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大名县原县委书记边飞“死缓”的消息传出后，不少网民表示不解：怎么是“死缓”而不是“死刑”？要知道，大名县是国家贫困县，边飞8年之间竟然涉贪1.01亿元，比原铁道部长刘志军涉案的6460万还多出3000馀万元。
说实话，我很痛恨贪官，对他们的落马拍手称快。但是在量刑的问题上，我一直坚持对贪官不应“死刑”。此前在刘志军的案子上，我也持同样的态度。
首先声明一点的是，我并非废死论者，我支持在一定限度内保持死刑，以对某些丧心病狂者以最后的警告。但是，贪官不属于此列，他既没有谋害他人的性命，也未对社会造成大的损害。
更为关键的是，他（她）走上贪腐之路固然是个人的贪欲所驱使，但制度的长期“纵容”亦要负相当的责任。这也是我历来反对判处贪官死刑的根本原因。
人有追逐名利的本能，只要不是神，恐怕无人能完全杜绝贪欲，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因此，在加强内律的同时更要加强他律。一位官员，其掌握的权力越大，受权力寻租的诱惑就会越大，贪欲也就越加炽烈。制约和监督其手中的权力，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也就是所谓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西方民主国家通过三权分立、媒体、反对党以及社会大众全方位的监督，将官员手中的权力死死地关进了笼子里，使得官员即便有贼心也无处下手，彻底遏制了腐败问题。
而在边飞、刘志军们的工作环境里，权力基本上处于“无监督状态”，尤其是一把手更是无人敢对其进行监督。结果可以想见，不受约束的贪欲将怎样横溢开去，漫过道德良心的堤坝，越过法律制度的边界……
许多落马官员像边飞一样，在他们第一次收受贿赂、贪欲得逞之后，或许也忐忑过、心神不宁过，甚至做过噩梦过，但居然无人察觉，之后继续得到提拔。一切风平浪静，制度的“纵容”，使得贪欲自动升级，从此勇往直前。
更为关键的是，在贪腐过程中，边飞、刘志军们发现他们并非异类，这个系统中人，但凡手中有权的几乎无人不贪，其下级如此，同级如此，上级亦如此。而被查处的几率是如此之低，以至于一位落马县委书记打了一个比方说：反腐败就是隔墙扔砖头，砸道谁谁倒霉。
一个看似矛盾却司空见惯的现象是，从中央到地方，官府几乎每天都在高喊“廉洁自律”，从下到上的官员却每天都在“共同腐败”。权力大的贪多点，权力小的捞少点，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在这种上下同腐环境里浸淫的官员们，谁还会真正相信上面反腐败的决心，谁就是真正的大傻瓜！虽然也有少数官员被隔墙扔过来的砖头砸到，但这种小概率不足以产生大的威慑，不足以与官员的侥幸心理抗衡。
曾有人这样形容资本的逐利本性：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以此来形容官员的贪欲，也很妥当。
由于受惩罚的风险远小于收获的甜蜜，长此以往，浸淫其中的官员们会产生幻觉：所谓的反腐只是做做样子给百姓看看而已，制度对腐败是暗中纵容的，只要自己小心不撞到枪口上就好。
其实这也不是幻觉，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真实写照。反腐败喊了多年，预防腐败局也成立6年了，可是从源头遏制腐败依然是一个梦想。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自1987年提出，26年过去了依然只是在几个小地方试验。
有人说，建国60多年来反腐败也曾动过真格。1952年枪毙过刘青山、张子善，2000年枪毙过胡长清、成克杰。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被掀翻落马成为阶下囚。最近前常委周永康也被判无期徒刑，送往监狱。
可问题是，杀了、抓了这些人，遏制住腐败的势头了吗？答案是，没有。
前总理朱镕基曾在一次反腐败会议上，近乎悲壮地表达反腐决心：我这里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无非是一个同归于尽。
结果又如何呢？朱离任了，腐败却没有离开中国官场，且愈演愈烈。
假如杀一两个贪官，便能彻底遏制住腐败的势头，我绝对举双手赞成。但事实证明，此举基本无效。况且如上面所分析，官员变成贪官，制度难辞其咎。单单惩罚贪官而不追究制度之责，不但不公平，且于事无补。
如果体制不改，不构建“事先预防腐败”体系，光是事后查处，即便拿某些贪官祭刀，也是吓不倒其他贪官的。贪官是杀不尽的。最近中纪委也坦承光靠中央抓贪官抓不过来。最后变成了比谁后台硬、比谁更倒霉的游戏而已。这样的游戏仅仅满足了一部分看客的嗜血心理，而于整个社会无丝毫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