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31日，香港民众举行纪念“六四”屠杀26周年的大游行。图片来自推特。
中共政权这辆火车已经开到悬崖边上，只是还没掉下去而已。此时，按照过去改革乘客的想法，继续往前开，就是粉身碎骨。这个三十年好日子过惯了，没有遭遇太多战争与纷乱，还真以为房价是可以涨到火星上的，钱包是不断加厚的，进步是必然的，所以要幸福，火车就会开到深渊里去，通过改良使“中国制度变好的渴望”会让人做中国梦，然后一起毁灭。
依我看，能让火车不动就最好了，别想着前进、后退与不动，等着在台湾的民国，在对面山崖显现，火车再冲过去。国企改革想私有化大型国企时，我提出从宪政角度反思，打住，我认为土地私有化打住，冻结改革，要改革等民主化后再说。别想美的，让火车往前开，带好降落伞或者逃离火车才是对的。
促成制度改良的努力，本来就有着赌博的性质，到底是被用来维护专制的延续，还是促成制度往良性方向发展，是一种闭着眼睛安慰着自己毫无把握而且往往输得内裤全无的赌博，觉得赢了或者没那么惨还可以，那是因为输的是别人的内裤，还没轮到自己。当不考虑国内殖民或者转嫁成本问题，只考虑是否制度往自己预见的目标靠近，也就是为了有改革而促进改革，也就是假装有改革或者形象工程演戏时，改革就是民族的毒药，带有鸦片或者海洛因镇痛的迷幻作用。也就是制度改良没有给底层和民众带来直接或者间接的利益，反而带来无底的深渊。
反腐败也是一样，为了促成制度变好的反腐败（更别说仅仅内斗狗咬狗的），没有给底层带来利益，抓了徐才厚薄熙来，没分点钱给百姓。与其如此，还不如留在徐才厚家和薄瓜瓜手上，将来民主化后从个人和家庭手上没收回来，要比现在纳入国库变为外国人的钱贪官的钱要好几万倍以上。乾隆不肯抓和珅，就留给嘉庆一把抓了，留在几个家族手上要比回收国库要好。我的意思是我们民间拥护制度改良也好，反腐败也好，是要以底层民众利益和将来民主化为标准，不要以符合“我们当下让制度变好的渴望”为标准。越多的中国梦，就是给民族喂毒药。
中国转型变好的渴望，严重依赖于对体制内身份的消费，越高的，期待越大。差一点成为中共总书记的朱厚泽生前说，很多人之所以对改革抱有希望，是对我们这一些老人抱有期待，可是我们自己都觉得绝望了。俞可平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后影响极广，刘晓波在sky上教诲我说，写文章不能那么晦涩难懂语句不通，要向俞可平学习。我说俞可平之所以影响力大，是社会和知识界对他的体制内开明高官身份抱有期待。
民间是不是避不开中共，能否有个没有中共的“世界”，如果就想批判中共作为武器，那中共与民间就是命运双生子，纠缠不开。如果想怎么办，不是认识批判，而是行动，就想通了。虽然在现实生活中避不开，但是你如果判定中共不可能变好，就会去重建民国或者新的共和，此时，你就要以重建或者建设新共和为议题的起点，就会预设张麻子说的“没有你对我们很重要”。除了维权被纠缠住外，自我保存被纠缠住外，这一些被迫性必需性，就像衣食住行一样 ，是属于前政治的，私人的，公民社会来容纳的。可以在政治关系的重建和新建中排除中共。简单的说，我们既然判定在奔溃前毫无实质性动作，那么只能致力于奔溃后我们做什么，我们现在就为将来的行动做当下能做的预备。
香港的学生，通过不参加六四纪念来去中国化，说明六四还是可以中共的，对中共的抵抗还是被吸纳入中共的。对最可能贴近香港抗争的中国事物的断裂，来去中国化，也就是抛弃大陆的民主战友同盟来去中国化，是最彻底的。正如民国派对八九六四的断裂和抛弃。最靠近的敌人内部事物都能抛弃，那么整个敌人都被抛弃了。正如我说，我们通过批判中共体系中的还有点灰色的公知，把他抹杀成黑色的，那么整个中共体系都是黑色的。与香港大陆相反，台湾绿营通过纪念六四来强调对大陆的关注。然而会步香港大陆的后尘，没消费六四，六四好像可以作为民间纽带，一消费就图穷桥断。
积累人数
我表过无数次态，当你是小人物的时候，表啥态都没人关心。当你有力量的时候，不表态都能吓死人。成为主体是第一位的，有分量是第一位的。
理中客的力量，在于是党的二奶，其思想没力量，就是人头多，人头多，就得与之作战，你想避开都不行。立场正确要的结果是人头多，而不是纯正。
当转型无望改革已死，唯一能做的是联合抱团能在洪水滔滔中渡过。能积累下人头，是唯一实在的。怀着虚假希望，如果改革，激励体制内外人行动，能积累下的还是人队伍，其他扯淡微不足道，而且注定被暴打得头破血流。
挫败和目标远去挫折重重的时间持续长了，出现新的代际加入或者没有身体曾经在场，而只有继受的间接经验的参与者加入其中，并且渴望胜利以获取身体解放时，就有一种重大的离心离德内部反对党撕裂开来倾向，就像我们民国派认为大陆民运与八九六四是没法寄托希望的，于是另开炉灶。这种内部反对党的出现，原来的体系既得利益集团，会有两种解决方式，一个是无视，不断强调已经毫无社会根基的教义和抽象信条，并且进行灌输，对新的参与者控制以人际关系或者利益收买，将新参与的自己独特迷惑念头强行抹掉，是为启蒙。另外一种就是道德上妖魔化加以排除，如说成民粹。内部反对党对内部既得利益集团从希望到绝望怨恨，也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在绝望怨恨中依附于既得利益集团反对之，另外一种就是离开到荒野自己建城，做大反过来兼并重组既得利益集团，如维权运动之于启蒙，民国当归之于民运，香港独立之于民主回归派。正如反对党就不断指控，就会“举证责任倒置”，让执政党不断用实际成绩来证明自己，以此来维持自己的合法地位。正如我用改革已死，“举证责任倒置”，让改革派用实质性成就来证明改革还可能有。民间政治的内部反对党用断裂抛弃的姿态，也是“举证责任倒置”，增大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迫使他做出实际的成就以靠近目标或者证明目标还没失败。
在改革已死和没法革命之后，我对大陆如何瓦解路径，已经毫不关注。就像一个基督徒，对罗马的自由权毫无兴趣。大陆转型成功后，才知道转型路径，所以只有抛弃对大陆转型路径的投注 ，才是吻合大陆最大可能转型的路径。这已经是宗教性的，只有此处绝望，才有来自更高处的希望。没有虚假希望，怎么可能会来投机参与呢。虚假希望时必须有的。但不能有对共党的，包括对共党改革的，所以我找到的是与中国相关，但与共党无关的民国。
那天和重庆的（佐罗）谢丹聊天，辩论新公民运动能否导向宪政，我找了一个比喻，我说49之内的抵抗注定没有一个能够抵达目的地，都会失败，但是都能积累民间的道义资源以及人才阵营，可以团团围住守护住民主之圣火，就像当年天安门广场64前夕学生组成重重人墙保卫天安门学生指挥部一样。即使改革派的改革推动，新公民运动等等主观上相信自己会胜利，但客观上结果就是失败，好结果还是当然积累道义资源以及人才阵营，也只能是守住圣火不被吹灭，当然主观上的迷信有助于欺骗更多的人去参与，乐观还是有激励作用的，很大部分的人是冲着乐观而参与的。我说，既然结果只是守住圣火，并不能造成星星之火燎原，那么我们就应该使圣火散发出去的热量更大一些，散发出去的火光能照亮远处已有的，只是一直被选择性失明而黑暗化的民国荒野之城，已有的曾经鼓舞全体国民的民国之旗，民国要素在抗争中在场。我们打破49内抗争能抵达目标之希望，控诉以贩卖虚假希望罪，在我们行动的努力，与目标之实现之间，指出黑暗的巨大断裂带，深不可测的鸿沟，类似于基督教中神人鸿沟，宁可去相信在此地的人看起来遥不可及，不可能在身边可以立即在手占有的民国，宁可相信“彼岸”的民国降临的叙事，也要直面此岸已经毫无希望，现实就是最大的不现实，最大的虚幻。
民国当归或者跑到未来前头去筑城，忽视当下和身处的绝望性困境，自己不站在几乎一线天的当下堵路，就会可能使当下路径更多，去发现我们没发现的溪流或者地下河，能起更大作用。万流归海，既然我们在当下有着主体性危机，为何就认识和立场问题，还在当下更迷失呢。当然你可以认为民国的相关性很弱，这个是要发展的，我们得用实际的效果来回答，辩论没用。
前天和于先生讨论，他说你的民国当归没有转型路径剧本，我说我们处在绝对虚无无力感中，所有的剧本都是扯淡。没有转型路径，是民国当归的特色。我们的希望就在于大陆的一切都没希望。出路在于大陆的一切都没出路。
当中共越过台湾海峡占领的企图挫败，且被美国挡住之后，中共只要求的，直接运转的，实质作用于这块土地的是维护军事征服权，深度多层次国内殖民，也就是军事占领及其延伸。由其所有的政治措施并且努力中国化，以及改革中的外逃，可以看出一个披着羊皮色狼本来面目，把家财带到国外的家贼面目，摧毁电脑的病毒面目。军事占领及其延伸，具有临时性，中共从来都在战争状态中，这取决于他们的“强盗坐龙庭”的敏感与外来性，不惜牺牲别人的一切代价来维护自己统治，任何时间任何让他感到不舒服的东西，都会威胁夺取其权力。因此，希望军事征服转型为宪政，或者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或者其他希望它变好如真正具有国际软实力的努力，对中共是双刃剑，随时分出敌我加以镇压，永远成不了气候，同床异梦中共有办法对付和为其所用。对于民间而言，想借这个双刃剑去伤害中共，逐渐让中共安乐死去或者变好，其结果不外乎自己被虚假希望电击中了，反而迷糊不自觉害死害老自己。改革已死，民国当归，就要仅仅抓住中共仅仅是国内殖民的外来军事征服集团，说的一切，干一切的都是维护自己在这块土地上的殖民掠夺。在此之外的产生，都是资敌和贩卖虚假希望。民间的政治努力，必须以放弃一切让中共变好的希望为前提。
政治性之最后审判
陪专制殉葬是一定的，维权帮助中国多一口气，活过来。它不是总体美好的增长，而是止损。 要有信心。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命运也是被吸纳，但是反作用仍在，维权好多了。我们就是要不把反作用强大起来。只有在拔河中才是对手。不拔河，站的高高的，不是办法。敌基督的阻挡，如和谐社会，对于敌基督的权柄，是一把双刃剑，如和谐社会。
我们民间抗争在大陆，不管是否采取拖延的方式，是否是间接逼近的方式，最后总是要遭遇到一个问题：你到底是用来推动政改的，还是判定改革已死不用来推动政改，建设公民社会或者民国当归。这就是大陆政治之最后审判，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必须在是否寄托希望于体制，有没有贩卖希望维持中国梦上做出决断，断交。
政治立场有着隐藏与凸显的问题。维权提出时，确实是为了回避政治立场或政治性之最后审判问题，搁置党委闹革命，专注于权利行动本身，因为当时并没有民国可供政治立场或者政治性之承载，维权运动之战场还在大陆，还在大陆专制体制磁场之边界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时冻结政治立场去政治化隐藏政治性，可以形成最大之行动共识，然而维权运动历史中，政治立场与政治性还是藏不住。不断探索实验基于维权运动并收割维权运动，高于维权运动之表达形式如零八县长，新公民，政治反对等等。我觉得民国当归有了之后，是可以强迫人们就最后审判问题之天平上做出选择，你究竟要将砝码放在那一头，到底是促成体制变好，还是建设公民社会和民国当归。民国当归以深度隐藏政治敏感的方式，表达了最为激烈彻底断绝扯断一点都不粘连的极端政治立场，最为有强度的凸显。
宪政学者莫千里说，现今几乎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抵抗，各种抗议抗争实质就是体制框架内的一种较为激烈的官民互动。49内的民间抗争几乎没有纯粹的，而很容易辨认出来是宋江造反的事。是有这个味道，但是它也给自己留了未来民国的位置，也就是具有双重暧昧性，又是49国度内的，又是民国的。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自己抗争的当下性中摆脱对体制的依附，吐狼奶，在当下自己尽最大努力就归属于民国。
只有言论以及弱行动作为立场表态的冲击，这是民间必须看清楚的仅有武器，那么就是削木为兵，我的经验是用在民国政治议题上，作用蛮大，台湾总统府也有专门机构收集，舆论也关心大陆对其看法，用在大陆议题上基本泥牛入海明珠入黑洞。除为了维权附属于维权，从而反腐败骂体制外，中共议题说了是白说。
以我自己十来年的江湖经验来看，几乎没有以专门批判为志业而成为大V的，能打拼出来一番小气候，都是在做自己的事。即使回避不了，那也是利用之，来认识朋友扩大交际圈闯荡江湖，来维权，来构建理论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也就是在骂中盘算自己的小九九，共党不可能让口水淹死，倒是自己有可能淹成白痴。
与启蒙运动的激进化从而是耗散消费的部分民运相比，维权运动是积累型的，民国当归是积累型的，因此有维权运动与民国当归的勾连。民运有着消费共党制造的民众苦难的本性，消费同情，有着高高在上等待摘桃子的本能。民运声势的膨胀，一定意味着中国人无边苦难的进一步增加和显现。在此成正比，也因此是耗散性。
我听很多行动者说，我们做我们当下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至于方向和立场，搁置起来，将来再说，人数多了行动多了，自然显示出其立场方向出来。其实78年之后改革派启蒙派也是这么想的，八九之前还有外围边缘的改革行动，但八九之后改革启蒙都没了行动，其行动之渴望被压缩转化为拥护党的领导（依靠党改革），或者替代以宗教信仰或者内心移民。从改革行动退到虚无主义当中，当然还是当下做当下能做的“事”，做去政治化的事，如教育，传媒，市场经济，在政治上表达立场，依附或者反对，或者搁置。只是没有了主体性，可见主体性与行动同时显现。这三十多年的民间政治，借用儒家的体用学说，就是以行动为体，以立场为用，立场从行动中分享意义，依附于行动存在，作为行动的广告，因此行动的立场，可以在改革与革命，改良与政治反对以及民国当归之间嬗变。最近几年，依附于行动以维权为根基的立场塑造有零八县长，新公民运动，政治反对以及民国当归，都想从更高层次提拔很底层的维权，并且有着颠覆行动为体立场为用的危险，改为立场为体行动为用，其中革命思潮的政治反对最卖力。对此，我非常抵制，就从当下性来说，立场只能是行动的广告形势，统战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