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新科主席朱立倫延續總統馬英九的媚共政策，赴北京朝聖，以和平使者自居，并在記者會上反駁不同意見說：“很訝異21世紀的今天，一趟要到上海、北京的例行性訪問，在反對黨眼中，或是社會部分人士的角度，還存在上一個世紀的歷史情仇。”
這不是無知者無畏，什麽才是無知者無畏？
說到“歷史情仇”，首先要確定仇恨的雙方究竟是誰。台灣島內，跟共產黨有“歷史情仇”的，唯有國民黨。民進黨及其他黨派，並未跟共產黨有過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相反，共產黨當年爲了反對國民黨，還不惜大力支持台獨人士。蔣毛兩人以“匪”相稱，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在肅殺的兩蔣時代，如果朱立倫敢於發表此種“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言論，立即會被以“通匪”的罪名抓到綠島去管訓。如今，國民黨當然可以與時俱進，修改黨章，放棄遠景，改換門庭，從反共走向媚共，這是國民黨自己的選擇。我們可以不必用“卿本佳人，奈何做賊？”這個詞來反諷之，但國民黨有什麽資格嘲諷台灣不願跟他們一起做共奴的黨派和民眾呢？
朱主席口吐蓮花，大言不慚，大肚能容，儼然如同南非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曼德拉那樣領導人民走向種族和解的彩虹之國，也如同中國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那樣在法庭上發出擲地有聲的宣告——“我沒有敵人”。若真是如此，我就要向朱主席畢恭畢敬地三鞠躬了。但是，我不得不質疑的是：若沒有真相，怎能寬恕、和解與忘卻？上一個世紀的歷史情仇從未被認真梳理，朱主席就要匆匆忙忙地宣佈遺忘了，那麽，台北的忠烈祠裡供奉的那些被共產黨殺害的“先賢烈士”，豈不都白死了？朱主席乾脆拆掉忠烈祠，以此換取北京的信任？
中國倒是有一群民間人士比朱主席更熱愛國民黨，有人韋編三絕、皓首窮經，整理出一份《被以镇反名义杀害的部分国军将领名单》，翔實記載了數百名死於共產黨之手的國軍少將以上的將軍的履歷及遇難經過。看到這份名單，人們才發現，除了張靈甫、邱清泉、黃伯韜等死於國共內戰戰場的國民黨高級將領之外，還有那麼多早已解甲歸田、與世無爭、對共產黨政權毫無威脅的國民黨軍人慘遭屠殺，其中有不少還是在抗戰中立下功勛的愛國軍人，他們沒有死於日軍的槍炮，反倒死於同胞之屠戮。
中共建政之初，即在全國範圍內對前國民黨軍政人員展開滥捕滥杀，是爲“鎮壓反革命運動”。在镇反運動期间，毛澤東曾经定下杀掉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实际上，最后的杀人人数大大超过了这个比例。毛澤東親自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发出具体的指示：“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来说，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甚至给一些地方下达了具体的杀人指标。195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次日，毛泽东对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的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毛泽东還对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人，这个数目似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毛澤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驕傲地宣示，這是“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
据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万人被毛泽东处死；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万人被杀。在一个月内处死的最高数字则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透露的：皖浙苏鲁四省一个月之内死了一百一十七万六千人；在华中和华南，一个月内则死了一百五十万人。中共内务部长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提及：“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在过去三年半(一九四九——一九五二)，我们清算了二百多万土匪(即忠於國民黨政權的反共游击战士)。”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间，至少有三百万前國民黨人被中共杀害。
多年之後，若干解放軍軍官在回憶錄中承认“那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批的降兵让押运的部队疲于奔命，上面干脆下令：除了团、营一级的俘虏军官留下审讯，其他俘虏由连一级指挥员自行处置……最常用的办法就是乘夜晚分批押到河边、山边用刺刀捅死，用他们自己挖的坑埋掉，每天都要杀一两批人”，即便侥幸逃过鬼门关，在战犯监狱与遣送回籍监督劳动的国军被俘官兵无一避免历届运动的残酷折磨，死得更惨。所以，共方公布的歼“匪”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其中绝大多数可归入非正常死亡的类别，这同薄一波所宣布的“清算二百多万土匪”已经比较接近了。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郭廷钰在其传世之作《中国现代史》中指出“国军被害者约三百万人，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党员被害者约一百四十万人”同薄一波所承认的杀人数字大体吻合。
其他被共產黨所殺害的國民黨政權的基層行政官員、親國民黨的資本家、商人和地主，更有數百萬之巨。一位研究斯大林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清洗運動的歷史學家說過，如果一個變態的連環殺手殺害幾個人、幾十個人，公眾在媒體的報道中可以看到每個被害者栩栩如生的音容笑貌，從而激起人們對受害者的同情與對加害者的憤怒；但是，如果一個手握大權的獨裁者殺害數萬人、數十萬人，那麽在官方的檔案記載和歷史學家的描述中，就只剩下一連串枯燥、冷漠的數字了，如果這個國家或民族沒有像索爾仁尼琴那樣敢於秉筆直書的作家或史家，人們很快就對被殺害的究竟是哪些人茫然無知了。這段描述同樣可以用在被共產黨屠殺的國民黨人身上。共產黨當然不會承認自己手上沾滿了鮮血，而今天的國民黨當權者同樣刻意忘卻數百萬計的遇難者，因為他們儼然成爲今天的國民黨當權者向共產黨投誠之際的攔路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