。这股思潮，开始不过是些带有新左派特点的文人和民间愤青的情绪宣泄，近年来却获得一些学界、军界重要人物的支持。中共十八大后随着中国形势的进一步左转，本来产自民间的新国家主义和官方倡导的“中国梦”合流，成为当下中国政治的一道重要景观。在某种意义上，新国家主义以民间或半官方形式表达了习近平一代新领导人不便通过正式外交语言表达的那些咄咄逼人的战略意图，可谓“党国中兴”和“红色帝国崛起”的民间脚本。这个东西，正在深深影响着当下乃至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政治的走向。

 

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

 

1996年，北京出了一本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¹作者为宋强、张藏藏、乔边、古清生等。该书首版即发行五万册（据说后来发行了上百万册），吸引了全世界100多家新闻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先后被译成8种文字，可见影响之大。这本书出版的背景是1996年台海危机，当时，正值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大陆向台湾近海试射导弹，美国则紧急调动两个航母作战群进行应对，海峡局势高度紧张。不难想象，“说不”的作者们表达了强烈的反美、反西方情绪，该书这样警告道：

 

美国人不要总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以领导世界为己任。在台湾演习时，美国的决策是愚蠢的和不慎重的，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才是一种公然的挑衅。美国防部长佩里居然以这样的口吻威胁中国：“谁也不要忘了，美国的海军是世界第一。”我也以这样的口吻来奉劝美国：“谁也不要忘了，中国的人口是世界第一。”如果有谁认为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那就大错特错了。²

 

该书“代序”《关于“不”的断想》称：“冷战是结束了，但冷战的意识并没有消失。加上近些年来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西方国家出于自我的考虑和对下个世纪世界自然资源继续加以控制的私利，它们并不准备放弃偏狭的政治观点，也不准备放弃对全球经济贸易和资源的垄断。于是，他们所谓的对贫困的忧虑，对贫困者的同情一下子就被遮盖在西方人独有的傲慢与偏见之中。与本世纪初、本世纪中的情况相似，当时是西方国家自己用刺刀和皮靴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之梦；今天，他们自己又在用对别国主权的粗暴干涉，对别国事务的指手划脚，对别国民族感情的践踏，打破着中国新一代人的西方梦。”³ 作者们建议，面对美国的“遏制”，中国应该建立长期的“反遏制战略”，“在美国所采取的每一个遏制中国的步骤中，我们都必须针锋相对，绝不能有一点点姑息与宽容”——

 

“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时时表现出一种既专横霸道又用心险恶、不具备责任能力的可憎面目。捕风捉影、独自尊大、虚伪无常、不负责任是美国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出的几种基本特征”。鉴于此，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也“应具有这样的义务——要勇于承担起在全球范围内反不公平的角色，对于某些大国势力利用联合国来损人利己、惹是生非，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行使否决权，大声说‘不’。”⁴

 

其实，1996年的中国在经济上还远未“崛起”，国际影响力亦相对有限，“大声说不”不过民间愤青的想象而已。又过了13年，到2009年，另一部以“不”命名的书《中国不高兴》问世。⁵此书的首席作者是宋晓军，曾为海军通讯军官，现为央视军事评论员，其他几位作者包括王小东、黄纪苏、刘仰和“可以说不”的第一作者宋强。

 

“不高兴”一书的直接背景是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在法国受阻，引发中国国内一些年轻人的强烈反应。这件事还扯到西藏，因为据说是“藏独分子”策划实施了对奥运火炬的拦截。所以作者们的“不高兴”首先集中于“藏独分子”、特别是“支持藏独”的“西方人”——

 

关于西藏是不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到底是元朝还是清朝，还是1959年？西方人硬说是1959年。我就西藏问题答西方记者的谈话里说：要说事实，至少清朝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但是，我也可以明告诉你们这些西方人，就是1959年又怎么样？你有种你过来打，你废什么话？

 

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了。在西藏问题上，中国人不认为西方人有资格来充当裁判官。中国人在2008年4月所做的，本来就不是乞求西方人接受中国人的观点或接受中国人，而是向西方人表达中国人对他们的不满乃至愤怒……6

 

何止仅仅表达“不满”和“愤怒”？到了2009年，中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是《中国不高兴》横空出世的更大背景。事实上——用本章的术语讲——“不高兴”的作者们表现出更强烈的新国家主义认知和情绪特点，《中国不高兴》的主题也从“反遏制”上升为中国应该拥有“大时代”和“大目标”。

 

什么是“大目标”？作者们的回答是“第一要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要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在作者们看来，与强劲崛起的中国相比，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已经是“老黄瓜刷绿漆”，日薄西山，而“就工业化而言，中国是嫩黄瓜”，前途无限。中国今后将“无法不显其大”。作者们强调“英雄国家”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具有的心理指标”，中国人早应该结束对西方仰视的时代。下一个时代，是西方必须重视“中国的不高兴”。当然，为了实现这样的“大目标”，还要有强大的军力做后盾，解放军必须“跟着中国国家利益走”，“未来解放军的任务绝对不是现在说的国土防卫，而是应该跟着中国的核心经济利益走，中国核心经济利益到什么地方，解放军的力量就应该覆盖到什么地方。” “经济利益的获取，或者说，想弄钱，无非就是生产、抢劫、欺骗，没有别的招，物质守恒嘛。在这几招里面，生产为上策，拿剑保护着生产为上上策。抢呢？如果说生产和抢劫结合到一起，这也可以算是上上策——美国不就是这么办吗？如果只剩下抢了，实际上表明你已经老了，虚弱了，生产不出来东西来了。但是也有人口比较少的民族，如蒙古人上来就抢，但蒙古人也没能维持太长时间。大民族光抢是不行的，世界上的财富不够他抢的，生产和抢一定是结合起来的。我认为，无论如何生产都是第一位的，但一定要有剑，剑和商要结合，单独生产是不行的，最好剑和商有一个平衡，就是持剑经商，这是上上策。”“我们想打商战，不想打军战，但是要打好商战，我们手中一定要有剑。”总之，“不怕挨骂，我们就是要除暴安良”。“持剑经商”，才是“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7

 

自由主义如何看民族主义和“中国崛起”

 

“说不”作者们的宣泄，不难理解。但作为病态化膨胀的民族主义，新国家主义在民间的嚣张却凸显了重新思考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必要。何为“爱国”？何为“民族主义”？何以理解百年来中国民族主义演进中的历史张力？又如何界定当今中国的“崛起”？在民族国家意义上，“说不”作者们赋予这个“崛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真的成立么？我们又当怎么看如今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这些问题，有必要作出认真清理。

 

首先，“爱国”本来是一种朴素的情感，这里所谓“国”，指“家园”（英文的motherland），并非特指某个政府或政体。对家乡故土的爱、对母亲的爱，源自本性，纯真质朴，我现在身在美国，每逢夜深人静之时，还是愿意带上耳机听一曲《我爱你中国》，换上花镜看看老北京的图片，此之谓也。中国还有句话叫“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固然表达了一种天然的情感：不管这个家好不好，总归是自己的家，有家才有归属感；但它也暗含着另一种意思，那就是它有某种非理性的成分在里面：不管和谁发生冲突，“家”这边总是对的，或不管对与不对，总应该向着“家”。显然，若没有合理的认知做依托，非理性的“爱国”情感是很容易走偏或被利用的，三来二去就成了政客或专制者手中的工具。

 

其次，何谓“民族主义”？我在以前的一些文章中曾指出，民族主义是和民族国家相联系的政治概念，它或是作为已经存在的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用以表征该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或是作为民族国家催生的社会运动而具有某种思想动员功能。而无论是上述情形中的哪一种，民族主义都会诉诸文化的同质性作为力量的源泉，同时也会诉诸民族情感中的非理性特质作为动员手段。在为利益而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国际关系框架内，民族国家可以大体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先进的”（即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较前位置的）、并具有扩张倾向或者已经实行扩张政策的国家，一类是“落后的”（现代化的后来者）、且面临外来威胁或者已经被部分殖民化的国家。在扩张性国家中，其国内政治制度既有实行民主体制的，又有实行极权或威权体制的；而在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中，绝大部分都保留着前现代的政治结构和文化传统，或者即便形式上已完成现代制度转型，骨子里仍然是专制主义。

 

与上述不同民族国家类型相联系的，是各种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对于那些“先进的”、国内实行民主制度而又对外实行扩张政策的国家来说，其民族主义兼有自由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特征。当民族主义表现为崇尚自由贸易、推进市场改革和经济全球化时，民族主义是体现自由主义原则的民族主义；当民族主义成为帝国争夺海洋霸权和海外殖民地的动员手段时，民族主义又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事实上，欧洲的许多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特别是大英帝国，其民族主义都有这样的双重特点。正是在这些国家身上，上一章谈到的“征服者逻辑”获得了最典型的历史表现形式。而对于那些对内实行极权或威权统治、但又热衷于对外扩张的国家来说，它们的民族主义多带有沙文主义甚或种族主义的味道，或干脆就发展为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19世纪的沙皇俄国和20世纪的德、意、日法西斯诸国都可以划入这个范畴。这些国家并不是现代化的排头兵，它们也曾面临更先进的民族国家的威胁；存在于这些民族灵魂深处的、有关本民族天生优越的非理性情感以及那种被认为极其神圣的对本民族的忠诚感被天才的独裁者所调动，其结果是，它们的对外扩张和追逐利益的行为往往更加赤裸裸，更加肆无忌惮，它们对弱势民族的伤害也更加深重。最后，对于那些落后的、受到威胁的前现代国家或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主义首先是与民族自强相联系的一种动员力量。无论这些国家是因弱小而落后，还是因传统而落后，民族主义都会自然成为鼓舞人们奋斗的精神源泉。8

 

当然，必须看到20世纪、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人类取得的根本性进步，那就是前一章谈到的和平代替战争、民主代替专制、民族独立取代帝国征服的伟大历史潮流。正是在这个伟大潮流面前，传统的帝国征伐逻辑已经不再相宜，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已经不再相宜，传统的民族主义也该作出调整了。虽然人类还没有、也不太可能完全跨越自私的民族国家利益的樊篱，但新的人类文明观毕竟正在形成，它应该成为未来人类共同体衡量自身行为的尺度。

 

回过来看中国。应该承认，中国近代确曾落后了，被人欺负过，这是理解中国150年来民族主义高涨的基本背景，也是“说不”作者们所散布的那种“爱国”情绪极富感染力的重要原因。但各种各样的“说不”论都在下列三个问题上犯了错误：第一，他们没有看到20世纪人类文明取得的根本性进步，中国作为20世纪的民族国家之一本来是得益于、受惠于这种进步的。第二，中国曾经“受欺负”，是否意味着今天一定要“雪耻”？“崛起”的中国，“胳膊根儿硬了”，就应该“持剑经商”，重拾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逻辑么？这诚然是一种迟到的宣泄，但更是一种时代的错位。第三，从根本上讲，“说不”的先生们误读了当今世界，特别是误读了美国，这一点，他们犯了和李零、张木生同样的错误。

 

以台海、西藏问题为例，诚然，在这两个问题上，美国似乎是在和中国政府“叫板”，但美国支持台湾以及上个世纪60年代帮助寻求独立的藏人流亡者均是其遏制共产主义全球政策中的一部分，并非仅仅出于美国自身的民族国家利益；美国政府和民间如今对海外流亡藏人的支持，则出于道义动机和人权原则，体现美国的价值理念，而不是想“肢解中国”。“说不”先生们从小听惯了党国关于“美国霸权主义”的宣传，如今自己也成了这种宣传的一部分，却缺乏基本的反思和自省。而这样的宣传往往能俘获大量读者、听众，则是一个更为可悲的现象。其实，何止是对今天的美国，即便是对历史上那些货真价实的帝国主义，党国宣传仍有许多不实事求是的地方。

 

萧功秦在他的书里就曾指出：“我们过去的历史教材，只是强调我们受欺侮的这一面，其实，许多历史上的国际冲突有着复杂的原因。例如，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与封闭愚蠢的清王朝把西方谈判代表39人当作人质，并杀死其中一半人质的事件有关。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只知道自己就是外国侵略的受害者，却很少考虑复杂的、多元的背景。”9 而中国社会中迄今仍然动辄可见的盲目排外情绪和义和团式的冲动，恰恰是此类“教育”的结果。这实在是一块病态民族主义滋生并在条件适宜时膨胀化为新国家主义的肥沃土壤。

 

我相信，作为中国公民和（或）中华民族的一员，绝大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反对派人士同样希望中国崛起，但他们憧憬的“崛起”却基于不同的原则：第一，这个崛起应该是和平的、合作的，而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第二，“崛起”的中国应该是一个民主中国，而不是专制中国，因为只有一个完成了民主化的中国，才会给世界带来安全而不是威胁。

 

第二个原则已经不仅仅是民族国家的外交问题，而且关乎民族国家本身的政体性质。中国问题的复杂也在于此。很多人分不清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和中国作为“党国”的区别，也有些人是故意把两者混淆在一起，用“民族国家”遮掩“党国”或干脆用“党国”代表“民族国家”。后文还要专门就此进行分析，不过我们还是先通过几个例子看看这样的混淆是如何发生的。这些例子分别来自军界和学界。事实上，与“说不”先生们相比，这些来自军界和学界某些人物的代表性声音可谓当代中国新国家主义的升级版，且不再限于纯民间。

 

刘源与罗援：来自军人的声音

 

刘源（1951~），读者并不陌生。2011年刘源为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作序时，提出“战问”、“史问”、“路问”三个问题。关于“战问”，作者讲——

 

现时﹐太多自封的“和平主义者”反对战争（反共﹑反恐战除外）﹗连带着﹐也就贬低武力﹐诋毁武士。

 

我只想说﹐战争和战争中的人﹐太辉煌﹗太伟大﹗太沉痛﹗太厚重﹗不容我们所有人不尊重﹗作为足够成熟的人﹐需怀有虔敬之心﹐应秉持膜拜之礼。

 

战争﹐亡国旺族﹐绝非一般的“手段”﹗一旦开打﹐吞噬一切﹐万端环绕﹐自身变为中心﹔军队﹐兴邦灭种﹐岂可仅视为“工具”﹖一朝动武﹐生杀予夺﹐铁血统治﹐永远是征服者﹗10

 

像这样赤裸裸歌颂战争、歌颂征服者的共产党高级军事将领，过去还真不多见。刘源算是开了个头。战争与历史相关，或者不如说，战争塑造了历史——这是刘源第二问“史问”中表达的基本意思。他说“征服﹐亦即驯化。‘文明’的核心是人对人的驯化﹐没开始驯化动植物﹐就已驯化人﹐从‘娃娃抓起’。人类社会走父系这条路﹐和打仗有关﹐与战争有不解之缘﹐在这点上﹐什么人种都一样。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也不是和平鸽。”就中国历史而言，“统一中国的力量﹐来自无穷的征战”，“不战﹐哪来的大一统﹖不武﹐怎会有民族大融合﹑血统大融合﹑文化大融合﹑南北大融合﹖”11

那么这个问题的当下意义何在？作者没有明言。但作者接下来对“西方”的指责，却已经把他的潜台词和盘托出——

 

西方一直以“小国之心”度“大国之腹”。列强说了百年﹕边疆﹑国界﹑统一的民族国家都是近代概念﹐对历史上的大国﹐只一个法儿﹐大卸八块。台独﹑藏独﹑疆独﹑七块﹑八块论﹐一边一国﹐一切都待推倒重来。

 

前台﹑后台有人家的分工。强盗逻辑﹐才是不折不扣的硬道理﹐靠的是帝国主义的硬实力﹑硬武力﹗12

 

这个水平并没有超出李零和“说不”先生们，但话从一位解放军上将的口中说出，分量却全然不同。刘源无非是在说：一味谈和平，愚蠢！对付“帝国主义的硬实力”，我们也要拿出自己的硬实力！人世间道理就是这样，只有强盗逻辑才能反制强盗逻辑。就算真的打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历史本来就“写满杀戮血祭”﹐新文明﹑新文化﹐也往往以战争为起始嘛！充斥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新国家主义对外逻辑在此已经呼之欲出。

 

关于“路问”，刘源作为“红二代”，心里想的自然是如何永固“红色江山”。刘源警告说：“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反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提出﹑刘少奇实践的新民主主义﹖”13 这当然是刘源、张木生们的一贯主张，这里不再赘言。依我看，刘源这篇序言的真正“贡献”在于，它是以直白的语言、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开始为未来的党国新国家主义对外政策张目。

 

罗援（1950~），罗青长之子，解放军少将，也是这些年非常活跃的军队“鹰派”人物之一。2014年夏，罗援和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在凤凰卫视打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擂台，辩论中国的外交政策。《南方周末》转载凤凰卫视节目文字稿时加了个编者按称“国力在壮大，中国也面临着大国双边关系冲突频发，美国六成的海外空军力量部署亚太，日本右翼势力走强，解禁集体自卫权令地区安全变数重重，东海、南海等区域遭到各方挑战。如何避免陷入被动？中国对外战略步伐也在悄然转变，在主权与领土争端上正采取更强硬的策略，与国家外交形成合力，是否正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中国对外战略应如何调整？对未来世界潮流与趋势如何研判，中国能否实现软实力与价值观对外输出？”——正是围绕上述问题，罗、吴二人唇枪舌剑，展开了一场激辩。我看了节目视频，二人表现均不俗，也确实打得热火朝天，真掐而非做戏。虽然都以“小平同志”为根据，但吴更相信“和平外交”，罗则强调“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西方国家要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正通过代理人跟我们对抗”。吴称“不要犯时代的错误，杜鲁门主义出笼时世界还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今天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罗立刻讲“不要忘记小平同志下面紧接的一句话，到目前为止这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和平的问题没有解决，发展的问题更加复杂。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当然要保持警惕”。“现在美国还坚持一种冷战思维。奥巴马上台，只当老大，绝不当老二，最近又说美国要领导世界一百年，这是中美之间难以破解的一个结构性矛盾。”关于东海、南海冲突，吴讲“领土问题，对小平同志的思想要深入理解。他在1984年10月22日中顾委第三次全会上的讲话，讲到南海诸岛问题，也讲到钓鱼岛的问题。小平同志不懂得战争的作用？他比谁都懂，但他提出的办法是，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是化解的思路“。罗反唇相讥：“前提条件是主权归我。现在要凸显主权归我。有多种表现形式，比如开‘981号’石油钻井平台。我们提共同开发，别的国家不跟我共同开发，搞排华性共同开发，为什么不可以独立自主行使主权？”吴承认中国“现在有力量了，要处理这些问题，理所当然，但这并不能改变基本战略，是什么？和平发展。讲过去忍让，现在要斗争，这个看法我不赞成，过去当然有斗争，1989年后，我们跟美国斗得多厉害”。罗称“这涉及如何看待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问题。这两个应放在一块，不能把韬光养晦作为外交战略”。罗坚持，面对日本的“一再挑衅”，军人必须做好准备，“现在并不是我们要举起战争的旗帜，是有的国家准备举起战争的旗帜，我们必须自卫”。这位解放军少将特别强调——

 

我们的国家利益分成核心战略利益，第一个就是国体、政体不容颠覆，第二主权领土完整主权不容侵犯，第三就是可持续的发展力不容中断。维护核心战略，必须要有一个底线，有刚性，不能突破。比如我们不拿领土去换和平。

 

一战后，欧洲弥漫着一种泛和平主义思潮，或者绥靖主义思潮，最后导致了二战的爆发。言战并不就是要打仗，要做好战的准备。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美国1999年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把我们的飞机撞下来。美国的飞机抵到我们的家门口抵近侦察，是一个友好表现还是一个敌对表现？小平同志在1979年还对越反击作战，1988年打了赤瓜礁之战，1974年打了西沙海战。14

 

纵观罗、吴辩论，尽管二人均伶牙俐齿、口才不凡，但就观点而言，吴确实更像一个过了气儿的腐儒，已经跟不上党国发展的新时代、新观念，而罗锐气正足，高举“崛起”、“主权”和“反侵略战争天然正义”的大旗，不但自认为真理在握，而且客观上代表着一种新的势力、新的“战斗态势”和新的动员力量。

 

阎学通论“下一个十年”

 

在新国家主义鼓噪方面，学者们比军人走得更远，——虽然他们未必主张战争，而更强调要以“道义”引领世界。以清华博导阎学通为例。阎学通（1952~），学英文出身，后转行专攻国际政治，还拿了美国的政治学博士，是目前中国大陆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2013年阎学通出版《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15 该书首先对未来十年“中美实力比拼”作出下列预测：

 

未来十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将升高20%，即从目前的1 : 6.3 升至1 : 5 左右。未来十年，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年均增长幅度将达到15%以上，2023年的文化产品出口将超过1000亿美元。2023年，美国的GDP将为19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按目前汇率计算将为17万亿美元，按当年汇率计算将超过美国。2023年，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影响力将达到美元影响力的50%甚至更高的水平，人民币、美元和欧元可能构成三足鼎立之势。

 

2023年，中国将拥有载人的太空工作站，至少3个服役的航母舰队（有可能建成5艘航母），4~5艘携带射程8000千米导弹的战略核潜艇，部署部队的第五代战斗机（歼-20和歼-31 隐形战斗机）。以中国发布的数据为准，中国的国防开支将达到美国的60%；以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数据为准，则将达到美国的80%。

 

2023年，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将达到150个左右，而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将减至50个左右。16

 

总之，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到2023年，中美综合国力将达到同一等级，世界将形成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并存的国际格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将发生根本变化。用阎学通自己的话讲：“对中国而言，未来十年的特殊性在于，中国有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我们过去太长时间把民族复兴作为一种历史任务留给后人去完成，其实我们这代人活着就能把它实现了。”17

 

在这个背景下，这位清华教授认为，中国必须重新调整外交思想和外交原则，用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乃至主导世界事务。那么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外交思想”呢？阎学通比较了三种不同选项：首先，“经济实用主义”，即把经济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避免介入与己无关的国际事务，其理论逻辑是以妥协求和平，继续“韬光养晦”；其次，“政治自由主义”，即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通过承认西方的原则（包括人权干涉原则）换取西方对中国的接受；第三，“道义现实主义”，中国应借鉴古代王道思想，以公平、正义、文明为对外政策指导思想，提升国际战略信誉，建立责权相等的国际新秩序。在阎看来，第一个选项已经过时，一个新的超级大国不可能只是“韬光养晦”，那样无异于自我孤立；第二个选项也不可行，因为承认西方原则、参与西方国际干涉必然削弱中国现行国内政治体制的合法性，造成内政与外交的冲突；只有第三个选项最可行、最合理，因为“道义现实主义”可以使中国成为“比美国更强大、更受欢迎的超级大国”。18

“从政治伦理角度讲，‘公平’、‘正义’和‘文明’分别高于‘平等’、‘民主’和‘自由’的普世价值观。中国提出这样的价值观，其国际领导权的合法性就会高于美国。”19

 

与此等“外交思想”相对应，中国也将确立新的“外交原则”，那就是做拥有良好国际战略信誉的“负责任大国”，此乃“王道外交”的具体体现。“中国将需要学习如何当领导和如何当受拥戴的国际领导，特别是如何当一个比美国更受拥戴的领导”。20 中国还需要放弃不结盟原则，通过结盟彰显领导力，并“增加中国真实战略伙伴的数量”。具体而言，阎学通力主中国与俄罗斯建立同盟关系，“中国与美、英、法三国的客观战略利益分歧决定了，中国无法在绝大多数国际事务上得到这三国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中俄结盟可避免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面临4 : 1的被动局面”。面对美国的“巧实力”外交，“中国需要强化中俄战略合作，以应对美国强化和拓展同盟的战略”。阎学通还主张“接触改造日本”，“未来十年，中国需要通过‘接触’政策，促使日本从西方国家向亚洲国家转变”。21

 

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时，阎学通还提出，要树立“赏罚”分明的外交理念，以处理当下一些国际争端：“我们过去总认为‘王道’的思想是对所有人都很仁义。但是仁义建立的前提是，得对敌对者不仁义。你对敌人也仁义就不是王道思想。正所谓‘非威非怀，何以立德？’言下之意，当你看到坏事时不去阻止、不去惩罚，也不给予做好事的人奖励，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因此，我认为至少王道思想不是不分是非，而是对朋友、对按照国际规范办事的国家给予保护和支持，对破坏国际规范、与国际规则背道而驰的国家或者故意和本国作对的国家，如菲律宾、日本，就是要给予惩罚。这才是王道。”22

这位清华教授谈了一堆“道义”原则，但最后在解释“王道”也可以“不仁义”时还是露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马脚。对那些“故意和本国（中国）作对的国家”就是要“惩罚”！这才叫真正的霸气！

 

 

必须区分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和中国作为“党国”

 

现在让我们回到这个重要问题上。无论阎学通也好、刘源和罗援二位军人也好，在他们的言论表述中，“中国”似乎是一个再明白不过的概念：与其他国家相对应，“中国”当然也是一个“民族国家”，拥有独立主权，并作为“民族国家”和其他国家发生或竞争或合作的关系，包括与俄罗斯结盟，与美国争雄，乃至成为新的全球“引领者”。似乎中国在和国际社会打交道、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都是基于“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利益而行事的，“民族国家利益”是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必然着眼点和根本归宿。而新国家主义所鼓噪的“崛起”，也是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崛起，并非指其他什么东西的崛起。

 

我以为，这种想当然，是对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的本质性遮蔽。中国不仅是“民族国家”，还是“党国”，中国的政体性质深深地影响着它的外交政策。或者更明确地说，正是中国的红色极权体制，决定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取向。比如，中国为什么总是明里暗里地把美国作为对手、假想敌？中美之间的关系仅仅是所谓“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吗？当然不是。作为两个不同的“民族国家”，中美确实分别代表“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但作为两种不同的政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党专政国家，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宪政民主国家。对这一点，双方均心知肚明。只不过在公开的外交场合，双方都不愿意凸显这一点罢了。

 

从“党国”角度讲，中国当政者从来都是把外部力量的“颠覆”视为最根本的威胁，所以罗将军才一点不含糊地把中国的“核心战略利益”第一界定为“国体、政体不容颠覆”，第二才是“主权领土完整、主权不容侵犯”。这里“党”和“国”的关系是再清楚不过了：“党”是第一位的，“国”反倒是从属于“党”的。然而，中国事情的复杂恰恰在于，虽然在抽象层面，我们可以把“民族国家”和“党国”剥离开来，分别加以界定、分析，但在现实中，“党国”又是和“民族国家”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所谓“党的主张通过法律上升为国家意志”，内政如此，外交也如此，只不过在内政场合，“党”的存在是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而在外交场合，“党”一般会退居幕后，而让“民族国家”出来唱主调。

  

中国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谈外交问题时两种语言的并存，一种是说给国际社会和本国老百姓听的，另一种是讲给“内部人”的。比如，中美关系，公开的说法是“求同存异”、“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内部说法则是“西方亡我之心不死”，“与美国霸权体系的斗争是一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纪较量”。中国有位将军尽人皆知，刘亚洲（1952~），准红二代，官拜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前些年还以思维活跃、敢言著称，后来却以“党性即神性”一说让人大跌眼镜。23前不久（2014年11月）在一次公开报道的访谈中，刘亚洲纵论“如何打造中国新一轮战略机遇期”，他一方面指责“残留有‘冷战’思维的美国人为迟滞中国前进的步伐，实施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制定‘海空一体战’战略，剑指中国。他自个不愿打头阵，怂恿目光短浅的极少数国家跟中国对着干”，称“美国已对我国实施了‘C’型包围圈，中国若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就要迈过美国给我们设的‘坎’”；另一方面又大讲“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中国外部战略环境，乃至全局有重要影响。中美两国一方面是相互依存度很高的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又是缺乏战略互信的经济竞争对手，这是中美两国双边关系发展面临的‘悖论’”，“中国不以美国为敌，愿与美国并肩面向未来，为世界人民谋福祉。中美两国对世界的经济增长贡献最大。太平洋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24

 

其实，后半部分刘亚洲讲的并非真心话，而是说给外部听的官话。要听刘亚洲们的真话，需要看《较量无声》，一部由刘亚洲总策划、国防大学等机构拍摄的内部宣传片，2013年出品。该片的片头语就是——

 

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过程，必然始终伴随与美国霸权体系的磨合与斗争，这是一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纪较量。25

 

该片称，自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后，“中美之间似乎真的从对手变成了伙伴，从对抗变成了合作。而实际上，双方的决策层都清楚，这种关系现状的形成对于中国而言，是为了改变安全环境、发展环境，摆脱封锁封闭，走出一条全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动战略选择。对于美国而言，则是为了集中应对主要对手，实现美苏争霸战略目标而被动收缩战线的策略选择”。“在两国长达两百多年的交往中，这是中国第一次以完全独立平等的身份得到美国的战略需求与尊重。而这一关系的改变，实际上也预示着两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合作表象下掩盖着的未来较量”。“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成为了持续近半个世纪冷战的最终胜利者，同时，也使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美国的下一个对手”。“对美国来说，是在未来彻底遏制中国，还是在接触中改造中国呢？这是一个必须明确的战略选项。刚刚以和平演变的方式成功搞垮了最大的战略对手苏联，在空前胜利中受到巨大鼓舞的美国精英们，再慎重权衡后，大胆地选择了后者。他们非常自信地认为，只有接近、接触和接纳中国，逐渐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才能更有力的分化和瓦解中国。这是战略成本最低、代价最小而效果最好的方式”。“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美国选择了接触加遏制的全新战略方针，逐步解除‘六四’风波后对中国的一系列制裁政策，转而开始实施以经济主导的全方位渗透。他们一方面更加确信以和平演变的方式渐进渗透、逐步动摇战略对手的根基，用软性战争将其击垮是最佳战略选择。另一方面，他们也更加自信的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较量已经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自然落幕。”26

这才是党国执政者们对美国的真实解读，也是党国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背景和出发点，那就是挫败“敌对势力”的图谋，和以美国为首的“颠覆者”进行长期的“较量”。刘亚洲说人家“残存冷战思维”，其实，《较量无声》才是货真价实的冷战思维。当然，出面“较量”的不是“党国”，而是“民族国家”，一场本质上是保政权的生死博弈一定要披上民族国家的外衣。这一点，党国自己不便说破而已。

 

然而人们接着就会问的问题是：如此被“党国”绑架的“民族国家”，一定要和美国及整个世界民主共同体“较量”下去，真的对中国有利么？真的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所需要、所应选择的么？我想，凡是了解了本书前边关于制度现代化基本逻辑和中国百年历史进程之曲折的读者，答案均不言自明。

新国家主义与“红色帝国”

 

必须指出：中共十八大新上来的习中央，正在把新国家主义变为现实。

 

我在一年半以前（2013年11月）写的文章《一个红色帝国的崛起？》中，是这样分析这个正在上升中的“红色帝国”的：以习近平为首的“红二代”领导集团不同于江、胡的地方在于他们拥有更为明确的“江山意识”，也就是，“红色江山”是他们的父辈打下来的，他们对守住这份“家产”负有天然的责任；党国肌体的严重癌化激发了危机感，同时也激发了使命意识。仅仅“守摊”是没出息的，“红二代”领导人的抱负是要实现党国的“中兴”，这个“中兴”将证明“红二代”无愧于他们的父辈。从实践层面看，“红二代”领导集团正在迅速抛掉江、胡时代谨小慎微的形象，而同时在几个重要方面展开动作：

 

首先，以更加强有力的方式宣示党国权力不容挑战，这是一年来反宪政逆流高潮迭起，官方主动出击、重拳打压民间反对力量的根本背景；27

其次，对内展开大刀阔斧的反腐和毛式整肃（所谓“洗洗澡、照镜子”、“群众路线”乃至“民主生活会”之类），以期改善“党风”，整顿吏治，收复民心；

 

第三，继续推进民生领域的各项“改革”，包括金融、商贸、劳动保障、住房、教育、民营企业的平等待遇等，这些领域的改革成功了，均有助于“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

 

第四，借助30年经济增长造就的国力强势，“红二代”领导集团一改过去“韬光养晦”的邓氏国策，开始在国际舞台和对外关系领域频频示强。这就是党国版的“新国家主义”。“新国家主义”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对它的解读可以包含三层意思：在民族国家层面，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再现；在民族记忆层面，这是被党国刻意渲染的一个曾经辉煌、但饱受近代列强羞辱的古老民族的“复兴”之举；而在党国政治层面，这又是确立、强化党国体制与党国政权合法性的新动能、新支点。在党国现实逻辑中，前两条必然服务于第三条，且最终归结为第三条。

 

钓鱼岛是精心选择的第一个切入点。党国一改过去数十年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低调，借日本宣布钓鱼岛“国有化”之机，迅速把这个无人小岛炒作为东亚政治乃至国际政治的新焦点。接着是南海问题。围绕南海一些岛礁的主权归属，中国和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产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过去也存在，但最近一年来大有升级趋势。中国海军和空军实力的迅速增长是重要背景。而如果说南海问题表面上还是较为单纯的民族国家层面的利益交织和利益冲突的话，那么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党国展示的外交新思维和新布局则蕴含着更为复杂的战略考量。这个战略考量的根本点是在未来同美国争夺对世界的“引领权”，因此它既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更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

 

毛式“世界革命”是“红二代”（也是包括笔者在内的整个一代人）曾经的“理想”，虽然今天很难说还有谁相信这一套乌托邦，但既然“西方亡我之心不死”，“东风”、“西风”之争就仍然是个现实。“崛起”的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和西方较量一把？为此，习近平上台后的一年，党国迅速展开外交新布局，一方面提升与俄罗斯的关系层次及“战略合作”水平，形成联俄制美的基本格局，28] 一方面把外交触角伸向非洲、拉美，以拓展党国在这些地区的经济、战略利益。“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都是实现这个战略意图的新的国际组织框架。至于欧洲这头病老虎，党国的办法是又打又拉，充分利用欧洲经济的不景气，让反共的欧洲各国政府臣服于党国的金钱、商贸外交。所有这些努力的根本目的，当然是遏制美国和西方，遏制美国的“重返亚太”，并形成对美国和西方的反遏制。

 

这难道不是一个超级红色帝国的崛起？

 

可以说，这个超级“红色帝国”既是党国，又是帝国。对内，它是党国；对外，则越来越像帝国。把二者连在一起的，是它的红色。29

 

后续事态的发展，证明了上述判断的正确。今天，“习大帝”已经引起全世界的警觉。不管党国的外交辞令多么动听，³⁰人们还是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一个红色帝国崛起对世界构成的危险。红色帝国的逻辑不但决定了党国将自觉地自外于世界民主共同体，而且将强化被党国捆绑、而又以民族国家形式表现的对外扩张冲动。中国30年经济增长的各项指标实实在在给红色帝国的崛起提供了基础、底气，中国越来越大的对外能源和其他战略物资的需求也正在刺激这个红色帝国向外伸展它的羽翼。

 

这个“红色帝国”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更深入的研究。但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下列几点是毫无疑问的：

 

无论怎样，“党国”并不代表、也并不等于“民族国家”，党国利益也不就是民族国家利益。事实往往正相反：党国打着民族国家的旗号，动用整个国家的资源，根本上却是为了保政权，为了一党私利而与世界民主潮流对抗。这恰恰从根本上损害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利益。

 

中国自由主义者也是爱国者，而且是真正的爱国者。这个真正的爱国者的标志之一恰恰是：中国自由主义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新国家主义。在民族国家层面，中国自由主义者强调摒弃国家交往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倡导新的人类文明观和关于世界和平的康德主义原则。在内政和国家政体层面，中国自由主义者强调民主转型的必要，因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应该是体现宪政民主原则的政治-法律共同体和体现民族共存原则的历史-文化共同体的统一。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明相吻合的部分，在经过宪政主义过滤后，当然也可以运用于现代国家之制度与精神的建构。

 

这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国家观。

 

中国自由主义需要对“红色帝国”的内政外交以及它的未来走向进行深入研究，作出准确评估，以便为转型中国和民主化后的中国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提供镜鉴。毕竟，民主化后的中国还是一个民族国家（当然它不再是“党国”），它必须依据新的原则确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