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监管部门对股市的行政干预再次达到顶峰，具有程序化交易特征的账户成为证监会的最新瞄准对象。这种强硬的干预措施也引发了了新一轮对于中国式金融监管创新的争议。

7月31日，中国上交所和深交所宣布对存在异常交易行为或存在重大异常交易行为的10个证券账户采取限制交易措施，限制其从8月3日至11月2日买卖在沪深交所挂牌交易的所有证券。

8月1日，证监会表示，已对24个程序化交易账户采取限制交易措施。

澳新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以及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周一（3日）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指出，对中国股市不专业的行政干预目前已成为一种常态，监管创新还缺乏必要的法律程序作为支撑。

“异常交易”

证监会通报称，程序化交易具有频繁申报等特征，产生助涨助跌作用，特别是在近期股市大幅波动期间对市场的影响更为明显。根据《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对频繁申报或频繁撤销申报，涉嫌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其他投资者的投资决定的账户采取了限制交易措施。

根据交易所公告，涉嫌“程序化交易”被关停的24个账户中，量化对冲产品占了大部分；另外还有5个是自然人账户；以及一个司度（上海）贸易有限公司的账户。中国媒体称，Citadel Investment Corp和中信联创为司度（上海）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

8月2日晚间，作为全球三大对冲基金之一的Citadel发布声明，确认司度贸易公司账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限制交易。

证监会负责人当晚在答中国证券报记者问时解释了查处程序化交易的原因。这位负责人认为，一些账户的异常交易行为与程序化交易风险相叠加，严重影响市场稳定。中国资本市场还处在新兴加转轨阶段，发展程序化交易尤应审慎，特别要警惕程序化交易与异常波动、操纵市场叠加的风险。证监会将“依法维护市场秩序，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该负责人透露，近期，沪、深证券交易所在日常监控中发现了尾盘大额集中抛售股票等异常交易行为。不排除有人故意引发市场恐慌性下跌，制造差价从中渔利。同时，在股市异常波动期间，一些具有程序化交易特征的账户参与其中，频繁报撤单，少数账户委托撤单比超过80%，干扰正常价格信号。

“交易所针对当前影响市场稳定运行的异常交易行为，及时、果断采取行动，这是完全必要也是依法合规的。”该负责人说。

彭博社解释，“幌骗”（spoofing）行为成为中国打击股市操纵的最新目标。“幌骗”即虚假报价再撤单，指先下单，随后再取消订单，来影响股价的行为。“幌骗者”可以在新的价格买进或卖出，从而获利。

中国股市7月经历了大幅调整，在此之前，证监会已采取包括“打击恶意做空”“查处集中抛售股票”等一系列监管措施。

交易细节

同属官媒的《上海证券报》在报道中分析了被封停账户的一些交易细节：一是当日累计撤单量占比过高，某账户一日累计申报卖出近1.6万笔，金额超过15亿元，申报后的撤单率高达99.18%。二是涉嫌日内短线操纵行为，影响个股交易量及价格，诱导投资者买卖，以趁机高价卖出或低价买入股票。

报道称，这些交易行为严重影响证券市场交易秩序。

一位匿名的资深私募人士对此解释，频繁申报频繁撤单的行为，遇到近期股价大幅下跌甚至跌停时，会对个股价格造成下压影响，加剧投资者的恐慌情绪。反复撤单则会影响投资者对实时盘面的判断。近期市场尾盘出现的全市场共振的断崖式下跌，与程序化交易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这种程序化的交易成了当今证券市场价格暴涨暴跌主要的推手。

监管争议

针对“恶意作空”的新监管措施也引发了新的争议。

澳新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对BBC表示，一方面，在股市改革思路尚不清楚的情况下，行政干预中国股市已成为一种常态。另一方面，这些监管措施在法律程序上有缺陷。

他表示，目前中国股市问题的表象都和金融创新有关。但是，既然金融杠杆等创新产品受到鼓励，那么监管部门在数据发布方面就应该更加透明，比如，恶意作空的标准是什么？哪些行为是非法的？都需要更清楚的法律规定。

刘立刚认为，调查作空并不能解决中国股市的长远危机。更重要的是解决打击内幕交易等基本问题。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也认为，目前的监管创新实质是一种混乱的管理。不专业的干预成为了常态，中国股市需要经历一场很大的危机才能建立起游戏规则。

谢国忠举例说，比如场外配资，根据香港法律，私募可以通过借钱方式炒股，但不能以配资为名控制多个账户。他认为引起这场股灾的原因之一是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的“赌博”行为。“互联网金融并不新鲜，只是一些资本打着互联网和创新的旗号进入了金融业，在没有有效监管的情况下，这些融资成本更高的资本必须追求高回报，也就出现了种种赌博行为。”

“股市监管必须要有法治。不能依靠朝令夕改的领导指示或者行政命令。”他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