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阳市罗江县发生了民众抗暴

●专业人士、学者、媒体等对大地震暴露出来的体制腐败相关评论

▲香港明报社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趁灾捞钱令人愤怒。

四川汶川8级地震之后，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面投入救人赈灾，所显示同胞无私之爱，可歌可泣，使人动容，但是正当绝大多数人沉浸在人性的光明面之际，人性的黑暗面也悄然给赈灾活动投下阴影。

胡温救灾贪官倒卖

据知有人竟然趁机侵占、挪用、倒卖救灾物资，更有个别机构(例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被质疑以超高价购买帐篷。据民政部发布，截至昨日中午12时，共接受国内外捐赠款物246.44亿元，其中实际到帐捐款160.24亿元，已向灾区拨付30.04亿元。但是这些数字背后的一些情，使人感到困惑，全国以至国际间济助地震灾民的庞大捐款和物资，是否用得其所，惠及水深火热中的灾民，备受国民和国际关注。

重灾区德阳市罗江县城，民泷发现有货车载着救灾物资，却给商铺卸货，民泷怀疑有人侵吞转卖救灾物资，数千愤怒民众包围货车和商铺抗议，与数百名公安武警对峙，有警车被砸，演变成为流血冲突。当局昨日证实有人违法，又指只是个别工作人员的行为，已被行政拘留。当地居民事后接受记者访问时说：\’官员平时贪污也就算了，现在救助灾民你还来贪污，真是给他们气死！\’贪污本来就不应该得到容忍的，一介小民，平日就算遭到压榨，也只能忍气吞声，但是国难当前，有权力的人仍然捞钱，真是此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纵使如此，居民只以\’给气死\’来回应，这是多么纯朴、可爱的人民呀！当官的如果贪污腐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中饱私囊，对得起这么善良的人民吗？

另外，无锡市红十字会所收抗震救灾捐款，60%用于援助地震灾区，其余则纳入市红十字会备灾救助基金，用于本市红十字会的备灾救助。总会对此事只以\’误会 \’轻轻带过，各地分会为何有\’留钱不发\’之思，并无交代。还有海南省三亚红十字会，一些志愿者汇集得捐款后，该会一名负责人要收取5%募捐管理费，事件揭发之后，省红十字会公开澄清，指事件不涉四川地震，事态才平息。

中国红十字会运作欠缺透明度，与其作为全国最大慈善救灾机构身分所需要的公信权威，并不匹配。对该会的一些质疑和指摘，可能都是基于一些固有成见，但是为何民泷对它的信任程度低，这就是该会应该先自我检讨的。

至于\’帐篷门\’，还有一些使人齿冷的事情。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的分工，有前有后，最明显是温家宝日前重返灾区，奔走于各个重灾区的时候，胡锦涛则到浙江湖州市催产帐篷。现在灾区急需约300万个帐篷安置数以百万计灾民，在这个\’一帐难求\’的时刻，有人发现并非灾区的成都市区，一些环境较佳的住宅区和党政机关，都出现一些救灾专用帐篷。其中距离一个派出所约30公尺的帐篷，4个人在内打麻将，市民进去查问\’帐篷哪里来的\’，一名男子回说\’有关系弄到的\’。此事引起了市民愤怒，一度聚集了五、六百名市民，后来需由警员到场替那4个人解围。

这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呢！前线是总理不辞劳苦、奔走于灾区，声嘶力竭地给灾民打气鼓劲，后方是国家主席亲自去\’抓帐篷\’，争取让灾民早日住进稍为可以遮风挡雨的帐篷，但是帐篷竟成为\’有闲阶层\’攻打四方城的战场，其间对比，真的使人有今宵何夕，今朝何世之叹。

当年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作为大后方的重庆，曾经流传覑这四句话──\’前方吃紧，伤师失地；后方紧吃，醉生梦死\’。前方吃紧，指的是战事吃紧，百姓日子吃紧；后方紧吃，是指官场上仍然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依然吃香喝辣，拚命在吃。哪管它前方吃紧不吃紧，哪管它百姓吃一顿没一餐，哪管它是卯吃寅粮还是寅吃卯粮，反正吃得是福。天理循环，后方紧吃之下，结果是\’吃不了兜覑走\’，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就是这样吃垮的。

针对救灾捐款可能出现的状况，民政部已经要求所有的捐款接收机构，一律不得再从捐款中支取任何工作性质的费用。四川省纪委、省监察厅从昨日起设立24小时有人值班的电话，接受民泷举报。另外，中纪委、监察部已派工作组到四川监察赈灾物品派发情。当局的雷厉风行，希望可以压住那些意图发国难财的人的念头。

国难当前，前方吃紧，请高抬贵手，贪少这一次吧！

▲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居住在深圳的自由撰稿人赵达功发表评论《大地震校舍普遍垮塌窥见中共腐败体制》。

中共历来都是好大喜功，毛泽东时代如此，当今也没有什么变化。50年代鼓吹所谓“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祸国殃民之举。“三面红旗”造成饿死3000万农民，这种人祸比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这种天灾有过之而无不及；毛泽东发动文革，人祸祸及全国各个角落，有学者推断死亡人数在200万左右。人祸即是罪恶，人为的屠杀，人为造成的饥荒，人为的政治运动，都是反人类的大罪，毛泽领导下中共的罪恶罄竹难书。

天灾就是天灾，人祸就是人祸。刘少奇当年说大饥荒饿死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算是说了部分实话，其实也是羞羞答答，可以说饿死3000万农民是百分之百的人祸。1966年3月6日河北邢台大地震8000多人死亡；鲜为人知的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大地震15621人死亡，由于中共的封锁，三十年后媒体才披露；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惊世大地震死亡人数达240000多。天灾的预测和防范往往不是人力所能及的，许多人乐意把天灾与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其实我认为没有必然联系。天灾就是天灾而不是人祸，上述的大地震是地壳运动的结果，它绝没有考虑政治社会因素，并没有有意识的选择发生在哪一个性质的国家，但天灾之后的救灾行为就与政治有关联了。无论如何，不管任何政治体制的国家，天灾后都要救灾。不同的是民主国家信息是公开的、透明的，救灾是全民的，是乐意接受国际社会救助的，而专制国家信息往往是封锁的，甚至拒绝接受国际救助，因此天灾所造成的伤害更大。中国的唐山大地震，中国政府虽然救灾，但同时所有的媒体都在进行政治宣传，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用复旦大学王中教授的话来说，当时的灾难新闻报道理念就是：“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

我们不能把天灾归咎于政治制度，所谓“天谴”一说如果说针对政治制度，但同时更针对平民百姓，“天谴”难道就是让数万乃至几十万无辜的平民丧生？！这根本不成立。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去世，毛泽东培养的“四人帮”垮台，中国结束了文革，邓小平、胡耀邦等在中共党内崛起，中共的政治发生巨大变迁，有人就说是唐山大地震的结果，其实不过是巧合而已。

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级大地震，死亡人数可能超过十万人。这的确是天灾，虽然网上流传说有地震科学家、专家早就预报，但地震的预报与天气预报不同，世界上科学家对地壳的运动规律还没有完全准确的掌握，地震预测的科学还处在一个研究的过程。有一则据说是USGS（美国地质勘探局）预报的消息在中国民众间流传甚广，全文如下：“四川汶川地震震源向东北方向移动，地壳已经出现大范围持续破裂，震源现在奔着西安方向延伸，目前延伸大致方向是天水和西安中间。未来2星期内：天水、西安、甘肃等地有可能将连续发生7级以上的强震，请当地居民提前防犯。”《参与》记者近日就这一则流传甚广的地震预报采访了USGS（美国地质勘探局）的有关专家，得到了可靠回复，USGS（美国地质勘探局）没有预报过天水、西安等地可能发生7级以上强震的预报，并且该预报对USGS官方网站上发布的图表存在严重误读。

如果没有汶川大地震这种突如其来的天灾，哪里会有因此死伤几十万人。但是我们却通过天灾窥见了显现的人祸，或者说天灾与人祸同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灾后，灾民们愤怒的不是“怨天”，而是“尤人”，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大部分的校舍垮塌？为什么大部分的校舍都是“豆腐渣工程”？面对死难者学生家长和网民们的质疑，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在21日下午召开的国务院地震灾害发布会上说，“如果在灾区发现由央企承建的工程不合格，那么一定会做出严肃处理。”换句话说，非央企企业发生质量问题与他无关。依我看，官方的说辞也不过是说说而已。1998年朱镕基巡视江西九江被洪水击垮的大堤时，见到崩塌的堤里只有铁丝并无钢筋，严厉怒骂这个“豆腐渣工程”，说这是一个“王八蛋工程”，非常解气。这可是国家的投资，但这有什么用，没有听说九江大堤“豆腐渣工程”有官员被问责，有腐败被追究。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震倒的校舍，很多都是“希望工程”项目，都是因为偷工减料，也是只有铁丝没有钢筋，所谓“严肃处理”最后估计也是不了了之。

新世纪新闻网秦越报道：四川地震中的最为令人心碎的死难者是葬身于学校建筑中的孩子们。教学设施建筑质量的脆弱，酿成了无数悲剧，有关腐败严重侵害学校建筑质量的说法不胫而走。如今数以百计的悲伤父母们在聚源聚集在一起，散发请愿书，要求为他们死去的孩子设立年度纪念日，惩罚学校倒塌事故责任官员和建筑商，并获得赔偿。

在通往四川绵竹五福镇富新二小的路上，遇难孩子的家属放置了很多花圈。他们打出横幅，上写“孩子们不是让地震害死的，而是死于危房。”这所学校中至少有127名学生因教学楼倒塌致死。中国政府周一为地震死难者举行了全国性悼念仪式，官方已经承诺对倒塌教学楼责任人决不姑息。但聚源镇数十名死难儿童的父母表示这还不够。他们已经聚焦在一起，在一份似乎是请愿书的物品上签字画押，表达事情尚未结束的要求。他们表示，最希望官方承认这些孩子的死亡原因主要不是突发自然灾害。

地震营救生命基本结束，救灾还在进行中，接下来的重建也不是大问题。中共面临的是灾民们对腐败体制的讨伐，这应该是让中共当局最头痛的事情。如果中共当局不接受教训，不惩罚腐败，不进行政治改革，救灾中中共聚起的支持民意恐怕很快将荡然无存。

▲专栏作家李怡在苹果日报发表评论《震后究责：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四川地震最受称讚的是灾情的透明度。除了开放境外媒体採访之外，对内地媒体，也突破了过去凡有大事件都必须统一按照新华社通稿报道的禁忌，儘管中宣部在震灾后立即下达指令，要各地媒体须循温馨、感人、正面的方向报道灾情，不得擅自作负面报道。但内地媒体多把中宣部禁令抛诸脑后。

地震后两天，上海《新民晚报》就刊登了李泓冰的文章，指出这次大地震有一个触目惊心的特点，就是伤害最惨重的，是学校和孩子。这篇文章且获「新华网」转载。5月2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文章质问：「最应该安全的学校为甚么不堪一击？……某些『豆腐渣』工程，有关责任人缺的或许并不是对质量标准的生疏，而缺的恰恰是人的良心。」

倒塌这么多学校，在内地媒体报道和质疑下，周三出现家长集体抗议行动，并打出「天灾不可违，人为最可恨」口号声讨。但在香港，却出现容不得有人提出这一问题的「群情」。许多人认为，现在救灾要紧，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地震后两天，《南方都市报》在「天祐吾民」的言论专辑中，刊出上海大学历史系授朱学勤的话：「这就是天谴吗？死难者并非作孽者。这不是天谴，为甚么又在佛诞日将大地震裂？……赤县喧嚣该清醒了。圣火该停一停，国旗也该降一降，就为黎民百姓降一次吧……」

《新世纪》网页十四日刊登「伍老」的文章，文中说：「古代中国皇帝，面临灾异、灾害，往往要下罪己诏，仅唐太宗一人一生就有28份罪己诏。他们自谦、自谴、自省，对苍天尚有敬畏之心，因为敬畏，往往在灾害来临之际，修改政策政略，期对民间有所帮助……」

笔者不知道中共终于愿意下半旗、暂停圣火，是不是跟朱学勤或伍老的痛陈有关。我们都希望中国民主，有权力制衡，有舆论监督，但在缺乏这种制衡机制的专权政治下，朱学勤与伍老的话不能不说有其现实意义。

北京资深新闻工作者凌沧洲表示，这次地震，中国各地报纸突破了中宣部的禁令，「但中国现存的新闻体制恐怕还有很长时间才能改变」。

然而，从良知出发，据实报道，秉心直说，不惜冒政治风险，总算是这次震灾中内地记者和部份学者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我们希望这种精神可以持续。

距今五十四年前，胡适写过一篇读书笔记，题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是宋朝范仲淹在一篇文章中的两句话。胡适认为这两句话，同美国开国时Patrick Henry在1775年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有异曲同工之意。

范仲淹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出自比Henry的话早740年的《灵乌赋》。他是因同时代人梅圣俞写给他的《灵乌赋》而作的同一题目的回应。梅圣俞的《灵乌赋》劝范仲淹应学凤凰报喜之鸣，而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里闾」。范仲淹回答的《灵乌赋》则表示，乌鸦纵使因报凶而使自己折翼、被烹，但也不愿隐瞒凶讯而给人带来灾祸，牠要在灾祸未成形时就表示忧虑，烈火未炽时就表示恐惧（「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牠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认为，这两句话当时是「专指谏诤的自由，我们现在叫作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与谏诤自由，当然是不同的层次。但在专权政治下，未有言论自由，知识分子不畏死的谏诤勇气，也是时代限制下值得尊敬推崇的表现。现代的自由主义者，若不是别有衷情，也应理解这种情操。

自范仲淹提出这两句话，千多年来，尤其是过去五十多年，已有许多知识人「宁鸣而死」了。笔者论政以来，也奉此为圭臬，儘管香港有言论自由，不会因言入罪。但范仲淹其后在《岳阳楼记》中提出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为得到物质酬报而高兴，不为自己的遭遇而悲哀），还是可以操持的。因此，笔者尊重所有批骂笔者的意见，儘管有些意见恐是「以物喜」而发，不生气，也「不以己悲」，即使咒笔者死吧，也不过是对「宁鸣而死」的成全。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居住在济南市的孙文广教授发表文章《支持亡儿父母维权》。

汶川地震很多中小学生被危房校舍掩埋，大量死伤，冤死学生的父母，提出问责，要求赔偿；最近发生多起请愿集会，家长捧着冤死学生的相片，要求查究责任，索要赔偿，这是正确的维权活动，是神圣的公民权利，但是有关报道文字和图片只能在海外网站上看到，为什么要封锁这些新闻？

（一）校舍为何建成豆腐渣？

中小学校舍，是政府出资建设的公共建筑，因为官场的腐败，把校舍建成了豆腐渣工程，将祖国的花朵、世界的未来被掩埋到瓦砾堆中，政府理应承担责任，给予赔偿，应该承担受难独生子家长的老年赡养。

当学生家长提出查究责任索求赔偿，政府往往以“8级地震”来搪塞，但是同样的地震，为何在同一地区，政府机关没有震塌？私人慈善机构的希望小学没有坍塌？

香港慈善团体“苗圃行动”，在四川一共建了61所学校，其中6所位于震中附近的阿坝州，结果没有一所倒塌，没有死一个学生，而政府出资政府监督施工的校舍却纷纷倒塌？这是为什么？

有人在现场发现：政府建的校舍倒塌后，混凝土预制件中没有钢筋，只有铁丝，砖头呈粉碎状，和农村土坯差不多。在地震后的观察表明豆腐渣工程，是大量学生被活埋的主要原因。危房校舍的建成并使用，政府有难以推卸的责任，这是官场的腐败，国家投资不足造成的恶果。现在冤死学生的家长集会维权，为死去的儿女讨还公道，应该获得大家的积极支持，政府也应回答家长的问责和赔偿要求。

（二）政府不该封锁家长声音转移国人视线

家长的请愿集会活动、正义要求，没有获得政府的回应，国内媒体对此不予报道。这些现象说明，政府正在封锁学生家长的声音。使得有关消息只得通过海外媒体，透过层层封锁转回大陆。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为什么中国的新华社、中国的电视台不去采访学校集会现场并作出报道；为什么中国的媒体在大灾大难之后却抢着去歌功颂德？在电视上看到的都是好人好事，有几个镜头反映冤死学生家长的诉求？现在中国的传媒正在按照某些人的指挥棒，用各种演出，包括大合唱，包括艺人排成长龙的捐献活动，他们不愿把受害者家属的请愿活动搬上镜头，他们要把丧事办成喜事，用喧哗的场面，冲淡受难者和国人的悲情，掩盖冤死学生家长的要求。某些人正在转移国人的视线，正在引导民众认识“光荣伟大”，这种做法已经产生了很显著的效果。

（三）家长维权意义重大

冤死学生的家长现在组织起来维权，有很重要的意义，对受害者来说，这样的问责索赔可以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也可以培育他们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他们的问责和索赔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会有着推动的作用，对清除官场的腐败也能形成冲击。

受难者家属维权活动还可以使他们自己有个精神寄托，维权使他们有个追求，在追求过程中，增长信心，使他们受伤的精神得到抚慰。这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心理治疗，维权会唤起他们生活的热情。

现在死难学生的家长问责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危房校舍致死学生的责任查究，再一个是政府有关方面隐瞒地震预报。

据很多方面传出消息，在地震发生之前，在当地已经出现动物的异常迁移，如大批蛤蟆的迁移，这些情况的发生很多人都能看到，有人去找政府有关部门，但是他们却回答不要听信谣言，据最近一些学者和专业人员都出来证实在地震之前曾多次提出即将出现地震的预测预报，但是不为上级所接受。而在这同时，据说有一个小学在地震前一个小时接到了地震的预告，这个班级的全部学生都离开了教室，到烈士陵园去避难，结果无一死伤。还有的军工企业，也接到了通知，避开了灾难。等等情况都说明有关当局已经收到了地震的预报，但是不向广大居民传达，以至造成不必要的死伤。现在受难者提出问责，政府理应从善如流、公布真相、公布事实、公布数字，改善工作，新闻要公开，不能封锁，这些要求都合乎情理。

受害者家属就这次地震事件维权，还会有利于提高官员责任心。有利于政府改进工作，包括改进地震的预防，推进立法。

（四）应该推进家长的维权活动。

为了使维权活动能够理性有序正常地进行，建议他们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在现行的法律原则下充分使用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的权利，主动地造舆论，既可争取利用国内的媒体，也可以到海外的媒体去发文章、发照片以后出口转内销。

任何群体性的维权活动不能单靠几个人去争取，除了写文章，还有组织起来，才能形成声势，争取积极成果：官员们为了打压群众维权常会用“非法集会”、“非法结社”、“非法游行示威”等来压制公民的合法权利，对此要有思想准备。

为了维护自己权利，特别是群体性的权利，必需要有一些带头人，这些带头人既要有热情，有勇气更要有头脑、有理性，还需要众人的支持和谅解。

为了做好维权活动，必须要做调查，做资料收集工作，维权的成功不但要少数人的积极，更需要广大民众的觉醒和支持。为了说明学校校舍是危房，就必须搜集到一些实证材料，如照片，如倒塌校舍的砖头和水泥制品，拍照片要有一些对比，如倒塌校舍旁边有一栋政府办公楼，校舍已经粉碎，旁边的政府办公楼却完好无损，没有倒塌，这种事例和照片是很有说服力的。为了说明官场的腐败，也可以把灾区完好无损的政府办公楼，特别是那些形象工程多拍一些，然后公布出来。还有一些人的口头描述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五）维权者唤起民众最重要

汶川地震从瓦砾堆中抢救生命的紧张时期已经结束，但是从这些事件中反思，总结教训，暴露腐败还刚刚开始，而且这些揭露将更加困难。因为前者从瓦砾堆中救人，主要是和自然灾害做争夺，而后者不同，我们要揭露事实真相，要问责、索赔，争取的不仅地震的受害者权益，而且是为减少将来的人祸，这种争取，会妨碍一些人的利益，既得利益者将极力掩盖，阻挠调查、封锁信息。这些人力量强大，要搬动他们，可能会比地震后搬动坍塌的预制板更困难。预制板是一些死物，但是现在为了少数人利益而掩盖事真相者，却是一些活着的、力量强大的、能够调动国家机器和全国媒体的人。

维权要取得成功必须唤起大众，不但要使受难者认识自己的权益，还要让众人知道：人权有共性，当别人的权利被践踏，你自己的权利也难以保证。

我们现在抢救的已不是埋在瓦砾中的受伤者，而是被铺天盖地的宣传所误导的受蒙蔽者。觉醒者虽然力量弱小，但只要继续呼号，继续争取，相信会有更多人一起同行。

▲《财经》记者张映光发表评论文章《不要再为学校垮塌寻找借口》。

汶川地震对学校等公益性建筑的损害程度，及学生死亡数字，官方的最新统计还停留在5月16日。当时，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韩进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公布，此次地震中，校舍已倒塌6898间。而这一数字，当时尚不包括北川、汶川等震中地区。

此次地震等级为8.0，烈度为11左右，已超过国家在四川设定的7度标准，加之“大跨度结构”不易防震，是部分官员及建筑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学校在地震中大规模垮塌的一种解释。尽管他们也都不排除很多公共建筑的质量可能存在严重问题，但类似说法似乎更倾向于认为，在一场强度远超过建筑设计抗震标准的特大地震灾害中，学校因其大门窗、单向走廊及“大跨度”结构等设计中存在的天然抗震劣势，大量垮塌首先并非一种太反常的现象。

如SARS、禽流感等公共灾难一样，面对学校垮塌背后的建筑设计问题，公众的认知同样会受到专业技术领域的信息不对称的阻碍。不过，与前者相比，人们对建筑质量问题更有切身体会，在了解国家关于建筑抗震设计的规范后，更易依据常识及逻辑，作出判断。

这次地震中，都江堰聚源中学一栋教学楼倒塌，造成200多名学生死亡，而周边居民楼等其他建筑均完好，从现场看，这一栋独自倒下的教学楼，仿佛是被一枚导弹击中一般。单以此次地震烈度过大及学校结构存在天然抗震弱点等原因，很难解释。

事实上，与聚源中学类似的情况，在汶川地震中还有很多。如与震中区相距较远的重庆梁平县文化镇中心小学，亦在地震中倒塌，其周围建筑完好。

据专家介绍，地震烈度在不同区域表现不同，一般距震中越远越低，这意味着，许多区域的地震烈度，可能并未超出建筑抗震能力。不过，由于国家地震局至今未公布汶川地震的烈度分布图，对这一点，现在无从考证。

其次，建筑抗震能力的确因建筑结构、材料而有差异。专家介绍，一般情况下，钢结构建筑比预制板材及砖混结构建筑抗震能力更强。受力比较均匀的框架结构，比奇形怪状的不规则建筑，更抗震。

但无论何种结构，何种材料，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中均有明确的技术规范，以保证其可达到每一地区所规定的抗震标准。即使如砖混结构一类抗震性能较差的建筑，亦可通过增加构造柱等方式，达到抵抗8度以下地震的要求。

如此，按照设计规范，学校的“大跨度结构”即便存在所谓抗震劣势，亦必须达到高出一般住宅建筑的抗震标准，才算合格。

是次汶川地震中，都江堰聚源中学旁的聚源小学，未见倒塌，聚源中学另有两座教学楼亦完好无损，同是“大跨度”的教室，按同一抗震标准建造，经受相同的地震冲击，有塌有立，足可说明所谓“大跨度”结构问题，不足以掩盖这次地震中很多学校建筑的质量问题。

另一事例似更能说明问题，便在受灾最重的震中区北川县，一所被网友称作“史上最牛希望小学”的刘汉希望小学，屹立不倒，学生无一人死亡。同在曲山镇的北川中学，教学楼全部倒塌，2000多名师生被埋。据原始资料，刘汉希望小学与北川中学均为楼房，前者甚至比后者一座仅建成约六年的教学楼更老。其在震中地区未倒塌，显然是由其合格的建筑质量决定的，而绝非上帝创造的“史上最牛”的奇迹，这亦可从一个侧面说明学校建筑结构、地震强度过大等原因，均不应成为学校大面积倒塌的借口。

可以想见，因舆情压力，只要有关部门对建筑安全开展调查深入，必有一批“豆腐渣学校”的建造者将遭严惩。但如此做法并不能彻底改变学校——这一关乎无数孩子生命的公益性建筑在各种灾害中不堪一击的痼疾。解决这一问题，还将是一个系统工程。

——首先，对学校建筑的抗震设计，规范及标准仍然偏低，执行中更缺乏监督。《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中并没有抗震设计的要求。而在国家颁布的建筑抗震规范中，学校与商场一样，仅被列入乙等，即易在地震中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建筑。对这一类建筑，要求其抗震烈度比一般建筑标准高，但与甲等建筑——需制定特殊抗震规范的要求仍有距离。而在日本等地震多发国家，学校、医院等建筑都被要求作为可供人们震时避难的特殊建筑建造。原因很简单，这里多是未成年人。

当然，在汶川大地震中，人们很遗憾地看到，学校的抗震能力不仅不比一般建筑高，反而要差得多。许多学校是几秒钟内垮塌，没有给上课的孩子们留下任何逃走的机会。这里暴露出来的是监督和执行中的问题。

此次地震中，学校建筑从预制板到现浇水泥等材料、结构差异巨大，造成其抗震能力不一。对学校尤其是处在地震带中的学校，出台强制性的统一建造标准，设置更高的抗震标准，令其在地震中，成为最坚固的建筑之一，是减少重大灾情人员伤亡的方法之一。

不过更重要的，仍然是建立一套对学校建筑的招标、监督机制。对承建单位加强审核，对出资机构和管理机构加强监督。学校等公益建筑在招标中，往往因其项目资金少，利润低，只能吸引到一些小建筑商或施工队。一些施工单位为攫取利润，经常存在侥幸心理，采取“偷工减料”的办法，降低了抗震标准。对参与公益性建筑的施工单位进行资质认证，加强监管，或可起到一定规范作用。资质更高的建筑单位及开发商亦应承担公益性建筑的建造责任。

——其次，是加大投入。提高学校建筑的建筑质量，势必带来建造成本的提升。有专家称，建筑抗震级别每提高一度，其成本将增加一倍。北京等城市抗震标准为8度的建筑，其成本约为1000元/平方米。以此成本，即使再略加提高，均在可承受范围内。国家应加大教育投入，拨专项资金提高学校建筑质量。

汶川地震，学校垮塌，不应再寻借口。让更多孩子，走进更安全的教室，是不容逃避的责任。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温克坚在《民主中国》发表文章《化悲痛为问责》

     根据官方消息，截至5月21日12时，四川汶川8级地震已造成41353人遇难，274683人受伤，累计失踪32666人。
   
    在这样巨量的人员伤亡面前，在那无数的灾难惨象之前，文字已经苍白无力，悲痛在内心郁积，如何派遣这种悲痛将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
   
    不过官方主旋律的那套路数显然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他们希望把这种悲痛化成感恩，感谢党，感谢政府。问题是这种廉价的宣传引导已经俗不可耐，正如杨宽兴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的，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作法。在大难之际，这其实是一种公共形象的自杀行为。
   
    在这次救灾过程中，很多新闻报道也提到对灾民进行心理干预的问题，根据常识，这种心理干预是进行一些安慰，重新树立信心，对灾难场景进行脱敏甚至逐步忘却，防止极端行为…这些当然是有意义的心理引导。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些积极的心理引导之外，对于许多灾民来说，他们内心无数的问题要得到一个合理的答案，比如为什么地震事先没有一点预警？ 为什么那么多学校坍塌，孩子惨死？为什么救助姗姗来迟？不是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合理的，但是这种追问本身也是一个心理疗伤的过程。
   
    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问责，通过一个个的问责进程，来化解我们的悲痛。如果没有有效的问责机制，如果不能确切的知道在这灾难过程中，哪些错误可以避免，哪些错误无法回避，那么就意味着正义和公道被遮蔽，没有公道和正义，灾民将永远生活在灾难的阴影当中。灾难之后，如果不进行彻底的问责，如果我们选择悲情和感恩之心来替代理性的问责，那么我们将重复过去的错误，一个民族如果付出了这么惨痛的代价，还不能从中找到错误，深刻反省，追查，那么下次灾难降临的时候，我们就再次遭到大自然的惩罚，那么多惨死的同胞将会死不瞑目。
   
    因此，就这次灾难处置过程中对公共权力进行不断的问责，即是我们公民权利的体现，也是我们的心理救灾努力。
   
    灾难还在延续，很多信息还不得而知，但是从5月12日以来的公开信息来看，我们起码可以对以下一些现象和领域进行追问：
   
    一是地震局系统是否尽职。虽然，从科学的角度讲，准确预报大地震还是世界性的难题，也是个颇有争议的科学问题。但对于此次大地震，人们对于中国地震系统的质疑已经广泛流转，地震局起码应该对这些质疑作出合理的解释，而鸵鸟姿态只能是公共形象的自杀，非但无助于消除人们的质疑，反而会加剧人们的疑惑。如果地震局仍然继续鸵鸟，我建议通过全国人大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对地震系统在汶川地震前后的职业行为进行尽职调查，同时公布最终报告，接受社会和公众的检验。
   
    二是抗震救灾指挥系统。虽然，中国已经在2007年指定了《突发事件应对法》，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来负责应对突发事件的专职机构，而仍然延习传统的临时性的应急抗灾系统，这已经成为中国公共反应的标准模式。问题在于，这种系统的制度化程度很低，随意性大，与法治政府的现代行政行为要求还很遥远。同时内部责权利分工并没有必要的透明性，公众对于抗震指挥系统的决策机制，内部分工以及权限来源都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这种长期以来实行的指挥系统其实弊端很大。一旦决策失误发生，引发的恶劣后果甚至比灾难本身还要可怕。据说在这次汶川地震中，救灾资源投放和灾情严重程度地区之间就出现很多差错。考虑到中国地域辽阔，灾难发生频繁的事实，这种以灾难事件而设立指挥部的落伍做法必须摒弃了，取而代之的应该是通过法律程序来设立国家层次的应急中心，对应急中心的权限和应急体系作出恰当的法律规范。
   
    三是对救灾部队在这次灾难中的功能和角色进行评估。这点和上面的第二点高度相关。在突发公共灾难发生时，如何把军队放置在国家层面的应急中心结构中，也是需要不断检讨的一个重点。毫无疑问，在这次救灾进程中，部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不过部队是否起到应有的作用，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通常来说，抗震指挥系统是一个临时性机构，而部队却相对是个建置成熟、相对程序化的一个机构。一个临时性的机构如何有效的指挥军队进行抗震救灾，这里面有法律层面和现实操作中的双重障碍，都是值得探讨和反思的。起码在很多人眼里，在地震灾难发生的48小时之内，部队的参与力度是不充分的，资源投放是不充分的，这也是总指挥温家宝现场发火的背景之一。
   
    四是地方和中央救灾关系的责任和权力配置。毫无疑问，类似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灾难并不是一个地方性事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都有义务投入抗震救灾活动。不过毕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限不同，功能不同，对情况了解程度不一，因此，面对这类灾难，还是有一个权力和责任的最佳搭配问题。传统的逐层汇报，中央决策，或者中央决策，然后逐层执行的模式往往过于僵化，肯定不是应对这种灾难的最佳模式。
   
    五是公民社会参与的问题。汶川地震再次表明政府的能力—哪怕一个强大政府的能力——其实是很有限的，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肯定无法有效应对这类巨型灾难。因此，如何培育公民社会的自我救治能力，如何培育公民社会的公共参与能力，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在汶川地震中，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激动人心的画面，哪怕面对那么多制度性的约束，公民社会已经开始成长，已经有能力展开自我救治。当然，我们也看到灾区一些行政部门对民间努力的警觉和排斥，象牛博网发起的民间救助努力就遭到了很多束缚….公民社会的继续成长需要执政集团进行某种思路更新—或者执政集团本身进行某种程度的更新，执政者必须摒弃那种把公民社会当成潜在对手的斗争哲学。
   
    六是当地房屋建筑质量问题，尤其是众多学校的建筑质量问题。迄今为止，灾难中最让人揪心的无疑就是那一片片孩子们的尸体，据一份在网络流传的师生遇难统计表中，已有13680名师生在此次地震中遇难。一个网友在跟帖中说道“一万个家庭从此失去了欢乐，十万人从此失去了欢笑，十亿人的心在疼痛。应该有一千人被杀头。”虽然说1000人应该被杀头是激愤之语，但是这么多的学校倒塌，这么多的学生遇难，当局如果不给公众一个合理的交代，那必将销蚀执政当局的统治合法性，将给这个社会投下常常的阴影。
   
    除了上述提到的领域，救灾资金的有效使用和接受监督等问题，也逐步变得迫切。随着最危急的救灾阶段过去，人们应该有更多的信息和能力来反思这次救灾中的种种问题，并展开恰当的问责。
   
    那么，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如何进行有效的问责呢？除了国家审计署和监察部的监督之外，民间监督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保持新闻开放和公共舆论的压力，展开独立的民间调查，通过法律诉讼，采取和平的抗议活动等都是公民社会的天然武器。在民间自治权利仍然极为脆弱的中国，民间自治权利主要不是靠政府赋予的，而是民间自我赋权的过程，必须依靠民间自发的持之以恒的争取。一个不断自我赋权的公民社会将在问责进程中走出灾难的阴影，逐步走向成熟。
   
▲评论人士周明华在红网发表文章《教育局长并非“豆腐渣”的鉴定人》。

5月19日，正在绵阳市九洲体育馆出席设在该馆的“绵阳灾区九洲体育帐篷学校”开学仪式的该市教育局副局长姚定，一度成为众多媒体记者关注的焦点人物。他就一些媒体和网络报道“绵阳地震中倒塌学校教学楼存在‘豆腐渣’工程”及“最牛希望小学”等相关报道首次作出回应时称，“教学楼是豆腐渣工程的说法完全没有依据”。（5月22日《新京报》）

恕我直言，姚副局长的这一结论下早了，既未有必要又不合时宜。这些大量垮塌的校舍，究竟是不是豆腐渣工程，你教育局说了不算，媒体与网民说了也不算，因为大家均非鉴定者。那得由随后跟进的房屋质量监督部门的权威鉴定认证来说话。如此急着出来为倒塌的校舍正名，不仅驱不走公众对这些校舍是否豆腐渣的怀疑之声，反而让人觉得教育局的自证清白行为太过武断，存在明显的脱责之嫌。

因为姚定得出的这个结论缺乏论据支持，是一种主观意识先行的“空中结论”。姚定称，他们建的校舍的年限较久，过去国家给拔款建校的标准只有400元/平方米，而最近几年才调高到500元/平方米，建校时考虑的抗震度很低，而这次又是百年难遇的高强度地震。记得广州一个房地产包工头曾在媒体上公开透露过，就是在广东楼房，不管楼修多高，其建筑成本最多也就六七百元。而在中西部一些城镇，每平方米成本四五百元建起的楼房，应该说成本并不算低。

可以这样说，孩子们集中的校舍，能不能像北川县邓家海元村山中的刘汉希望小学那样面临8级地震岿然不动，从而让数百名孩子得以成功脱险，靠的不是楼房成本的一两百元成本的增加，而靠的是一种法律责任与职业良心。如果自身房屋监管程序严谨，出资建房者使命感强，纵使每平方米成本再降一百元，也能建成刘汉希望小学这样的“鲁班工程”；设若建设监管体系失衡，制约手段形同虚设，甚至有人故意从中“揩油”，即便每平方米建筑成本高至一千元，也无法保障每一分钱都用到校舍质量工程建设中，更是无法让楼房不坍塌。

我注意到，对于公众对校舍大量倒塌原因的质疑，国家有关部门的表现似乎不像姚副局长这般轻率。这些高端部门并未回避公民和网民的尖锐批评。我想，因为他们知道这种质疑和批评是公民的权利。几天前，教育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地震局相关负责人曾公开透露，对于灾区中倒塌的校舍背后可能存在质量问题。于此，他们将随后跟进调查，发现问题绝不姑息、严查处理。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 1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更上直言道：这次灾区中小学校不排除“豆腐渣”工程的可能。

显然，政府部门的这种务实之举，是我们社会需要的，是灾区校舍重建过程需要的。只有灾后严查学校各教学楼的质量问题，对有偷工减料、工程腐败的单位与个人进行法律严惩，那才是对数千殒命校舍的学生娃灵魂的最大安慰；只有这样，才是防范新的校舍豆腐工程出现的惟一有效路径，孩子进校念书的生命安全才会得到最大化地何障。

▲评论人士曹友琴发表文章《要把丑陋灵魂放在阳光下晒晒》

时下汶川百姓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灾难的时候，国人正在为汶川受灾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时候，媒体上“成都高档小区惊现救灾专用帐篷”，而且已经蔓延到“成都各大小区”（5月23日《南京晨报》）。

帐篷是当前灾区最为急需的物资，胡总书记特地深入到帐篷主要生产地的浙江进行视察，鼓励厂商全力加紧生产，让受灾民众尽快有个安身之所。

人们要问，成都“高档小区”的帐篷是怎么来的呢，是他们自己掏腰包买来的吗？那些帐篷上却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监制”的字样，明明是救灾专用帐篷。最“牛”的是，某些帐篷上还印有“科威特红新月”的标志，明明是外国援助我们灾区的物资！

是什么样的鸟儿能住上这样的帐篷呢？能称得上是“高档小区”，能住得上“高档小区”，应该绝非草根平民。果然，在要拆除这些帐篷的时候，有一个“帐篷主”就一边蛮横地阻止拆除，一边理直气壮地宣言：“我可以捐100万给灾区，你们能捐吗？”一付“救世主”的神气，一付丑陋的神气！这个富人的灵魂已经发臭了，且不去说他，不屑去说。报道中更提到住上救灾帐篷的还有“成都锦官新城西区会所”、“四川省委党校”等。他们就是有“身份”、有来头的人物了。他们嘴上都会说“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在他们面前发生那么惨烈灾难的时候，他们怎么就如此麻木不仁，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呢？怎么就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劫用救灾之帐篷？怎么就一点也不感到内心的耻辱？

这些帐篷怎么就能到了他们手里的呢？不排除是权力，是关系！是权力无所畏惧的张扬，是那些不受监督的有权人和那些不惧怕受到监督的有权人，即使国人都在众目睽睽注视救灾，他们也无所收敛。富人则是运用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传统伎俩而已。

汶川大地震，唤醒了人性的觉醒。人们满眼看到的是心系灾区、灾民，而作为四川省城的成都竟然出现截留帐篷的丑行，这实在是对人性的大亵渎、大污染。倘若科威特红新月组织看到他们的帐篷竟然被没有受到地震直接威胁的“官人”或“富人”所占用，将有怎样的感受呢？

古人说，大难兴邦，是指灾难能使人们的灵魂得到洗涤。灾难会唤起人们的道德良知，激发出强大的内在潜力，产生一种能够战胜一切的凝聚力。我们当然应该更多地赞扬灾难中人们的美德，但是，人们的道德又是在丑陋的揭露和批判中才得到成长的。在救灾的专用帐篷被占用的信息披露后，应该进一步揭露究竟是哪些人占用了帐篷，是通过什么渠道、通过什么权力之手才得到的。毫不留情地把他们的灵魂拿到阳光下晒晒，实在十分必要。容忍他们的恶行，只能是对国人良知的腐蚀！

▲署名费杨生的评论人士在中国证券报发表评论《大灾拷问开发商良知》。

社会形象一向不佳的开发商再次遭遇公共信任危机。在这次罕见的四川大地震中，一些开发商与其相应社会责任不符的捐款令国人失望；致使无数年少学童夭折的豆腐渣工程更令世人悲愤。

国难当前，匹夫有责。无数人通过各种方式、力所能及地为地震灾区人民奉献着自己的爱心。慈善捐款的多少是一种志愿，捐多捐少不是衡量一个人爱心的标准，也不是一个人道德水平高低的标杆。成熟的社会和理性的公民应该赞扬捐款多的个体，也应该包容捐款少的个体，而不是谩骂和人身攻击。当然，在成熟的社会里，品牌企业和富人、名人会自觉地承担与其名望、地位、收入相符合的社会责任。

在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日益进步，房地产开发商无疑是最受益的群体之一。特别是最近几年，房地产业的火爆和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利润率造就了一大批声名显赫、腰缠万贯的开发商。平日里，他们妄谈社会责任，标榜企业公民，但灾难时，他们的捐款数额不及一套市区房子的总价，甚至还提示员工捐款别超过十元，实难说其承担了与其能力相符的社会责任。

在当前中国社会，房地产开发商在财富榜上数量众多，但在慈善榜上难觅踪影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如果说这需要引导改变的话。那么，开发商为了自己的暴利而偷工减料，建造豆腐渣工程的话，就需要严惩大惩。

从公开信息来看，此次地震灾害中，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成了重灾区。一些专家从电视画面中看到，一些学校的倒塌教学楼、宿舍楼废墟里没有钢筋或者钢筋特别细，不符合建造标准。而一家被网友们称为“最牛希望小学”在周边建筑物全部倒塌的情况下，经受住了8级地震的考验，也保护了该校483名学生和教职工的生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表示，地震中倒塌的中小学校不排除“豆腐渣”工程的可能。该部也派出了专家组调查。

联想到目前并不鲜见的购房纠纷，开发商的虚假承诺、单方面废止或修改合同等行为已让购房人头痛不已，而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破坏建筑质量的隐蔽行为更让人们难以安心。

地震将开发商的伪善和不负责任的一面暴露无遗，地产业的社会公信力也日益锐减。是时候改变了。这种改变不仅需要行业自觉、社会监督，更需要杜绝商业贿赂，完善和严格执行法律法规，严惩不法行为。

▲评论人士郭之纯在新京报发表文章《对赈灾物资，信息务须全部公开》。

工作人员借工作之便侵占救灾物品，救灾帐篷通过非法渠道流入了成都市的高档小区。这是媒体的最新报道。对此，诚如相关方面所说，要“急查、严查、重处”，但要预防之，最好的方式却是对相关信息及时公开、完全透明。

现在就有很多人建议，红十字会应每天在网上公布接受捐款的详细信息，以及所采购赈灾物品的数量、金额、供应厂家等信息。应该说，这样的建议很有道理。假如每个人都能顺利查到红十字会向灾区运送了多少顶帐篷，品牌为何，单价多少，支出的善款有多少，还有多少余额或缺口有多大，则不仅所有的谣言不攻自破，还会有效激发捐赠热情。

5月19日，央视在新闻报道中说：“今天，价值200万元的300吨大米从这里出发运往灾区。”以此计算，这批大米平均6.67元/公斤，超出市场价一倍还多。当然，这一价格可能包含了运费。然而，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大米究竟是多少钱买来的，运费有多少？迄今仍无人解释。惟一能看到的，是很多网友在这一新闻后表达强烈不信任的跟帖。

这一模糊信息，究竟阻塞了多少爱心的实现，又伤害了多少爱心，显然难以估量。而如果及时公开相关信息，这样的遗憾就不会发生，靠赈灾物资发国难财的恶劣行径也会绝迹。

▲香港作家、独立评论人士张成觉撰文《“非重灾区”、“豆腐渣”及其他——对救灾的几点思考》。

四川大地震的救灾工作进入新阶段。堰塞湖和防疫的隐患成为焦点，亟待妥善解决。灾后重建与灾民安置也逐步展开。温家宝再到重灾区，直接领导救灾，无疑极有必要。

但受灾地区跨越数省，面积10余万平方公里，比浙江省还大，灾民2000余万，灾区满目疮痍，百废待举，难免疏漏。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所有灾区，不论轻重，均应顾及。传媒已有报道者，自应跟进。未上电视或未见报的，也不能掉以轻心。

以省而论，除四川外，相邻的甘肃、陕西似被忽略。如与青川县一河之隔的甘肃文县，也发生房倒人亡的惨剧，但据报导，尚未见救援队伍施加援手。

即使同属重灾区，若干边远偏僻的山区居民点，也有雨露不均的情况，亟需改变。以免造成厚此薄彼，有失公道。

二是追查校舍“豆腐渣”工程，应注意保留倒塌建筑物残骸，以作证物。使用爆破拆除之前，尤其不可忽略。否则轰隆一声，玉石俱焚，灰飞烟灭，给责任者的推诿狡辩提供了方便。

还有那些可能淹没或遭山体滑坡掩埋的校舍，也要抢先取样，以供日后化验之用。若一旦沉于水底或埋于地下，即使将来捞出、挖出，也会出现争议，纠缠不清。

三是贪污善款或救灾物资者，一有举报，即应迅速查处，尽快公开审理，依法惩办，以儆效尤。此类案犯，丧尽天良，人神公愤，决不能姑息轻饶。但也不能搞什么“从重从快”，罚不当罪。特别是要坚持重证据，防止挟嫌报复，酿成冤假错案。

四是参与救援的部队应根据需要，尽快决定或留或撤。十余万大军及武警绝无必要继续全数参与灾后重建工作。但通信、工程、医疗及空降兵需至少留下相当一段时间，有的兵种的若干人员甚至需要长期或轮换参与重建。

五是庞大的重建工程，应有妥善周详的规划，并应保持公开透明，防止官商勾结，特别是要警惕丧心病狂的贪官发国难财。

无论房建、水电、交通、水利、通讯等各类工程，均应采取公开招标，由公营与民营企业公平竞争，欢迎外资（包括港澳台）参与。鼓励雇用灾民，实行以工代赈。

六是省、地、县、乡各级政府部门应各负其责。国家地震救灾指挥部只负责指导、协调及监督、检查，不应越俎代庖。

四川地震至今已近两周，未见省委书记、省长露面。灾区的各级党委书记及州长、市长、县长，也极少在传媒的报导中现身。难道是怕掩盖胡温的光芒？

大陆以往的灾难报导，过多地提到各级党政领导，忽略受灾的普通百姓，这当然不足为训。但如此惨烈的天灾，身为父母官理应坚守岗位，尽忠职守。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必要让公众及时知道，也便于群众监督政府的施政。否则，“执政为民”岂非徒托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