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不断的中国，最近一件被许多人热议的就是中央统战工作会议。这间隔九年后再续的会议，除了一般性的宣示，名称由“全国”升级为“中央”的改动让些观察家分析猜测之外，最引人注意的大概就是对所谓新三类重点对象统战政策的出台了。这或许会让某些相关人士欢欣雀舞，看到升迁腾达的一番可能的光明景象，不过在笔者看来，从根本上讲，启用毛时代的这类做法来应对今日的种种课题，虽不能说毫无效果，但可以确定，最终是无法达成其所要达成的目的的。
社会分化带来的困境
现代社会的一个本质性特征在社会分化，社会学的经典大师们早就对此有过精辟的说明。这是现代文明的自由导向所决定的。只要我们一天不接受这一点，我们的思想就很难说迈入了现代。也是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为何毛时代，那种以反现代、反自由的方式出现的现代建设最终会失败。
改革开放以来，随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分化。一方面这是现代文明的本质使然，另一方面也因制度和转型特点而形成某种中国式非正常的特殊分化。总之，一个显见的趋势就是，社会分化已成不可逆转。所谓共识丧失的根本上肇因于此；而所有中共面临的合法性和治理危机也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得到某种解释。因为，沿用至今的中共传统体制的基本架构是集权性的总体社会架构，其指导思想上是反分化的，这体现在各种有关“统一”的官方论述上，不能不与社会分化的趋势发生根本性的矛盾。
面对这种局面，中共一方面想要保有那与分化相伴而来的社会与经济活力；另一方面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还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又都不愿放弃作为一党独大统御一切的地位，确立符合这种分化状态的现代政治和治理制度，因此常常在这种两难的状态、撕裂的逻辑中左右摇摆，前后矛盾，尝试着在原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框架内修修补补，扩大执政基础，解决合法性危机，维持某种平衡。此次再祭出统战这“法宝”，也是这个目的。
只是，与过去相比，执政党今天所感受到的社会疏离或许更加严重，在意识形态、政治领域一系列让人匪夷所思、不得人心的做法造成相当一批社会精英失望，对未来缺乏信心，对执政集团冷漠、怀疑甚至是敌视的状况下，执政者有更大的理由担忧某些社会精英在背其远去。在有着世界上最多成员的党的内部和外部，却找不到足以让人放心依据的可靠力量。——“更无一人是男儿”说，显然透露出执政者这方面的某种焦虑。在不断重复着各种有关自信的理由的同时，却无法改变着不自信也不相信的人群在继续增长的事实，那不断加大的移民潮从一个侧面佐证着这一点，它卷裹了诸多社会精英包括与政集团核心层相关的众多人。留住人才、财富，赢取人心，攸关生死存亡，于是有了对这三类人的召唤和安抚。
难以成功的统战
我们因此可以明白，与过去统战领域那种带有走形式的面子活不同，企图心甚强的习所主导的这次中央统战会议确是想给统战工作一些新的活力，让其在新时期面对新问题的具有某些社会整合、吸纳精英、提升国家治理水准，巩固执政党地位的功效，这是我们从阅读此次相关报道中能清晰感受的。将统战会议从“国家”改为“中央”，一方面是习重建中央集权的政治逻辑的自然伸延；另一方面，也是习在不动现有体制的情形下，试图通过统战回应上述各种挑战尝试的一种表现。
不过，这种统战的政策会面临诸多无法难以克服的阻碍。首先，这种制度和政策设计本身具有缺陷。党依据自己的标准招徕各种人士来服务于党对社会的领导，增加执政资源。但因党的绝对主导地位、缺乏执政授权和约束，党所具有的自身利益等等因素，无法解决党的合法性再造、与社会的矛盾等问题。以老太爷的方式安排人事、政策，处置利益分配是达不到化解社会利益冲突，确立社会公正，达成共识的目的。最多只能在治理功效层面有所提升。其次，面临自主意识日渐强化的一代精英人才，一切都要以维护、服从党的领导为先决条件的这种类似传统的主—仆关系，是很难适应在新的环境下成长的一代精英的自主要求的。最后，除可动用些民族主义资源外，官方欠缺具有足够说服力的意识形态，无法有效地提供更具吸引力的思想资源，动员社会精英竭诚参与。
结果，可以预见也是过去这些年常见的，就是官方利用手中掌握的经济、声望和职位资源，软硬兼施，招纳些乐意效力的人士。且不说这类被吸纳人士是否会给主政者加分，——岂不见那两位受召见抬举的网络作家给习带来的声望损害可谓是灾难性的。就是那些声名略好，确有些真才实学成为统战对象的人士，即便得到好处，内心是否认可现行体制与政策也未可知。此外，有些人可能心知肚明官方这类治术、御术意旨所在，投其所好，玩起这种乐见被统战的游戏，心口两张皮，说到底不外借此从中图名牟利获权，最终只能进一步恶化社会中的犬儒和虚伪的氛围，败坏道德文化。
更何况，那些大多数注定是无法参与或不愿参与分享这种好处的精英人士中的许多人对现行体制的反感和厌恶只会因此强化。到头来，这种想靠向体制注入新的精英来减少社会对抗，增加社会和谐要素的企图难免不要落空。
新旧统战
众所周知，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是由毛在三十年代末归纳的所谓中共领导的革命的三大法宝。其中，作为取自苏俄的思想，与传统的合纵谋略、现实的经验总结混杂形成的统战，其关键只在服务于夺权之“战”，其有效性也恰因用于“战”。战之不存，统战之用便消。
除中共建政之初起到过些安抚旧时代的精英，巩固政权之效外，改革开放前相当一段时期，统战实可有可无：一个高度集权的政体，所有政治力量和个人都必须臣服于中共及其领袖的绝对领导之下，社会高度一统，统战便不具任何实际意义。作为某种延续，毛只将其运用到国际事务上。
改革开放后统战的再活跃，其实恰恰就是与社会分化、各阶层的日渐独立相连的，中共需要借此联络各界，进行社会整合，统战便再具实际运作的意义。但事实上，这类新统战已不再具有老统战的含义，很难说具有明确指向的敌手，它更近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外联工作，涉及内外，服务于改革开放和国家统一目标。
新毛主义的执政趋向
但此次再提统战，背景却有些不同。一方面自然是以往统战的继续，但另一方面却有某种新的内涵：为保卫政权而统战。历史辩证轮回，用于夺取政权的工具走到服务保卫政权的阶段。有利中共永续执政者都将是统战对象，——强调对青年精英的统战意便在此。这大概会在今后一段统战工作的一个指导思想。
自习主政，我们已经观察到一些列毛式的语言和思想的回潮，一系列打通毛邓，毛邓兼用的施政取向。一方面强调继续改革，这体现在三中和四中全会所推出的有关经济和司法改革措施。但另一方面，从某个角度观察，习正循着毛的“三大法宝”进行某种新毛式执政试验：“反腐”“群众路线”“焦裕禄精神”等属于党建；“整军强军”和经济的发展可类比为今日的“武装斗争”；而再拾“统一战线”，也就不让人感到意外。
只是，笔者多次强调，尽管在坚持党的领导上具有一致性，毛邓路线的各自指向实是不同的，纠正邓路线的缺失只能靠深化改革，彻底改革；现代的问题只能靠现代的解决方式。解决能源问题不能靠重回点油灯，驾马车的方式。迷信老套数，指望在群众路线，统战等酒瓶中装些新酒来治疗些根本是全新的病症，终是药不对症且只会延误疗机的。前一段“走群众路线”高调宣传焦裕禄迄今的结果是有目共睹；而与此次统战新精英政策异曲同工的江时代的“三个代表”，虽曾有助于扩大中共执政基层，但依旧无法解决其合法性危机，也是另一例证。
再来说今日中国的新闻，除了这类中央统战会议等上层官方动向外，最近一个特点就是引发大规模关注的社会新闻层出不穷：从年初的柴静穹片，到区伯嫖娼案，再到毕福剑戏评毛，庆安徐纯合被射杀的枪声，２０１５年以来几乎每月一件。历史有加速的态势。
这些事件或属偶然，而能成为事件却皆有其成为事件的必然；涉及发展模式的选择，公民权利的维护，官权的约束限定，历史的评价等一系列中国最重大亟待处理的问题。迄今为止，官方在回应这些事件上要么回避，要么处理手段陈旧，蛮横，自相矛盾，结果都是进一步侵蚀了官方的合法性。在此背景下来看此次统战会议，不免让人感叹，旨在维系政权，中共不断寻找新的手段，但官方与社会的脉动却已然相隔甚远，日渐疏离。这岂能又是这些新手段所能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