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主编的香港时政杂志《阳光时务》被内地禁止传播，于是我的同事考察了香港各书店里的”禁书柜台”，发现那是一个不错的发行渠道。大量内地游客从那些柜台购买禁书，偷窥不许他们了解的资讯和思想。据英国《卫报》报道，如今”禁书柜台”已经从香港书店里消失。
“禁书柜台”曾是香港一景。不言而喻地，”禁书”专指内地的中共政权禁止发行的书籍和杂志。有些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如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回忆录；有些是严肃的历史研究，如历史学者冯客的《毛泽东的大饥荒》；有些是涉及中共历史的文学作品，如张戎的畅销小说《鸿》；有些是当下时政报道和评论，如《开放》等杂志；还有一些是关于中共权斗内幕或私生活的政治八卦。
禁书销售是香港言论自由的标志，成为香港自身文化的一部分。长期以来，中共不能干预香港的出版，只能惩罚携带禁书的内地游客。个人携带和阅读禁书并不违法，但是海关总是粗暴搜查，强行没收。有几个较真的学者和律师，禁书被没收之后，还和海关打起了官司，有的甚至还打赢了。但是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读书如做贼，买书遭搜查，被没收，已经足够扫兴；有时海关还要通知工作单位，要求对其进行思想教育。因此，很多人都不愿惹此麻烦。
《卫报》报道说，不只是阅读禁书者个人遭到无理骚扰，旅行社甚至遭到荒唐的警告。导游被威胁说，如果其旅客从香港带了禁书入关，他们将受到罚款。由于当局从未公布禁书名单，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对于最该深究的”政治问题 “，中国人往往被吓得不敢多问。可以想见，为了避免罚款，导游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扩大禁书的范畴，连威胁带求情，”禁书柜台”作为风景看看也不可以。
但是当局对此并不满足。据报道，已经控制香港大多数媒体的中联办，以100%控制了香港三大书店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母公司联合出版集团。在香港畅销的赵紫阳回忆录，已经不能销售。有些书店只能将禁书藏起来，读者需要时再偷偷拿出来。被判刑入狱的异议人士许志永的《堂堂正正做公民，我的自由中国》也不能堂堂正正地放在架上，购买时需要提前电话预定。
《卫报》谈到中共对香港出版业精妙的软控制。其实，在这些软控制背后，是当局从来都不惧滥用的国家暴力。多次出版禁书的晨钟书店出版人姚文田，竟然于去年被以走私罪的名义重判十年。
出版业是一个城市的灵魂。香港的年轻顽强抵制了为中共历史涂脂抹粉的”国民教育”，而成年人却轻易放弃了书籍出版和发行。这些不愿被洗脑的年轻人，还有什么中文书可读呢？如果只读这些被中共严格控制和编辑的书籍，未来不用禁止恐怕也没人读那些书了。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