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这样一则短文，是由另则短文引起，因此不能不先拉扯几句“来龙去脉”。
就在前不久，大陆一家网站发表一篇访谈文章，专访对象是原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是其生前即三十二年前的1983年3月上旬接受一位名叫徐庆全的采访。采访中，秦川表达了对个别有权势的“老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持不同意见。比如，当时有人就认为不应该讲人性和个性，只应该讲阶级性。秦川在接受采访时，显然反对这种态度，认为这不可能是马克思的意思，也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读了专访，有点感想，很快敲出一篇近两千字文章，题目叫《很多人为何反感马克思主义》。不久，短文在《东网》发表。过了几日，自己又将短文用电子邮件发到上面提到的那家大陆网站，希望更多的读者也能看到自己的观点。这家网站原本有多个栏目，比如中国、世界、历史、思潮、经济、文化、港台、笔会以及读者来信等，这其中有几个栏目放在边栏，大约不想特别引起关注吧，像港台、笔会、读者来信就属于这种栏目。发邮件时就跟编辑说，此文如果放在“思潮栏”有困难（指“碍眼”），“可作来信处理”，即放在不显眼的“读者来信”栏，象征性地表达一下。编辑收到邮件，这样回覆：“尊文确实尺度较大，就按照您的意思，放在读者来信栏目吧。这话题本该得到更广泛的讨论才是啊。”我的回覆是：“……讨不讨论都不是很重要，中国要讨论的话题很多。有时就是为了发一题目，让有些人知道中国还有人在这样想。……”这其实也是一种态度。没想到，文章虽放在不起眼的“读者来信”栏，“参与评论”的网友还是众多，足有三四百条，当然网站显示的只有三十多条，这大约也要算“特色国情”吧：害怕人多，不论是“散步”还是“说话”，一概不行。但凡“聚众”，“格杀无论”，不，一概化解——现在毕竟是二十一世纪了，离“三‧一八”已有九十年，离最近的也有二十六年！原想，对“马克思主义”这种形而上的东西，我们应该放手了，不必还像过去控制得那么严，应该允许人们公开讨论，即使不在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等喉舌平面媒体上讨论，至少可以在互联网上讨论一下吧，不然，怎么显示“大国风范”？怎么叫“和而不同”？还怎么百花齐放？怎么百家争鸣？中国人的思想又如何解放？中国社会又如何进步？改革开放又何以“深化”？不然，难道我们就喜欢做的一套，说的一套？比如，在经济方面，我们明明“实右”却偏偏“形左”；明明搞的是资本主义，偏偏要说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做，别的害处不说，至少会让人们觉得：连政府国家都是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整个社会还好个屁呀！再说，既然是一个让全体国民要尊奉的思想，岂有不允许全体国民讨论之理？这与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社会又有何区别——可我们不是早就建立民国早就“人民共和国”了吗？难道“人民共和国”反而不如民国，与封建专制几无区别？这也有点太“那个”了吧。可现实胜过一切，说什么都没用。于是，他们要坚持什么思想主义，就坚持什么思想主义，就是不许你争论。不然，一篇文章，明明有几百网民“参与评论”，却也只能放出三几十条。即便如此，也还是惹得有关部门不高兴，并“点名警告”，现在这家网站首页挂出的所有文章后面跟帖的框子下面都标着一行字：“该评论已关闭！”也就是说，广大网民读者对这里的文章只可浏览，不许发言。为何会这样？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一怕字，害怕讨论——真要讨论起来，会收不住；而收不住，就有可能引起思想“骚乱”；思想一骚乱，行动也就容易跟着骚乱，如果那样，有人就担心会不会国将不国……唉呀呀，怎么得了！可怜的中国大陆网民，不许发言，也就只有闭嘴。不过稍加留心，可以发现，“关闭”后面还跟有一“！”，我可以把此看作是这家网站的无声抗议。在眼下的中国，除此之外，又还能怎样呢？想想，马克思及其主义也真可怜，居然在信仰他学说的国家害怕讨论。这里，容小可斗胆问一句：这也符合马克思学说吗！马克思学说就是害怕讨论吗？大半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不是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吗，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居然害怕讨论，这真他妈的奇了怪了！再说，也就在前不久，媒体上还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主办的求是杂志社长李捷接受美国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其中就大言不惭地还提起他在一则短文中说的话：“我们经常讲真理是不怕争论的，而且真理是越辩越明。真理的发展，一靠不争论，二靠不怕争论”。然而，生在中国大陆，你去统计一下广大网友的感受，看看他们是否也是这个认识——我敢说，网民们几乎一定会异口同声：李社长不过说得好听！可不是吗，我们总是“说得好听”。按照天天报刊电视上说的，中国在这个世界上不仅是制度最优越的国家，而且也是思想最先进，人民最民主最自由，因而，中国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可是呢，全世界都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国家！被称为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去世后，人民日报编辑整理出在301医院采访病中的钱学森的谈话，时间是2005年3月29日下午。钱学森在谈话中多处讲到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说别人没有说过的，否则，也就不会有创新。钱学森说自己先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对照这位自然科学家近乎“临终遗言”的话，像现在这般钳制思想，打压异见，控制网络，中国人还能有多少“创新勇气”？近日在互联网上又读到一篇文章，谈的是中国当下的网络控制，认为：“现在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只是利用网络来进行娱乐和电子商务，而不是使用网络作为平台来就主要问题进行演讲和辩论来塑造国家未来。”一个不允许对“国家主要问题”进行争论的国家，会有什么“未来”，或者说这个“未来”又能有多美妙？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有位现代散文家丽尼（本名郭安仁，“丽尼”是为纪念早逝的青梅竹马的外国小女友，取其名译音作为笔名），曾在一篇散文中饱含激情地喊出过这么一句：“中国，我们的！”真的吗？如果中国是“我们的”，为何到今天连自由评说一百多年前而且还是一位洋人的思想的自由都没有？中国，如果是“我们的”，为何要剥夺我们广大网民思想的权利，剥夺我们说真话的权利，甚至剥夺我们应有的自由，让我们生活在恐惧中？如此说来，要想让“中国”真正成为“我们的”，看来还用得着原本是汪精卫手记，后来作为孙中山“政治遗嘱”并流传至今的那句联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