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与前瞻”征文
美国《时代》周刊2008年“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人”的评选结果已揭晓，在二十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的名单中，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台湾新任总统马英九赫然在目。
八十余年前由在中国出生的亨利•卢斯创办的《时代》周刊，一直都很关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对中国相当了解。他们的这次评定也足以印证这点，凡是理性客观的中国人恐怕都不会对这三个中国政治人物的入选持有异议。三个人，分别代表着这块土地上的三股纠结不清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勾勒出了一个历史负债累累、正徘徊于时代面前、曙光初现却又暗含危机的中国的现实图景。要民主还是要专制？要联合还是要分立？要武力还是要和解？——中国路在何方？中国人将何去何从？——身在其位，三位政治领袖必然会对这些关乎中国甚至世界之未来走向的问题，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力。
通过网络投票评定的这二十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中，达赖喇嘛排在第一位，胡锦涛排在第六位，马英九排在第十九位。三个人就这样不无黑色幽默地被放到了一起，我很想看看国内主流官方网媒该如何报道这件事。搜索一番后发现，各大门户网站的新闻频道几乎都未登载这一消息。但却同时搜到了许多2007年“时代百人”评选中，胡锦涛主席进入政治领袖二十人名单的报道——去年的二十人当中还没有达赖喇嘛和马英九。并且各媒体在美滋滋地宣告胡主席入选的同时，也不忘很阿Q地特别指出美国总统布什最终落选二十人名单。
我唯一看到的关于今年二十人名单的正式报道，却是很新闻联播地将胡主席列在名单的首位，而将达赖喇嘛和马英九略去，在最后以“等”代之，并且特别强调了美国前政客基辛格赞美胡主席的那几段肉麻兮兮的溢美之词。如此扭捏作态，它的确让我们的官方媒体很难为情了一把。本来是条可以很好地为胡主席做宣传、展示我大国崛起的形象、让国人自我感觉良好的正面新闻，却因多了两个刺眼的名字而暧昧不清起来。若当正面宣传材料，西藏喇嘛首领和台湾“伪”总统却也以政治领袖的身份而与胡主席同列；若当反面煽动材料，完全可以让《时代》周刊在中国步CNN的后尘，控诉他们诽谤、辱华、歪曲事实、别有用心、帝国主义的走狗，但那样一来又置名单上胡主席的名字于何境地？
《时代》周刊就这样无意间“刁难”了中国媒体一把，前者的黑色幽默让后者丑态毕露，从中也不难看出中、西方媒体的本质不同。
我终于在国内网站看到真实的二十人名单是在网易论坛。其实开始是一张发帖者兴高采烈地炫耀胡主席入选2008“时代百人”的帖子，但马上便有知道真相的跟帖者不无讥讽地指出，达赖喇嘛也入选了，而且人家还排在第一位呢，还有马英九也在名单上。旋即争议四起，愤青们终于恍然原来《时代》周刊和CNN是穿一条开裆裤的，都是一路货色。我哑然，难道愤青们就没有想过，如此说来他们敬爱的胡主席又算哪路“货色”呢？
若没有这因难以管制而相对宽松的网络言论环境，我们恐怕很难知道原来达赖喇嘛和马英九的影响力并不逊于胡主席，他们在国际社会中也有着很高的关注度。如果我们真的关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这三个人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无论他们带来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如果我们真的关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就请静下心仔细想想，这三个人各有着怎样的影响力？他们正在或将要如何影响中国？
对于排在第六位的胡锦涛而言，与其说是他个人的影响力不如说是他坐的这个位子的影响力。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飞速发展，却同时依然扭捏地坚守在社会主义的破船上，并且在意识形态之外的各个方面都积极融入全球化的的东方大国的元首和党魁，权倾天下的他，其一举一动的确可以牵动世界的神经。也无怪乎基辛格会恶心而肉麻地向胡主席抛“媚眼”。胡锦涛代表的是后极权时代已日渐衰退、危机重重，却依然根深蒂固但也未尝不想寻求出路的中共专制力量。
犹记得胡锦涛和温家宝上台伊始，人们对“胡温新政”充满了期待和赞誉。但时至今日，面对现状我想已没有人再好意思提这件事了。但这也并不能说明“慎思谦和”（基辛格语）的胡锦涛已无所作为了。接下来的任期内若能在维持现状的同时，选好接班人，为未来启动全面的政治改革做哪怕点滴的铺垫和预设，这也未尝不是交给历史和后人的一份好的答卷。历史是选择的，但历史的选择还要看当下胡锦涛自己的选择：是做一个平庸的专制政客，还是做一个造福未来的开明政治家？——还请胡主席慎思！
达赖喇嘛如同那片夹杂在现代商业文明中的雪域高原一样，纯净中充满着悲凉。如乔坡拉所言：“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向达赖喇嘛寻求精神寄托，但他向谁寻求呢？他和他的人民终生在失望中挣扎，压迫和流亡是他们每天面对的午餐。尽管如此，七十二岁的达赖喇嘛面对残酷的现实时仍然保持了沉静。”“达赖喇嘛会向谁寻求精神寄托？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地方，一个超越了你我，超越了自身和他人的地方。奇迹并不在于这个地方能否被找到，而在于达赖喇嘛让它看起来非常容易实现。”
达赖喇嘛代表的是这个国度内，处于主流地位的汉文化之外的一股同样强大的藏文化的力量。藏族人不屈不挠的诉求和抗争，无疑是对汉族人趾高气扬的民族心理的一次沉重打击。不管现在能否接受这一现实，汉族人至少已开始意识到，被我们称为“少数民族”的这五十五个族群不只会载歌载舞、骑马射箭，不只是我们猎奇和观摩的对象，他们也有意识、思想与诉求，他们也需要尊重、平等与自由。
今天的西藏问题，其根源并非藏汉矛盾，也不是信仰冲突，而是共产党专制。达赖喇嘛从要求独立到只寻求自治的转变，体现了他审时度势、眼光长远、讲求策略和现实操作性的政治领袖的素质。中共也迫于压力不得不开始寻求对话和磋商。局势将如何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
民选总统马英九代表的是中国刚刚萌芽的民主文化的力量。尽管这股力量还很脆弱，但它却是中国最大的希望。它给大陆人以民主启蒙，表明了中国推行民主的可行性。作为反专制行民主的先行地区，台湾的宝贵经验与模式必将为大陆所借鉴。国民党在改头换面后通过民主选举再度执政，这未尝不是对中共前途选择的一种启示。
我们现在更加关注马英九正式就任总统后对大陆的政策，他是否继续坚持打“民主牌”，是否继续保持理性、温和但绝不献媚的态度，是否继续旁敲侧击推动大陆的民主化进程——这些都决定着他能否对中国产生更深的影响。
我希望政治领袖们对中国的影响是理性的、长远的，讲求策略并且是创造福祉的，这同时也需要中国民众的觉醒和共同努力。对于中国的道路选择，我最后再简述三点个人建议：
第一，营造以公共精神和共同善意识为基础的宪政环境。公共精神即是公民为个人自由而积极参与社会政治事物，由此形成不同的群体利益，上升为政治诉求后便表现为议会里的唇枪舌剑，最终以协商和妥协而形成共同善。中国虽尚不具备形成共同善的制度和程序保障，但民众的公共精神已初步萌芽并屡屡发挥效应。民间的公共精神诉求在向上传达时往往受阻于上层制度的僵化和程序的缺失，但积跬步而致千里，民间的诉求不断冲击上层的僵化制度，最终迫使上层步入改革——不改必将被民意所冲垮。
第二，以普世的公民文化超越民族和地域文化。并非是要强势文化压迫弱势文化，也不是消解或同化民族和地域文化，而是在民族和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在宪政的大环境下让人们在其土地上习得公民文化，鼓励多种公民传统的各自发展。多种公民传统的联合共存便能营造出联邦公民文化。所以有些学者所谓联邦制不适于解决民族问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他们只是狭隘地立足于民族和地域文化而言的。
第三，以公民自治权超越国家主权至上观念。在统治—统治者—被统治者的国家政治关系中，我们有两种建构选择。一是霍布斯提出的非对称性的国家主权至上的理论，有一个处于单一领导地位的统治者，民众只能服从和接受其统治，“国家”被神圣化。二是以麦迪逊、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提出的，以公民自治权为基础的对称性的多中心复合制国家——这便是联邦体制：一定的公民群体组成自治政府，若干自治政府为了更好地追求公民的自由和福祉，而经各自制下的公民授权，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联合起来组成联邦政府。自治政府和联邦政府处于平级地位，并共同受制于联邦宪法，公民受自治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双重管辖和保护，公民自治权高于国家主权。
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的开篇写道：“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如今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分岔路口上，希望无论政治领袖还是普通民众，都请慎思：中国，路在何方？
2008年5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