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举办110周年校庆，形象宣传片被指抄袭。舆论猛批中国缺乏创新能力，甚至有评论认为复旦“抄袭门”是大国创新乏力的寓言。这些批判貌似是一种自我批判精神，其实只是一种肤浅的自我贬损，也可以说是“脑洞”未开。
复旦大学的形象宣传片的确涉嫌抄袭。一是复旦形象宣布片《ToMyLight》涉嫌抄袭日本东京大学2014年宣传片《Explorer》；二是《To My Light》被紧急撤下后，新版宣传片上线，但结尾处又被网友指为抄袭慕尼黑工业大学宣传片；三是复旦110周年校庆Logo与苹果公司的Touch ID标志惊人相似，也被疑涉嫌抄袭。若非创新能力不足，一所国内顶尖大学，何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抄袭国外大学和企业的创意呢？把国家的创新能力、国内大学的创新能力、国人的创新能力拿来挖苦痛诋一番，非常解恨，骂完了全身心舒坦，但根本上无助于解决问题。骂一番大国创新无力之后，大国创新乏力如故。事实上，面对复旦抄袭门，国内舆论不约而同地作了错误的归因。抄袭是一个“果”，但创新能力不足未必是“因”，它很可能也只是一个“果”，而两“果”别有其“因”。这个“因”就是体制对国人思想的统一与钳制，对国人与组织个性的扼杀，种种条条框框对中国社会创造活动的压制。很多人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复旦的形象宣传片是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担任制片人制作的。党委宣传部是大陆最僵化、最官僚、最不学无术甚至反科学、反人性的一个机构，其日常职能本来就不是推动创新，而是发布各式各样的禁令。它从不要求你做好做对什么事，它只要求你甘当契诃夫笔下悲剧人物别里科夫，把“千万别出什么乱子”当成自己的人生哲学。在一个营销创意专业机构发展的时代，让党委宣传部负责创作形象宣传片，本身就是一件极荒唐的事。在中国，像党委宣传部这样的官僚机构，其负责人一定知道“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道理，但他们为什么愿意“亲自”创作学校的形象宣传片呢？原因肯定不是什么对学校的责任心，而很可能是出于利益考虑。原铁道部曾经耗资1850万元拍摄中国铁路形象宣传片，原铁道部宣传处处长陈谊菡把合同交给熟人，用于宣传片制作的费用只有250万元，陈谊菡从中受贿40万元，铁道部最后收获一个稀巴烂的形象宣传片。目前我们尚无复旦大学那位宣传部副部长上下其手的证据，但肯定不能排除类似可能性。党委宣传部本身是中国现实的一个寓言：党和国家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求创新，其不言而喻的最高标准是“政治正确”，为此可以义无反顾地摒弃创新和个性。人们嘲笑大陆的“抗日神剧”，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甚至想禁掉它，但电影人还是一部接一部地拍它、电视台也联翩播映它，原因是拍其他题材作品很容易犯忌，而拍“抗日神剧”却保障了“政治正确”。我们领导人的讲话创新过吗？党和政府的话语系统创新过吗？大陆何处不是“党八股”？这种僵化的形象和话语系统本身就给“大国创新”定下了条条框框，说穿了就是容不得创新，大家战战兢兢不敢创新，想创新却无所适从。中国民间缺乏创新能力吗？我看未必。比如说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移动垄断着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和门户，却不知道如何在互联网上如何创新，但百度、腾讯、阿里巴巴却在互联网上唱成了好戏大戏。从中我们看到了国企“创新无力”，但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的成功表明，中国人并不缺创新能力。权力达不到的地方，就是“大国创新”的真正舞台。创新的前提是自由，没有自由，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自由，才是复旦抄袭门的根源。“大国创新无力”本身也只是一个“果”，其“因”还是没有自由。不是“大国创新无力”导致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抄袭，而是党委宣传部掌握新闻文化审查的权力，从根本上扼杀了大国创新的可能。就算中国人有创新的能力也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