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眼球经济时代，反智话题令人惊艳，暨有低智商的人趋之若鹜，高智商的人则炫耀智力。
2003年，《新京报》发刊词里庄严的：责任感使我们出类拔萃。而时任新京报总编辑的程益中先生在成立大会上自豪的宣布：各位同事，这一回，时间真的开始了！历史真的开始了！
按程益中当时的说法，新京报是中国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迈出的艰难一步和取得的重要成果。新创办的新京报马上和当时正火爆的独立参选人风潮结合，引领了一把议题的火爆。但随后的宣传部紧急叫停独立参选人议题，媒体的创新与突破还是避免不了体制的南墙。
对照完发刊时期的豪迈，一轮岁月过后，新京报领衔报道了湖南侗乡百人自称死后转世，这种不入流的地摊新闻竟然登上了大雅之堂，让人大跌眼镜。
新闻报道这样新闻，如果从成功学和犬儒的角度来理解，不足为奇。时政不能报道，社会不能剖析，体制不能触碰，就连缅怀那些无辜的各种亡灵输出情怀也要在党的指导下进行，还有什么可以做呢。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报都还好好地活着，市场化媒体没有任何资本和党报就伟光正展开竞争。虽然根据规定，49年以后的动物不能修炼成精，不过人还是能转世投胎的，这样的小报消息虽然毫无社会价值，也承载不了任何责任感与理想，甚至只能让愚蠢的人更加愚蠢的新闻，不过还是能拉动相当的眼球。
在眼球经济时代，反智的话题相当的令人惊艳，一方面有大量低智商的人群对此类消息趋之若鹜，另一方面高智商的人群急需出口炫耀智力。在追求成功的路上，只有一条真理，如果你不够红，说明你还不够low。当然也有许多不low而红的例子，比如时政自媒体红人王五四。但这样的案例，没法说服成功学，王五四也已经一路从王五四，转世王枪枪，再到王大姨，在宣传部的飞机大炮下，小米加步枪的时政公号一路战略转移。
是高贵而艰辛的流亡，还是卑微但富足的转型，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既然是流寇，要么流着死亡，要么投降，要么乾脆正大光明的立足黄土高原，甩开膀子种鸦片。尤其是面对高举理想大旗的媒体而言，市场化的微妙空间不过是还没勒紧的狗绳子，如今主人不满意了，小手轻轻一拉，能让盈利与理想并存的空间旋即灰飞烟灭，已经退无可退。
在新的形势下，传统媒体有的转型投机，在借管制的缝隙用敏感题材打响品牌以后，迅速的开始以市场的身份为肮脏的权力洗地；也有的媒体还希望坚守扒粪与推动社会的改良，然而所谓的第四权力只能留在心里交给远方，中国只有一个权力，其他的都是帮闲，第四权力就是第一权力的白手套；还有的媒体，不甘心洗地，但也不愿意做帮闲或者没有帮闲的资格，悲催的时代只留下了两个选择，在没有周旋馀地之后，是站在墙角与宣传机器做最后的对抗，还是保住平台先解决生存问题。
如果新京报的这篇报道不是个案，而是一个转型的开始，那真的是一份报纸的悲哀。媒体被人用枪指着头了以后，不愿死亡，于是选择了沉沦。
虽然从内心深处，我不愿意看到新京报等聚集了理想主义人士的平台死亡、变坏或者堕落，但严酷的现实面前，也并没有留下太多的选择空间，不是一厢情愿就能改变的现实。
2000年前，南风窗从地摊杂志成功走向时政先锋刊物，而2010年后，新京报是否又要从时政先锋报纸走向猎奇小报。困顿的历史面前，个人只能无力地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