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夏，中国法制进入“严冬”。5月15日，著名人权律师浦志强遭羁押一年后被罗织罪名提起公诉；5月20日，维权人士吴淦（网名“超级低俗屠夫”）因扰乱单位秩序、公然侮辱他人被江西警方行政拘留，27日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诽谤罪”被福建警方刑事拘留。
继揭开“彭德怀反党集团”真面目、“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真面目、“邓小平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面目之后，人民日报、央视、新华社、人民公安报、人民法院报等官媒轮番上阵，“揭开‘超级低俗屠夫’真面目”，其多年前的婚史也被挖了出来。
众所周知，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婚史之丰富多彩非常人可比，大家的屁股都不干净，政治斗争中，只好略过婚史不提。吴淦先生何德何能，享受的“待遇”居然超过了刘少奇、邓小平？
2009年5月，“邓玉娇刺死官员案”引发全国关注，吴淦以网民身份进入医院，第一个在病房见到邓玉娇并拍照上网，呼吁网民关注，一战成名。邓玉娇获得较为公正的裁决，被免除处罚，与吴淦和人权律师以及广大网民的热烈参与不无关系。
吴淦此后参与多起舆论热点事件，如“夏俊峰杀人案”、“云南小学女生卖淫案”、浙江乐清“钱云会死亡案”，并将自己的维权经验整理成《杀猪宝典》。吴淦认为维权应“围魏救赵”，“针对大官是最有效的方法”，建议对官员的“父母、小孩、二奶等”进行关心，收集其贪腐证据，“你没事可以天天去领导家、他二奶家、他子女的学校和单位等，去逛逛，问候他们，关心他们”，尤其招权贵忌恨。
整治吴淦，与整治许志永、浦志强、“广州区伯”的逻辑完全一致。这些义人不晓得“闷声发大财”，试图以一己之力为陌生人打抱不平、为社会公正鞠躬尽瘁，严重破坏了举国腐败的“和谐”局面。
吴淦行事高调，多年的经验告诉他，维权唯一的挡箭牌就是社会关注度。5月19日，吴淦在江西省高院门前摆放易拉宝，上面喷涂该院负责人及贬低性文字，为律师阅卷权摇旗呐喊，引起民众围观。南昌市公安局以扰乱单位秩序、公然侮辱他人对吴淦行政拘留十日。一不做、二不休，福建警方索性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诽谤罪将其刑拘。
在近期热点事件中，吴淦为律师阅卷权发声，为庆安事件中被击毙的上访者鸣冤，声援贾灵敏案，早已是“和谐社会”的严重不和谐音符。一落入警方手里，官媒即集体讨伐，必欲置之牢狱而后快。
2012年，吴淦替福州网友进行房屋拆迁维权，将福州一女性官员的头像移花接木，安在裸体塑料模特身上，搂着合影传到网上，并发帖称“每天全球直播屠夫睡”该女官员。这种维权方式很难称得上高雅，但在草民无正当维权渠道的当下，这种惊世骇俗的“杀猪”大法每每博人眼球，获取网络高度关注，并以社会舆论倒逼当局，给当事人一个较为合理合法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2014年4月8日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在其办公室自杀身亡。由于进京上访人员的数量和规模成为评价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信访考核和问责压力下，地方用各种手段到北京截访的情况日益严重，由此催生了黑监狱、黑保安公司和广泛的非法拘禁等乱象，包括出现地方政府到上级信访部门花钱销号的情况。
实在地说，吴淦的“低俗”，都是法制缺失给逼出来的。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网络舆论的关注点同样如此。中国大陆业已进入骇人听闻的“比惨”时代。你一人自焚不算惨，江西宜黄强拆集体自焚才叫触目惊心；你一人喝农药，死了也就死了，7人在中青报门口喝农药集体自杀，引来媒体大量报道；2015年4月4日，黑龙江绥芬河市30多个出租车司机，在国家信访局和交通部上访未果，于北京王府井大街服毒自杀，举国震惊。
有个关于上访的经典段子：“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说督办，问题又回街道办。街道有个维稳办，地痞流氓当骨干，拦卡堵截搞暗算，监视居住不间断。非法拘禁家常饭，敲诈勒索有靠山。威胁家小有手段，逼迫妻离子又散。信访局维稳办，权利大过国务院。维稳干部手遮天，违法违纪无人管。”
正常上访成为陷阱，吴淦“低俗”的维权方式自然应运而生。另一方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许志永、浦志强可谓“高雅”，做人行事，兼具古代侠义之风和现代法治之理，不也照样身陷囹圄吗？党国之大，容不下一位义人，权贵最恐惧、担心的莫过于充满侠义之气的公益之举蔚然成风，成为维稳的大敌。
央视、人民日报深入揭批吴淦的“低俗”，可是，明眼人都知道，吴淦再怎么“低俗”，骨子里都有一股向权贵扔石头的正气和为草民呼吁正义的侠气，而女主播性丑闻泛滥成灾的央视、宣扬亩产13万斤的“日人民报”，其淫乱、罪恶，又岂是“低俗”二字就可以形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