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官员腐败，贫富差距扩大，才是新疆地区民族冲突暴发的根本原因。
 
 
 
近日前往新疆某地访问，对中国的民族宗教问题有一些新的观察。
 
记得一年前，在新加坡，曾与当地官方和民众接触，深入了解新加坡民族宗教问题的来龙去脉，感触颇深。印象最爲深刻的一点是，很多新加坡公民从小就被教育，在处理与其他种族的关系问题上，无论哪个种族，都要谨小慎微，不得对其他种族有歧视和不公平对待，而且对每一个公民工作生活中可能涉及到的种族问题细节，都有严苛的法律进行规范。比如华人占新加坡总人口的大多数（75%左右），但在所有问题上，与其他种族都只能获得同等待遇，甚至对华人还刻意在制度上有所压制。新加坡人从小就知道，语言、行爲上对其他种族的歧视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加上一些民族融合政策，如爲确保组屋区有不同族群共住，对组屋分配实行种族比例政策等，新加坡各不同种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之间，近几十年来总体上和睦相处，互相尊重，还算和谐。
 
依靠威权和严苛的法律维系的这种和谐关系，虽然在我看来十分脆弱，但毕竟强过到处充斥着冷枪和暴力的种族冲突地区，甚至也强过了很多多民族聚居而矛盾激烈的地区。至少到目前爲止，它还是一个多种族人群和谐共处社会的良好示范。
 
新加坡经验的另一个前提是，新加坡政府清廉指数多年来居于全球前列，更是高居亚洲第一。一个清廉的政府才是减少社会冲突、民族和种族矛盾的根本保证。政府的清廉与良好的种族宗教政策相辅相成，某种程度上互爲因果。如果新加坡政府腐败丛生，即便它有一个好的种族宗教政策，恐怕仍摆脱不了民族宗教问题矛盾四起。
 
对比之下，就知道中国民族宗教问题和矛盾的根源在哪里。
 
我们所访问的新疆南疆某市，每年全市财政收入仅30亿，但是一年的财政支出却高达380亿。这多出的300多亿资金来自哪里？一是中央的拨款，二是内地相关省市对口支援给当地的资金。中央和内地省市支援新疆，从政策上来说是件好事，可是把持新疆地方政府的中共官员，把支援当作了他们的依赖。他们不去想怎么开源拓财，整天想着怎样从中央、从对口支援省市去“化缘”，去资金池里分一杯羹，等着人家“救济”。“等、靠、要”也就罢了，地方政府的各级官员还把外省市的支援当作他们个人发财的机会，每个项目都要从中捞一把，想着法子在公款上揩点油，揣进自己的荷包。以至于不少省市的援疆干部在目睹这些情况后，都看不下去，宁愿把大批的援疆资金闲置在自己的账户上，也不愿意拨付给受援地。——以上不是信口开河，而是内地援疆人士亲口所述。
 
宗教信仰和文化的不同虽然是冲突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近些年来政府和官员的腐败，贫富差距的扩大，才是新疆地区民族冲突暴发的根本原因。有资料显示，中国内地近10年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0.47至0.49之间，而新疆部分地区，特别是南疆县市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高达0.9以上。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而富人多有官方背景，或与官员勾结致富。
另一方面，当地汉族官员，很不懂得尊重维族人，恐怕也很值得反思。汉族官员在当地政府都是正职，官高一筹，他们沿袭了中共官僚体系的那一套习惯，对下属颐指气使，维族居民和维族官员往往只能忍气吞声。怨气积聚太久，总有一天会爆发。接待我们的一名汉族官员，在车上向内地来的汉族客人介绍当地情况时，丝毫不顾忌能听懂汉语的维族司机的感受，一再嘲讽维族人“懒惰”、“不守时”，结果到了下午，那位司机就罢工不干了。类似的事情在维汉之间很常见。
 
由一斑窥全豹。新疆维汉冲突和暴恐事件的一再发生，恐怕不仅仅只是宗教极端势力兴起的缘故，还得从中共体制自身的腐败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