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夏之交解放军在北京血腥镇压抗议民众过去二十六周年了。每到这个日子，中国自己媒体基本是鸦雀无声仿佛这段历史只是一小片过眼烟云。一如既往，总有中国知识分子依然不忘这场悲剧，他们在海外媒体发声，继续讨论六四这场悲剧给中国带来什么以及它又是如何影响了中国后来所走的路程。

镇压和改革

媒体工作者长平（6月4日德国之声）发表文章说：六四后二十多年了，中国依然没有“走出戒严状态”。而且，“它一直就是中国的政治模式本身。根植于这种模式的政治，不仅不可能自我否定，而且还在从各个方面不断地强化。”长平说：六四镇压模式改变了世界政治伦理和秩序。他说，镇压后中共受到国际社会制裁，但国际政治的绥靖让它“挺过来了”。

学者章立凡（6月1日英国广播公司）说，六四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十分深远，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共识破裂改革葬送、党在法上监督缺失、腐败升级权力失范、信仰破灭道德沦丧、失信于民社会撕裂、暴力维稳有权任性。他认为，要想治愈这场悲剧给中华民族留下的后遗症，或许需要150-200年。

他说：历史的悲剧意识属于全世界，超越一切种族和国界。

六四和腐败

因八九民运下台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其政治秘书鲍彤在纽约时报（6月3日）发表文章标题是纪念六四，兼谈邓小平与中国的腐败。他说，从邓小平（1992年）“南巡”到中共18大有二十年时间，“十八大后的三年出现了显而易见的变化；前二十年各级党官闷声发大财，后三年雷厉风行反腐败“打老虎，拍苍蝇”。（近日人民日报又开始疾呼“捉蚊子”（村官）–记者注）

鲍彤说：中共“前二十年基本不反腐，不等于腐败不严重。如果前二十年不严重，后三年所反的腐败分子难道是十八大培养出来的？（王岐山/中纪委称十八大前的腐败是“存量”，十八大以后的腐败是“增量”—记者注）可见基本不反腐，乃是‘邓小平道路’题中应有之义—有领导的隐藏和保护腐败。 ”

鲍彤说：“研究腐败专注老虎和苍蝇 而忘掉邓小平，好比回忆文革只盯住四人帮而忘了毛泽东一样。”

鲍彤认为，“六四”改变了改革的性质。他说，铁的事实是：邓小平通过六四颁布了划分敌我界限的新准则，本党可以保卫腐败，谁反对本党要保卫的腐败谁就是我党我军的死敌。“化国有为官有，是南巡后标志性改革的大手笔之一。没有六四的坦克开路，这种东西是无法想象的。”

学者张博树（6月1日BBC）也说，六四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今天社会所最关注的，比如贪官腐败问题，官民矛盾问题，这些说起来，其实都是和‘六四’以后中国在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上面产生巨大反差背景下出现的情况。”

张博树说，今天的习近平，一方面反贪腐，打出了徐才厚、周永康这样的“大老虎”。这在胡温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但“习近平的反贪腐仍然是运动式的反腐，有选择的反腐，而 不是自由知识分子所希望的那种制度性反腐，即通过改变国家政治结构、改变中国政治游戏规则来遏制当政者的腐败—这个问题他仍然是拒绝的。

张博树认为，今天习近平所实行的政策，在打压知识分子要求民主改革的意义上，和当年“六四”邓小平对学生运动和市民运动的镇压是一脉相承的。“两者都是为了垄断公权力，继续强力维持党的领导。”张博树认为：“在知识分子看来，这种对权力的垄断是造成今天中国所有问题的最根本原因。”

台湾领导人隔海谈六四

至此“六四”二十六周年之际，台湾总统马英九（6月4日在其脸书）说，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是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缺一不能振翅高飞”。马英九说，中国政治改革相对脚步较慢，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印象停留在“六四”，凡此种种，“不免让希望两岸关系未来近一步扩大和深化的人感到失望，因为两岸制度有巨大差异，两岸人民心理上产生相当距离。”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访美期间也不忘纪念“六四”。她（6月4日在其脸书）说，（六四）26年来，中国历经高速的经济成长，带来巨大的改变，增加了财富和影响力，但社会矛盾不断扩大、环境受到破坏、高楼林立的都市笼罩在雾霾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