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君行：维园六四烛光是向世界展示香港的良心
1989年4月中旬，北京大学生自发悼念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活动正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当时由香港九所大专院校组成的专上学联组织百余人赶赴北京声援，并在返回香港后连续发起声援集会，并为在北京示威静坐的学生提供物资支持，在当年这些香港学子看来，香港的命运与中国息息相关。26年后，专上学联经历了2014年秋季雨伞运动的洗礼后出现分裂，首次决定不参加维园传统的六四烛光晚会，对香港是否有责任“建设民主中国”提出质疑。多年活跃于香港政坛的陶君行先生1989年正是香港专上学联秘书长。他接受了法广的电话采访，对现任专上学联不参加六四纪念晚会的决定深感失望，在他看来，维园的六四烛光是在向世界展示香港人的良心。“维园六四晚会代表的是香港人的良心”法广：今年香港一些大学学生会决定不参加今年的六四纪念活动。但是，在过去26年间，香港学联一直是这些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您作为曾在26年前带领同学北上声援八九学运的学联秘书长，您如何看现任学联的这项决定？陶君行：我当然觉得很失望，因为香港的维园六四晚会代表的是香港人的良心。这在政治上很重要，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共产党领导的地方，在可以有相对自由的时候，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如果放弃这个机会，那么，你内心是支持还是不支持民主？无论中国，无论香港，无论法国，都是一样。法广：决定不参加维园六四烛光晚会的学生的理由之一是反对主办活动的支联会提出的关于“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陶君行：那他们为什么要悼念六四呢？如果是反对支联会的纲领，那悼念六四又为什么呢？因为六四不仅仅是26年前发生的一场屠杀，还有就是要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所以，如果要说得通，不去维园，因为反对支联会，那其他人也可以说，我也不去港大的晚会，回家也可以……但是群众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民主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利用集体的力量，去对抗政治独裁的政权。你可能不满意维园烛光晚会的领导，我也不满意他们的做法，但是六四烛光不是给支联会的人看的，是给中国、给全世界的人看我们香港人的良心，因为1989年的六四是错误的；还有就是我们希望中国有民主，因为这与香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香港民主的最大障碍在中国”法广：也正是这一点：中国大陆（内地）的民主和香港的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好像出现一种认知上的不同。很多人认为这是香港本土意识提升的结果，但反观过去这26年，六四事件本身是否恰恰是促成香港本土意识提升的因素呢？陶君行：其实我的想法是，这跟本土意识无关，本土意识是要香港有民主，但是香港民主的最大障碍在中国！如果中国没有民主，香港怎么可能有民主？！如果说本土意识是独立，那你觉得争取中国民主容易呢，还是争取香港独立更容易？内地民族主义那么严重，他们怎么会支持香港人去争取独立呢？本土派的问题就是他们中了中共的计谋。我们在雨伞运动中可以看出来，我们在街头抗争79天为什么不成功？因为我们不可以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决定，就是那个关于假普选的8-31决定。另外一点是，如果中国没有民主，香港可以影响中国的民主。在雨伞运动中我们看到，在内地举伞的人都被抓了。他（北京）不怕香港争取民主，因为香港太远了，但是，他最怕香港人争取民主（的努力）影响内地。中国有民主的时候，香港当然也会有，但中国没有的时候，香港一定没有，所以才会给我们一个假普选。法广：您刚才提到雨伞运动的不成功，这种不成功是否对民间希望将香港与内地区隔开来的意识起了推动的作用呢？陶君行：我觉得不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中国视野，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共产党，所以才会以为在香港发动民主运动可以成功，这其实不对，不可能！我们争取民主面对的困难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大，因为香港不可能单独争取民主，我们必须联结大陆的抗争运动才可能成功……法广：但目前来看，这种联结是不是并没有变成现实呢？陶君行：的确有困难，因为我们（香港与内地）是区隔开来的。首先，中国共产党不让我们回乡，不让我们有机会回大陆。另外，他（北京）也利用香港的本土意识，将香港与中国区隔开来，而最后决定权在中国大陆。为什么1989年的学运让中共感到威胁？就是因为（学生们）是在天安门、在首都北京静坐，但在香港，呆（静坐）一年也没有用，雨伞运动去占领金钟，占领旺角，占领铜锣湾79天，却什么成果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决定权不再香港，在中南海。1989年，学生运动没有持续79天，但是影响很大，就因为他们的抗争在北京。我们的矛盾就在这里：我们在香港，雨伞运动持续多少天也没用，因为这影响不了中国，影响不了当权者在中南海的决定。所以，说香港的民主可以和中国的民主区隔开来，从政治上说，这不现实，是不理解确定香港未来的机构是中国共产党。法广：如果按照您这个思路去想的话，那么香港人争取民主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呢？陶君行：不是没有意义，是面对很大困难，需要我们有耐性，要多一点坚持，我们面对的困难比其他地方都大，比如说在台湾，争取台湾民主可以不理会中国（的反应），因为台湾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香港不可以，香港不能反过来说：我跟你没关系，我不回归了，我们独立……我们不可以重写我们的历史。所以，我们面对很大困难，但是，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放弃，其实现在放弃就是逃避，而我认为，这样做的最后结果是注定失败。“坚持才有希望，不是因为看到希望才坚持”法广：我们现在回溯一下26年前的历史。八九民运发生的时候，您刚刚接任香港专上学联秘书长。您马上做出了要去北京声援的决定。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陶君行：第一，1989年的时候，香港的命运已经随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签订而确定下来，香港人的命运就已经与中国连在一起了。中国如果没有民主，香港也没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也有反省：我们在香港的生活比在中国好，他们（中国）人多，地方大，但是，香港那么小的地方为什么生活那么好？这是因为我们的制度，我们有相对的自由，所以，我觉得香港这些价值应该可以让中国有所改变，从而让香港未来有前途。法广：您去北京声援大学生集会行动的时候，正是四月中旬，您抵达北京的时候看到的是怎样的景象？给您当时留下的是怎样的印象？陶君行：可以说是波澜壮阔的运动！你可以（从中）看到中国的希望和未来。但是，很可惜，最后用镇压收场。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法广：六四事件对您自己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陶君行：六四让我们这一代人觉得中国的命运和我们分不开，即使我们去（回归）中国了，但是我们在香港可以有自由、有发言的权利的时候，应该代表中国大陆那些没机会发声的人发表意见，所以每年的维园烛光晚会如此重要，它不但是要影响香港，也是要影响内地，影响13亿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的人表达他们的意见。法广：26年前的四月，您带领一些学生去北京之后，学联组织了很多声援北京学生的行动，比如运送帐篷、物资等，香港也组织了很多声援集会。在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您是否还记得您当时听到消息的时候的反应？陶君行：我没法相信啊！我和当时大部分香港人一样，很努力地参与了运动，很希望中国可以变好，但是，最后落下这样的收场，让我们很伤痛。法广：六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您后来参政的选择。26年来，要求北京平反六四的努力始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26年后为什么还能仍然这样坚持？陶君行：因为我觉得最大的价值不是最后的结果，因为最后的结果就像中国共产党所说：历史会做出评判。其实这个评判已经很清楚。现在考验我们的是我们的坚持和耐性，因为坚持才有希望，不是因为看到希望才坚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采访后记：1989年时陶君行是香港岭南大学三年级学生，是年当选专上学联秘书长，但4月才走马上任。4月22日他带领一批同学赴北京声援，返回香港后，组织各种集会和筹款，继续声援。1989年5月21日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宣布成立，陶君行担任常委。1990年4月，香港民主同盟成立，陶君行是创会会员，从此投身政治。1989年，主权尚未正式回归北京的香港满腔热忱地投入了声援内地学生的活动，与北京天安门广场以及中国各地的民主集会遥相呼应。这场运动一夜之间在血泊中收场在不少香港年轻人心中留下一份难以释怀的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