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读到法国作家吉尔伯•塞斯勃隆的微型小说《地窖》，讲述一个国王想了解民情，决定“每月一次亲临一个臣民的家，并在那里进餐”的故事。国王之所以作出如此决定，原因是“国王向来研究历史，深知曾有许多王朝由于不懂得跟人民保持接触的重要性，不察民情，进而失掉民望，最后归于灭亡。”
国王这个决定一提出，就遭到了内阁大臣们的反对。大臣们担心“过去，他们是国王得到消息的唯一来源，现在如果陛下忽然发现大臣们自己原来一无所知，而他们却一直在谎称民意，那可如何是好！”同时“那些高官显贵、朝廷的在野派、新闻界、各种工会无不声称自己是代表民意的，可是当人民真有机会开口说话的时候，他们又惊恐万状。”所以，国王要真正了解民意，推出些改革举措，不仅那些反对派会找出各种口实来否定其意义，而且整个官僚集团及其衍生的机体都会表现出本能的恐慌与对抗，会设法来阻止国王的行动。然而，故事中的国王居然坚持己见，力排众议，决计实施自己的亲民计划。
到了国王终于前往一臣民家中进餐那天，内阁照例陪同前往。当日国王不仅吃到了在豪华的王宫里不好意思点的布纪侬风味牛肉，而且满足了他一直盼望的大杯痛饮都兰纳葡萄酒心愿。对此国王却没有思考：“这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怎么就偏偏猜到了国王想吃这个菜呢？她又怎么知道国王一直盼着能大杯痛饮都兰纳的葡萄酒？”国王要么将这种饮食当作了巧合，甚至窃喜是自己的幸运，要么就认为是自己治下的臣民的日常生活习惯，因而内心泛起的只是高兴与满足。
国王在进餐时借机与臣民一家交谈。国王听到该臣民对朝廷官僚执政表示高度认同：“俺要是个当官儿的，想办的事也不是别的，就是现在他们办的那些。”同时该臣民的五个孩子“所提的问题，同样是在内阁会议上有人提出过的。这时候，孩子们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每个人都提了一条建议，每条建议都是同样年龄的孩子所感兴趣的改革，而且这些建议几乎全都是在朝里议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有几个，恰恰是国王本人在内阁会议上一直持反对意见的。这时，他嘴里不说，心里暗记着，准备予以重新考虑。”
故事最后陈述：半夜十一点，国王和老百姓分别了，彼此都感到十分满意。一直在简陋的屋门外，焦急地等候着的三位大臣和警察总长从国王的脸上看出了这一点。
一位大臣说，“我们冒昧地给这户人家带来了一些礼品，请陛下俯允！”“这个主意不错，”国王说，“如果以我本人的名义来送，倒可能引起误解。明天见吧，先生们，我真的非常高兴！”
四位大臣向国王行礼告别，然后他们进了屋，向出场的七个演员付了预定的酬金。正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忽然听到脚底下似乎有些什么响动。
“哎呀，”警察总长大声喊叫，“我差点儿把他们忘了（原来，三个半钟头以来，这所房子真正的主人一家一直被关在地窖里，悄悄地呆着，感到时间太漫长了）。我希望还能剩下点儿布纪侬牛肉给他们……”
故事讲到这里，读者终于明白国王进餐与所闻原来是内阁大臣的精心布局！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但却是个演绎了数千年的历史老剧本。我们只要留意，就几乎从中外各国的历史上，在各个王朝时代中，都能读到相似的情节。正是如此，才使皇帝微服私访的传奇，钦差大臣暗探民间的故事，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因为那故事中蕴含着百姓的期待，也寄托着王权亲民爱民的梦想。
然而，历史上多少王朝直到最后国王也没能听到《地窖》的声音，而只吃到、看到、听到那七个被大臣们安排的演员的言行。许多王朝就是在这种陶醉于大臣安排的臣民歌颂中而不能听到真正的百姓心声中坍塌。如袁世凯每天就在读着自己儿子冒天下臣民之意而专门为自己一人编撰的，拥戴自己称帝的报纸中，被天下人反叛而死去；满清王朝就是在“我手上有枪”的有恃无恐而听不到天下立宪呼声中而灭亡；不可一世的希特勒在狂热的极端主义拥戴者的呼声中而听不到天下百姓的痛苦呻吟，最终只能众叛亲离而自杀……等等不胜枚举的历史悲剧，都是皇帝只听到官僚安排的演员而没有听到地窖的声音的结果。
我猜想，历史上绝大多数国王或皇帝都希望能真正听到来自地窖的百姓的声音，因为百姓的声音关系着王朝的盛衰与家族的安危。然而，事实上他们却更多时候只是听到看到“七个演员”的表演而无法了解地窖中的声音。所以，任何清醒的最高统治者，应该着意保护民众的言论自由，设法清除言论通道，而不是支持压制、阻止言论表达的任何行径。因为，从历史来看，最高统治者纵使想千方百计了解民意，听到民众真正的心声，都会遭到官僚集团刻意的欺瞒，都会面临各种官僚修饰的假象，试想如果最高统治者支持官僚压制民众言说，那结果自然顺应了官意而隔绝了民意。
从历史来看，这种隔绝国王与民意的畅通是官僚集团的固有本性。而为了突破这种隔绝，明朝只对皇上负责的锦衣卫的出现是个较极端的案例。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从朱镕基怒斥官僚作假欺骗自己，到温家宝在北大公开指着身边的学生说是官方刻意的安排，可见，他们对于官僚集团欺骗性是有充分认识与警惕的。然而，如何才能跳出这种被设置、被布局、被安排的命运，而真正看到地窖中的人，真正听到地窖中百姓的心声呢？
首先，矫正价值理念。理性上一定要充分认清官僚集团从来都是民意的阻隔体。官僚集团中的最高统治者如果不能时时警惕自己被与民意隔绝，就必然同流合污于官僚集团。事实上，官僚集团的最高统治者与官僚集团是必须区隔开来的，因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道义责任与法理责任与官僚集团是不一致的。从历史来看，一个专制国家的兴衰存亡，不管原因会有多复杂，最终历史符号会变成那个朝代的国王名字，所谓荣亦是国王，败亦是国王。所以，国王承担着一个时代的最终责任。并且专制王朝总是还将国王的九族绑架于这种历史责任上，成则九族皆荣，败则九族尽灭。因此，作为王权统治的最高领袖，一定要时刻认清自己的责任与官僚集团责任的区别，牢记官僚集团必然设法阻绝国王与民意畅通途径的固有本性。
其次，警惕官僚代言。民意只能是民众自己的表达，任何代言都是间接的，有差别，甚至被扭曲的。为了使一个社会民意真正上达天庭，就必须无保留地支持民众言说自由，就必须撤除一切阻碍民众表达的壁垒，倡导“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社会只有充分的表达，那些地窖声音才能传出，。而只有全社会自由表达时，官僚集团才无法造出那么多的关押禁锁民众的地窖，国王才能最大可能保证自己不被欺骗。
再次，保护技术进步。人类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连带着言论渠道的改善，对于这些如今日网络平台的出现，一个真正想了解民意的统治者应该是欢呼的，而只有官僚集团是恐惧的。这种情况下，官僚集团为了垄断民意，自封代表民意，必千方百计为网络设限，替言说把关，这是其本性使然。而最高统治对此应该及时制止，而绝不能依从、纵容。如果最高统治者依从了这种限制言论技术进步做法，那正中官僚集团下怀，必致自废耳目，自绝民意。就此而言，支持保护社会技术进步是统治者自救之途。
最后，实行宪政，落实公民的宪法权利。人类王朝千万年的历史一再上演出国王与地窖的悲剧，为了避免这种悲剧的延续，现代文明社会明确将保护公民言论自由权利列入宪法，这本质上正是突破《地窖》的最好途径。所以，今天文明社会的统治者会深刻认识这种保护公民言说的深远意义，而将这种宪法条规转化成《新闻法》、《公民政治权利法》等等明细法规，以便有效落实公民言论权，消除官僚集团设置的地窖。
现实中国问题的实质是一党专政，是党国一体，即储安平说的“党天下”。执政党垄断着国家的所有资源：政权、土地、国有资产（实际上是党产）、立法、司法、行政、宣传机器、媒体、军队、警察、纪检、监察、监狱、看守所、黑牢……。党拥有的权力比君主制的国王要大得多，可以说无边无际，且不受任何制约，为所欲为，予取予求，所有好处都要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心里，决不容许国民分享，决不容许“地窖”里发出声音。为了维护党国安全，保证将权力传之二代、三代、四代以至无穷代，必须把“地窖”里的真实声音消灭在萌芽状况，决不能让其转化为颜色革命，这就是执政党为什么反对民主，反对宪政，反对公民社会，公然提出“七不讲”的原因。所以，现实中国问题的核心就是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舍此，别无它途。
附：地窖
（法）吉尔伯•塞斯勃隆
国王陛下颁布了一道诏令，宣称他将每月一次亲临一个臣民的家，并在那里进餐。朝廷的反对派就立刻散布舆论，说这种做法是“收买人心”。国王无论干什么，反对派准会发表点攻击性的评论，把国王贬得一钱不值，什么“好大喜功”啊，“怯懦无能”啊，等等，不一而足，向来如此。这回，国王去臣民家里进餐一事，他们只报以耸耸肩膀，鄙夷地斥之为“收买人心”。哪知，这次他们可错怪了国王。因为国王的这项决定，看来事体不大，却有深刻的用意。国王向来研究历史，深知曾有许多王朝由于不懂得跟人民保持接触的重要性，不察民情，进而失掉民望，最后归于灭亡。而国王本人，自从登基以来，已觉察到显赫的王权在他跟臣民之间正在垒起一堵无形的墙壁，而且越垒越高，根本用不着设岗戍卫，却比王宫的高墙更加难以逾越。而今国王就是想打破这种局面，方法虽然天真一些，却是体面的。总之，陛下的主意已定：每月都要到他治下的百姓家里进餐一次。内阁的好几位大臣为此很不高兴，警察总长尤为惶恐。他对付街头群众集会、防范爆炸暗杀事件之类是装备有余的，而对付一家一户、日常生活诸环节的问题，例如菜里放毒等，却毫无经验。其他大臣害怕的却是另一回事：过去，他们是国王得到消息的唯一来源，现在如果陛下忽然发现大臣们自己原来一无所知，而他们却一直在谎称民意，那可如何是好！那些高官显贵、朝廷的在野派、新闻界、各种工会无不声称自己是代表民意的，可是当人民真有机会开口说话的时候，他们又惊恐万状。谢天谢地!
好在老百姓早已丧失了讲话的可能，甚至失掉了讲话的兴趣，可是谁又能保证在家庭场合的饭桌上……
国王陛下对受到的款待和吃的饭菜都非常满意。在豪华的王宫里，有一道菜是国王不好意思点的，那就是布纪侬风味牛肉。但是这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怎么就偏偏猜到了国王想吃这个菜呢？她又怎么知道国王一直盼着能大杯痛饮都兰纳的葡萄酒？
国王陛下询问了五个孩子的情况：名字叫什么，学习怎么样，身体有没有病等，然后，他很不自然地笑笑，试探着说道：“咱们来谈点儿政治吧！”
“谈这个有什么用，”孩子们的父亲说道，“俺倒不是恭维您，我们在这玩艺儿上想的跟您一样。俺常叨咕——不信您问孩子的妈，俺说，俺要是个当官儿的，想办的事也不是别的，就是现在他们办的那些。”他的妻子表示同意，但又有点难为情地补充说：最好能改动一下学校放假的日期。
国王听了大为高兴，说：“这正是最近教育大臣向我提出的建议。年轻人，你们呢？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要说一说吗？——太太，能不能给我再来点儿布纪侬牛肉？”
“要说的事倒没有，”大孩子的话音渐渐平稳起来，“但是关于服兵役，我有个请求。”
他所提的问题，同样是在内阁会议上有人提出过的。这时候，孩子们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每个人都提了一条建议，每条建议都是同样年龄的孩子所感兴趣的改革，而且这些建议几乎全都是在朝里议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有几个，恰恰是国王本人在内阁会议上一直持反对意见的。这时，他嘴里不说，心里暗记着，准备予以重新考虑。这是个好心眼儿的国王。
半夜十一点，国王和老百姓分别了，彼此都感到十分满意。一直在简陋的屋门外，焦急地等候着的三位大臣和警察总长从国王的脸上看出了这一点。
一位大臣说，“我们冒昧地给这户人家带来了一些礼品，请陛下俯允！”“这个主意不错，”国王说，“如果以我本人的名义来送，倒可能引起误解。明天见吧，先生们，我真的非常高兴！”
四位大臣向国王行礼告别，然后他们进了屋，向出场的七个演员付了预定的酬金。正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忽然听到脚底下似乎有些什么响动。
“哎呀，”警察总长大声喊叫，“我差点儿把他们忘了（原来，三个半钟头以来，这所房子真正的主人一家一直被关在地窖里，悄悄地呆着，感到时间太漫长了）。我希望还能剩下点儿布纪侬牛肉给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