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整體國家安全觀在中共黨內遭到意想不到的冷遇,令習的智囊班子十分尷尬。於是,動員體制內有影響力的學者來宣講「顏色革命」的危險。北京觀察人士稱:「按重要程度而言,這個問題該由中央講師團出動,到各地去講。現在問題是不講不行,講得太多又怕百姓認為『顏色革命』已經發生了。」
「文化不安全消蝕軟實力,何況我們在軟實力上還沒成功經驗可言;信息不安全等於有網絡沒陣地上,主流意識形態會被邊緣化。」負責中央政策研究的政治局委員王滬寧在其未對外公開的講稿中如是而論。
五位學者同日全版發言
在習近平正式提出的國家安全體系涵蓋十一種安全,文化安全位居第五、信息安全位居第八,而何以王滬寧的詮釋突出第五與第八項,外界尚未獲得相關資訊來解析。但是,有一個跡象可以證明兩項的交叉性:各商業大網站接到通知,被要求其所開自媒體部分限制自由派知識分子討論(具體用語是「推銷」)與中共意識形態有巨大差異的文化(含歷史)話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一位資深學者,對過去幾十年介紹西方哲學思想頗有貢獻的徐崇溫批判「顏色革命」感慨不已。不過,徐的調門並不激烈,核心觀點是「民主制度不能強制移植」,也未採取該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學者邵峰那樣的捍衛表態。邵在《人民日報》組編的全版文章中說:為了防止「顏色革命」發生,要「與任何妄圖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破壞改革發展的言行進行堅決鬥爭」。
《人民日報》六月十四日第五版的全版文章有五篇,作者除了兩位社科院人士,還有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張志洲、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上海)研究員寒竹、人民大學國關學院副院長金燦榮。有傳該五人均是王滬寧工作班子的諮詢專家,但對國家安全政策與地緣政治問題發言最多的是金燦榮,估計金可能與王有更多的學術聯繫。金的觀點是把「顏色革命」與「和平演變」等同起來,相較之下,張志洲的說法較有學術含量,定性「顏色革命」是冷戰以西方勝利終結的後續事件。
三年後現實情形遠不同
對於五位學者的集中發言,國際政治觀察人士予以高度關注。英國廣播公司(BBC)的評價文章說這種高調並不常見。同時,BBC也認為:「最近中國討論『顏色革命』的聲音確實更大,也許與香港『佔中』、台灣『太陽花運動』有關。」此說雖無顯證,但北京高層透露出來的擔憂確實是怕香港(民主運動)「傳染」大陸。還有,被大陸自由派學者稱為「六‧一八大事變」的香港政制改革遭立法會大比數否決,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中共高層的「先見之明」,而香港的體制內抗爭與體制外社會動員更是北京最害怕的情形。
回顧三年前北京當時處於維穩新政最輝煌的時期,最高當局以輕鬆調門指責「中國即將爆發『阿拉伯之春』革命是謠言」。此種判斷不僅在中共整個體制上下形成一片樂觀情緒,而且國外觀察家也持認同態度。比如,美國的「中國市場研究集團」創始人肖恩‧賴因在二○一二年初全面分析中國情報後,評價說:「中國有數千萬黨員,幾乎每個中國人都有一名家人或好友是這個體制的一部分。即便憤怒情緒高漲,也不存在所有人都想打倒的個人或家族。」三年後,情況大變,其變正如資深哲學家徐崇溫感慨一樣。現在,不僅維穩新政首腦周永康個人及家族倒掉了,而且習近平直接控制的周後維穩體系面臨著最嚴峻的道德考驗:如果繼續利用「專政工具」壓制人民的利益訴求,那麼,習就是第二個周,儘管習不似周那樣貪腐且以打擊貪腐為一大歷史使命。
賴因三年多前否定的中國版「阿拉伯之春」在變成「顏色革命」之憂後,北京最高當局變得過度緊張起來。對於這種過度緊張,賴因還沒給出任何評價。可以看到的是:甚至連中共黨首習近平也親自擔任網絡安全領導小組組長的實務,他在「淨化網絡環境」方面多有指示,以致國信辦專門組織了「抵制網絡低俗語言」的會議。
演練規模群體事件鎮壓
對於網絡上有任何引致社會抗議的動向,北京最高當局均予高度關注,謂之草木皆兵並不過份。六月中旬,網帖熱傳「販賣婦女兒童,應判死刑」公眾情緒性呼籲。此一網絡突發事件起初被認為是街頭政治動員策略,但經深入追蹤後卻是虛驚一場,實乃一家商業性網站「炒話題引關注」的營銷策略。在現實層面,中共整個安全作業體系都盯緊了政治活動人士,這些人被秘稱為「能量分子」。比如,網名「超級低俗屠夫」的吳淦因行為藝術式的街頭抗議被無理抓捕,起訴時追加了一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刑名。
對於民間最具行動能力的某一宗教團體,當局更是加強了前所未有的戒備,並由法官或警察毆打那些為該團體遭刑名指控的人進行辯護的律師。從去年七月至今,一年的時間裡,遭毆打的律師已達十二人,此中亦含非宗教人士(如維權者)辯護律師和公民代理人(如北京的包龍軍)。一位名叫石伏龍的律師於去年二月與今年六月遭遇兩次毆打,前一次是為湖南水庫失地農民做代理、後一次是為山東的宗教信仰人士做刑辯所致。中共警察與法官公然毆打律師的行為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國際人權組織發表公開意見要求中國政府保護律師不受毆打與騷擾,以正常行使執業權利。
在這些毆打事件背後是習近平的兩難處境:為在江澤民時期出台的一項法令的受迫害者平反,會讓江集團找到政治決裂的理由,習要為「分裂黨」承擔責任;不為那些受嚴重迫害的人平反不但說明依法治國是空話,而且還可能引發街頭政治抗爭。習不想承擔「分裂黨」的罪責,況且江還活著。被動之下,就採取了大規模預防措施。六月末、七月初,北京開啟了「兩大安保」演練。「兩大安保」名義上是為即將到來的「九‧三大閱兵」與世錦賽安排,但它會回歸周永康時代的「奧運安保」長期化模式,成為對付「顏色革命」即大規模街頭政治的固定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