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在六十多年中，总是让一部分中国人整日绷紧神经，紧张兮兮，而这部分人就是喜欢说真话者。“毕姥爷”出事后，很多人不约而同地把矛头对准了告密者。此人如果存心告密，当然“罪在不赦”，但换种思考，像毕姥爷所谓“不雅视频”这种事，如果出现在法国乃至所有西方民主社会，还怕谁告密吗？还有告密的意义吗？所以说，告密者固然可恨，更可恨的是中国人仍生活在这样一个让你恐惧的时代：即你使私下幽默一句“伟大领袖”，一旦公开，仍属大逆不道，让你瞬间成为一个“罪人”。
毕福剑事件出来后，在网上“义愤填膺”喊打喊杀的一些毛粉跟帖不说，这些人当中就是有几个相比较而言所谓温柔一点的，把心中那份邪恶气做成文章，也直言不讳地认为，“毕福剑如果走在大街上被人认出，一定会挨揍”（还好，没有说会被打死）。这说明在毛粉心中，“伟大领袖”依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依然像文革中所歌所唱的那样，比他们的爹娘还亲。但凡有人对他们的偶像不敬，毛粉们就有可能成为法西斯暴徒，对其实行专政。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清：这就是中国当下国情。在中国，只要毛左的势力不式微，那么，中国的民主自由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毛左们可以借维护“开国领袖”或“共和国缔造者”名义，不顾一切。如果说“社会主义者”出自资本主义的话，那么，由社会主义生出的，一定是法西斯纳粹。之所以造就了这么一种国情，除了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还与1949年后的非民主统治有极大关系。非民主统治有一个特点，就是依靠谎言和洗脑。可这样做的结果，把整个民族给害了。这个民族一路走来，原本就已奴气十足，精神猥琐，说谎成性，自私自利，见了狼是羊，见了羊是狼，而这六十多年特别是前三十年更无人道的统治，又加了一把火，让这个民族彻底不堪下去。像打右派，像文革运动，像越穷越光荣，像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一切，都是摧毁天地良心，不仅在中国，就是在整个人类史上，也可说都是前无古人的，用国家高级文官将领刘亚洲的话说：“人民是鸡鸣狗盗之辈。卑劣的人民选择了卑劣的制度，而卑劣的制度使卑劣的人民更加卑劣。”因此，到了今天，可以说，这个民族已让双重卑劣压得喘不过气来。约三年前，还是温家宝时代，记得有那么一个时间段，忘记是因何种催化剂，让作为总理的温家宝大讲特讲“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现在又是几年过去，中国人是否生活得更加幸福不说，只说这“更有尊严”显然是打了水漂。你想啊，就连几个年轻女性公开反对性骚扰也能成为“寻衅滋事”被抓起来，天天生活在恐惧时代的人，怎么可能“更有尊严”呢？去年秋天本人曾发表过一则短文，说的是六十五年，没能领导出一个懂秩序会排队的民族，而现在我要说，这一切，都缘于六十多年的统治，至今没有在这个国家真正实行民主自由。试想，如果真正实行了新闻、言论、出版自由，那些毛左们还会如此猖獗吗？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只要不违法，没有什么人敢于如此对待你。80多年前胡适在《〈人权论集〉序》中就说过一句极负盛名的话：“因为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胡适为何敢于这么说，与他在美国留学接受美国现代思想有很大关系。既然上帝和孙中山都能批评，而况毛泽东乎？不然，就要问一句：我们到底要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难道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批评自由，尤其是不能批评“开国领袖”的社会？特别是一些毛左们的疯狂劲儿，不能不让人联想起不久前发生在法国《查理周刊》的极端恐怖事件，一些毛左们的思维方式乃至思维能力，与那些极端恐怖分子又有何本质区别？说到底，不过是一个拿枪屠杀，一个只是要打人罢了。如果一些毛左们手里有枪，难道他们不会成为今天中国的恐怖分子？难道他们就不会朝那些对“开国领袖”有非议的中国人包括毕福剑下手？另外，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世界上一些地方也已经开展纪念活动。就人类史而言，人类最大的敌人，正是法西斯，甚至我们至今也还面临着法西斯的威胁，因此，我们的任务，依然包括反对法西斯，反对纳粹。眼见新一轮“依法治国”的口号又喊有半年多了，可依法治国的真正意义，就是不分党内党外，更不分什么体制内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个中国人，只要生活在这片国土上，除了极少数政府特殊部门，在体制外能说的话，在体制内应该也能说。对普通国民可以幽默，对“开国领袖”也同样能幽默。既然普通人尚经得起幽默，偶像就更应该经得起。可毕福剑事件的发酵和走向，再一次表明，在我们这种国家，“依法治国”依然只是一句口号，至少在一些人那里，他们还是要用自己的“家法”“家规”来代替“依法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