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息中心 |
| 不久前，胡锦涛访日，在中国掀起一股“日本热”，并延烧至中国知识界。其中，“以日为师” 成为引人注目的口号。《新京报》近日发表的“以日为师助推中国改革”就是一例。 不容否认，在亚洲，日本是异数。它是世界八强G8中唯一的亚洲国家，以一个面积不大的岛国，多年来雄居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也是最先曾竭力要摆脱亚洲定位，力主“脱亚入欧”的国家。后来，又希图“脱欧返亚”的国家。 中国对日本，一直怀有复杂的情结。因为日本的历史，被两大转折点所形塑：一是大化革新(公元645-707年)，一是明治维新(公元1868-1912年)。大化革新是学中国，使日本摆脱部落时期，进入文明社会。明治维新是学西方，摆脱割据局面，实施宪政，富国强兵，使国家现代化。前者开创了日本古代文明，后者开创了日本现代文明。 也就是说，日本的脱亚入欧，很大程度上是脱中入欧。有鉴于此，中国拥有的复杂情结毋宁说是很自然的。 最近一个多世纪中，日本的负面的形象在中国占据了主导性地位。这倒不是由于它的“脱中入欧”之故，主要原因，与1894年的甲午战争特别是上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的中日战争有关。对此，日本当然要负主要责任，而且，日本后来的在意识形态上的“脱欧返亚”观念也难辞其咎。 上世纪日本发动战争，横扫中国和众多亚洲国家，是有其意识形态支撑的。它标榜自己代表亚洲国家反抗西方白人的殖民主义，强调黄种人站起来，建立一个把亚洲国家从西方解放出来的“大东亚共荣圈”。这种意识形态，是 “脱欧返亚”的当年版本。它携带着其表面的道义感，支配了多数日本国民，影响了一些东亚人的政治意识，曾笼罩在当年日占区的舆论天空。 然而后果如何呢？历史的结论是，不是日本把亚洲国家从西方解放出来，而是西方盟国把亚洲国家从日本人手中解放出来了。 有鉴于其早发的经历，日本一直是亚洲的带头羊；有鉴于其企图主宰亚洲的经历，日本也是不少亚洲国家发泄其愤怒的对象。然而回过头来，平心而论，实际上日本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亚洲国家几乎都或迟或早地踏上了它，有些环节，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它的成功经验，可以提供丰富的借鉴，它的失败教训，又足以警示后起的亚洲国家，以避重蹈覆辙。 因而，“以日为师”不可能是无条件全方位的，必须有其取舍。关键在于：何以为师？何以为戒？ 今日中国，宣称要与世界接轨。邻居日本，同处东亚，同文同种，一衣带水，已经与世界接轨，中国“以日为师”，自然无可厚非。然而，日本的道路也有其曲折，有其挫折，有其血腥，有其陷阱。单边式无条件的“以日为师”，可能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境。 历史的惯性是极其顽强的。有时我们会惊人地发现极其相似的历史在地重演。 1926年裕仁天皇登基，日本加速军事扩张。国民经济运作以军事优先，保证战争所需。意识形态上则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崛起。1932年，具有和平倾向的犬养毅首相遭暗杀，政党领导的内阁解体，军队控制的内阁开始，它实行极权主义和独裁制，宣传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该体制要求学校讲授绝对的爱国主义，并强迫大学开除具有民主思想的教授。言论自由、隐私权等基本人权受到压抑。当局竭力培养服从的国民，鼓吹国家主义，鼓舞国民为了国家牺牲一切的精神。1938年11月日本政府發表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宣言。1940年8月，近衛文麿首相首度提出「大東亞共榮圈」的概念，表示要,「從歐美列強的統治中解放亞洲」。这些国策，酿成了灾难性的历史后果。对照当前中国因经济崛起而导致的狂热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似曾相识，可谓触目惊心！前车之覆，能不引以为戒？ 然而，倘 “以日为师”，何以为师？善于学习且择善而从的日本，其近代的两大转捩点，堪称效法。 回望140年前，1868年，明治时代降临，日本维新变法开始。明治元年3月14日，明治天皇率领百官告祭天地神明，颁布.了“广开言路，万机决于公论”等五条誓文作为国家的基本方针。随后，仿效西方，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议会分为上下两院，实行内阁制度、爵位制度、废除武士特权、实施征兵制、陆军模仿法国、海军模仿英国、建造现代军舰、建立一套国民教育系统、选派大量留学生去西方学习、把藩邦划为郡县…..。总之，一切组织都抄袭模仿欧美，万象更新，很快建成了一个现代国家的雏形。然而当年对皇权的过分遵从迁就，也埋下了日后军国主义的伏笔。 63年前，日本战败投降，「大東亞共榮圈」破产。在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主持下制定了日本国宪法。宪法内蕴三大原则：尊重基本人权、国民主权（主权在民）及和平主义（放弃战争）。宪法中最显著的特征：天皇的象征式地位（非实权地位），人权及公民权利之保障，和放弃战争。这一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及和平主义的宪法，缔造了日本战后的长期复兴和繁荣，其国力，很快超越了大多数欧美列强，但其崛起并未引起世界的混乱与恐慌，反而赢得普遍的尊重与赞赏。日本也并未因新宪法受“西方理念”影响而降低国格，它仍然保有亚洲国家的身份。个中奥妙，岂不引中国深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