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是一種習慣，它必定會逐漸形成一種疾病。
————陀思妥耶夫斯基
習近平上台後，中共宣傳機器打造對黨魁的偶像崇拜，達到了文革結束後的最高峰：在全国各地的书店裡，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的是习近平的著述和讲话集，以及官方组织出版的学习、研究、领会习近平思想的书籍；在二零一五年的春节聯歡晚会上，演员们以习近平的大投影頭像为背景載歌載舞，齊聲高唱“把心交给你”；每天晚间黃金時段三十分钟的央視新闻联播，有關习近平的消息有时超過二十分钟，而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活動成了可有可無的點綴。
中國正在蛻變為帝國。一個崛起的帝國，豈能沒有皇帝呢？當年，羅馬共和國蛻變為帝國，其標誌就是屋大維自稱奧古斯都大帝，獲得半神半人的地位，進而取締一切與共和國有關的機構和印跡；如今，習近平儼然一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派頭，不僅要成為中國的皇帝，而且要成為亞洲乃至世界的霸主，中共的宣傳機構當然要全力配合這一新形勢，開足馬力將習大大這一新偶像植入十三億民眾大腦中——就好像《動物莊園》中的拿破崙、《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以及電影《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Mad Max: Fury Road）中的不死老喬，志得意滿地享受民眾之頂禮膜拜。
“習近平紀年”呼之欲出
北京中醫藥大學國學院院長、全國政協委員張其成在全國政協會議中正式提案，認為現時以耶穌誕生之年作爲元年的紀年方法不符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提倡設立「軒轅紀年」。
張其成提交的提案名爲《設立軒轅紀年的理由與建議》，聲稱根據黃帝曆、天干地支及《帝王世紀》、《皇極經世》等古籍推算，軒轅元年即西元前二千六百九十七年爲干支紀年開始的甲子年。他表示，設立軒轅紀年可以喚醒國人的民族意識、民族精神，有利於保護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有利於海峽兩岸的統一，有利於實現復興中華文化文明的中國夢。
末世臨近，妖孽輩出。張氏之奇談怪論，堂而皇之地作為政協提案公之於眾，“兩會”淪落到猴戲雜耍和單口相聲。此類會議耗費納大筆稅人的金錢，惟一的功用就是博公眾一笑。
既然中共當局悍然拆教堂、毀十字架、抓捕忠於梵蒂岡的主教囚禁致死且連屍體都不歸還給家屬，確實不宜繼續使用耶穌紀年。中共轟轟烈烈地展開驅除西方價值的思想文化運動，廢止耶穌紀年（西元），或許真是一個正本清源的、必不可少的步驟。
然而，張氏宣稱黃帝紀年之“三個有利於”，完全是一派胡言。
首先，此舉真的“有利於保護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嗎？有關黃帝的歷史，是虛無縹緲的傳說與想像，缺乏史料和文字證實。用孔子的話說，“怪力亂神”而已，不足為憑。與其用荒誕不經的軒轅紀年，還不如以真實可靠的孔子紀年。
其次，此舉真的“有利於海峽兩岸統一”嗎？台灣使用中華民國紀年，而非子虛烏有的軒轅紀年。即便軒轅是真實存在過的人物，他崛起於代表內陸文明的中原地帶，跟來自南太平洋海洋文明的台灣先民並無淵源。若真要推動有利於兩岸統一的統戰政策，中共倒可以採取中華民國紀年，改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華民國。“一個中國”豈不水到渠成，不用“各自表述”了。
再次，此舉真的“有利於實現復興中華文化文明的中國夢”嗎？“中國夢”是習近平的發明，不是黃帝的專利。把習近平的功勛歸結到黃帝身上，習近平會甘心樂意地拱手相讓嗎？我建議張委員，既然都已撕破老臉拍馬屁，就不要猶抱琵琶半遮面，一不小心拍到馬腿上，反倒被馬一腳踢死，豈不成了冤大頭？乾脆一拍到底，該提案徑直改名為《設立習近平紀年的理由與建議》。
躊躇滿志的習近平，既有超越毛澤東的雄心壯志，又是“中國夢”如假包換的發明者，為什麼不能以其登基之日為“習氏元年”呢？如此這般，“中國夢”的實現豈不指日可待、觸手可及？
此種造神運動，在其他共產黨國家早有先例。一九九七年，北韓為「永遠傳頌和發揚創立了永恆不滅的主體思想」，宣佈實行“主體年號”，追尊主體思想創立人及朝鮮建國者金日成的出生年一九一二年為元年。中國的別名是“西朝鮮”，向血肉相連的盟友學習和取經，理所當然。年紀輕輕的金正恩敢以太陽之孫自居，掌握宇宙真理的習近平又何必過於謙虛？
或許，為了體現中國比任何一個西方國家都更民主，不妨就新的紀年方式來一次全民公投：列出皇帝紀年、孔子紀年、毛澤東紀年和習近平紀年四種方式，任由國民投票選擇。以習近平的超高人氣，習近平紀年一定能一馬當先地勝出，獲得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選票，比當年自命為薩拉丁的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得票還高。
喬治·奧威爾若地下有知，一定會揮毫將《一九八四》改名為《習近平元年》。
包子與方便麵之爭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五日，习近平访问马尔代夫，与当地中国使馆人员会谈。在谈到旅游问题时，习近平希望中国游客在海外旅游时注意形象，“少吃方便面，多吃当地海鲜”。这是一个无法惹人发笑的冷幽默：能到马尔代夫这种奢华之地旅游的中国人，不会是省吃俭用的赤贫阶层，不会舍不得去餐厅吃饭而以方便面充饥。那么，难道习近平另有所指？
在周永康案公布之前，网民在网络上发明了一个既能躲避网警检查、又能准确指称周永康的代号：康师傅方便面。谁知，一包方便面泡了一年半才泡开。當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發佈短短七十七字的對周永康立案審查的訊息之後，習近平的聲望提升到执政以來的最高點，甚至高過四川地震之後親赴災區視察的、“愛民如子”的前总理溫家寶。億萬“屁民”像三十多年前“四人幫”被擒時那樣齊聲歡呼“大快人心”。
在習近平集中權力之際，英國《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题为《习近平的日益崛起》的封面文章，称习近平为近年来最有权力和最受欢迎的中国领导人。文章写道：“习近平是中国第一位雇用了庞大团队帮他打造公共形象的领导人。他本人对此也饶有兴趣，这得益于他的魁梧身材，强硬立场，平易近人。在迷恋身高的中国，习近平的身高超过毛泽东以外的所有前任领导人。他能与民众坐在一起吃饺子，外出不乘坐总统豪华轿车，而是普通中巴。”
文章的分析敏锐而深刻，不过作者或许对中餐不甚了了，錯誤地將包子寫成饺子——习近平屈尊“与民同乐”的那一餐饭，吃的不是“大娘饺子”，而是“庆丰包子”。虽然包子和饺子都屬於带馅的面食，兩者卻大不相同。那一顿饭後，习近平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民间人士戏称为“庆丰帝”或“包子帝”。
於是，包子與方便麵之爭上演了。中国官媒报道說：天津科技大学发布营养专家研究成果，称“方便面营养优于包子”。专家们经过科学的分析比对，认为方便面的三大营养素的能量均衡度上居于其他食品的前列，比起含油量过高的包子等方便主食营养更为均衡。官媒贊揚說，这帮专家竟然在家门口向香飘全球的包子发出“挑战”，不怕作为狗不理包子故乡的天津老乡说他们是“胳膊肘往外拐”。
然而，《新京报》随即发表评论文章，嚴厲驳斥上述观点。文章指出，“方便面营养优于包子”的说法有失偏颇，這种“正名”是否有利益代言之嫌“着实可疑”。文章還表示，在科学领域出“新见”无可厚非，可若因利益瓜葛而去误导民众，那就是亵渎“学术”二字。
在文字狱高压之下，中国人惯于使用隐喻的方式曲折地表达其心思意念，以及对人物的臧否。两千多年前，诗人屈原开启了“香草美人”的讽喻传统。如今，康师傅方便面和庆丰包子之间的竞技，似乎暗示着党内两派势力之间的对峙。
包子和方便麵哪種食品更好吃、更營養的爭論，無法改變這一鐵的事實：慶豐帝拿下了康師傅。北京的那家庆丰包子鋪因为习近平的光顾，顾客盈门，車水馬龍，幾乎就要躍升中國餐飲業第一品牌。慶豐包子鋪宣佈要將連鎖店由三百家擴展到一千家，並積極籌划公司上市事宜。反之，既然周永康“落魄的鳳凰不如雞”，康師傅的厄運亦降臨了：拥有康师傅方便面品牌的台湾顶新集团再度爆出使用黑心猪油的丑闻，康师傅方便面在海峽兩岸都被打入冷宫。
我偏偏要發出疑問：中國人的食譜，難道只能在“康師傅方便麵”與“慶豐包子”之間作出選擇嗎？中国人难道不能下厨做自己喜欢吃的饭菜？我相信，大部分中國人既不喜歡吃包子，也不喜歡吃方便麵。我們不是監獄中的囚犯，不願吃規定的垃圾食品；我們有自己的喜好，我們要作出自己的選擇。
我們不僅有權根據自己的口味選擇食物，我們更期待通过投票选择自己信任和喜爱的领导人——既不是周永康，也不是習近平，我們不願在兩個爛蘋果之間選擇。台灣人可以選擇自己的總統，我們為什麼不能呢？
所以，“康師傅下架，包子帝登基”，是共產黨的家事，跟外人沒有太大的關係。周永康的萬貫家財，只是改姓習而已，不會均分給芸芸眾生。搞掉周永康，習近平就是締造光武中興的劉秀和締造貞觀之治的李世民嗎？偶像崇拜、青天情结，是一種前現代的奴隸心態。獨裁者常常以“局部反腐”的手段消除民眾怨憤，中共在此技术上爐火純青。
習近平不僅是皇帝，還是巫師
習近平在APEC的開幕致辭中，花了好幾分鐘時間談論北京的空氣質量，他說：“这几天我每天早晨起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北京空气质量如何，希望雾霾小一些，以便让各位远方的客人到北京是感觉舒适一点。好在是人努力天帮忙啊，这几天北京空气质量总体好多了。”他又說：“这几天北京空气质量好，是我们有关地方和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我要感谢各位，也感谢这次会议，让我们下了更大的决心，来保护生态环境，有利于我们今后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得更好。”
莎士比亞有一句名言：“台上演戲的人不能保守秘密，他最後甚麼都會說出來。”習近平在台上說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話都是謊言，這段話中卻不經意地洩露出一兩句真話：乾淨的空氣，原來是“寧與友邦，不與家奴”。北京的空氣質量稍有好轉，習近平立即地向前來開會的各位表示感謝——這些來賓有何德何能，為改善北京的空氣質量作出什麽樣的貢獻？
上行下效，既然習近平要感謝外國人，老百姓更要向外國人三跪九叩。此前，即便數十萬北京市民在霧霾中染上肺癌，習近平仍無動於衷；如今，有一群外國元首到北京開會，“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悅乎”，習近平竭盡全力讓他們感覺“舒適一點”。這個邏輯鏈條是成立的：如果不是這次大會，習近平不會下決心保護生態環境。這就是中共“內外有別”之政策。
習近平又說：“也有人说，现在北京的蓝天是APEC蓝，美好而短暂，过了这一阵就没了，我希望并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APEC蓝能够保持下去。”如果你不知道什麽叫“無恥之尤”，聽到這句話就一清二楚了。“APEC蓝”這個嶄新的中文詞匯，明明是中國民眾在死亡陰影下對當局片面發展經濟造成的環境破壞的激憤諷刺，習近平居然認為這是人們對他的執政能力的充分肯定，並在大會上引用。他是過於聰明，還是過於愚昧？愚蠢確實是獨裁者的墓誌銘。
美國《時代週刊》又把習近平當作封面人物。短短兩年間，習近平成為西方權威媒體的封面人物的次數，已然超過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二十年的總和。對此，習近平或許會謙虛地說，這不是我多麽了不起，而是說明中國的國家實力青雲直上，可以跟美國平分天下。這一次《時代週刊》對習近平的命名是“習皇帝”，不知習近平是受之有愧，還是認為理所當然？
與其說習近平是皇帝，不如說習近平是巫師，他連天氣都可以控制，不是巫師又是什麽？北京的天空要變藍，他一聲令下，車輛禁行、學校放假、人去樓空。不僅北京，週邊五個省份，全都工廠停產、工地停工。老天爺束手就擒，由灰便藍；萬國來朝，皆大歡喜。
毛澤東狂妄地宣佈“人定勝天”，習近平則稍稍謙卑一點，承認“人努力天幫忙”。不過，巫師縱然神通廣大，巫術未必立竿見影。習近平話音剛落，客人還沒有登機離開，“報復霾”又黑壓壓地鋪天蓋地而來。
習近平是活佛製造者？
中國官方媒體報道，西藏再有二十五名新轉世活佛到拉薩參加第二期西藏自治區「新轉世活佛培訓班」。培訓為期十一天，內容包括佛教義理教育、民族宗教政策法規宣講、形勢和時政教育等，培訓形式結合課堂學習、座談交流、參觀考察。
古語說，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習近平偏偏要說：共產黨員歸共產黨管，藏傳佛教以及其他所有宗教也都要歸共產黨管。習近平對西藏尤其是藏傳佛教的控制，到了密不透風的地步。二零一四年，西藏自治區宗教工作領導小組制訂計劃，打算在未來十年內培養一百名“愛國愛教”的藏傳佛教各教派活佛、高僧大德，創立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詣、品德上能服眾」的藏傳佛教高層代表人士隊伍，促進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的融合。
中共這個信奉無神論和唯物主義的政黨，毫不臉紅地壟斷活佛的命名權。早在二零零七年九月一日，北京當局就出台《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規定活佛轉世不受境外任何組織個人的干涉和支配，轉世必須申請報批，有重大影響的還應報國家宗教事務局乃至國務院批准。這個法令針對的是流亡海外的達賴喇嘛——西藏境內活佛的轉世和認證，不受達賴喇嘛節制，必須由中共說了算。聽話的，可以欽定為活佛；不聽話的，送進監獄成為囚徒。
不僅如此，活佛認定之後，還要學習中共設定的“必修課”，才能袈裟上身、登堂入室。這些課程是中共洗腦教育的“精品”，是對藏傳佛教傳統的羞辱和扭曲。可以想像，這批接受愛國主義培訓的活佛，要先向習近平效忠，再一起咒罵達賴喇嘛，才能拿到“畢業證書”。而這群背叛信仰的假活佛的真面目，已然被上百名藏人自焚的火光照得纖毫畢現。
習近平儼然是淩駕於各宗教之上的“一代天驕”。歷史上如此驕狂的人物，惟有納粹德國的元首希特勒。希特勒曾強迫德國福音派教會統一為“國家教會”，納粹稱之為“積極的基督教”，不服從者立即送入集中營。所有教會和信徒必須接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元首”的原則，對上帝的敬拜被對希特勒的敬拜所取代。對於那段歷史，德國歷史學家費舍爾嚴峻地指出：“儘管個別牧師的許多英雄主義行為在第三帝國時期被記錄下來，但是教會機構——無論是天主教還是新教——都悲劇性地沒有鼓起勇氣去阻止納粹犯下難以言說的反上帝和反人類的罪行。這種體制性的神經虛弱將永遠是基督教歷史上的汙點。”
習近平不是活佛製造者，他與希特勒一樣是愚不可及的自掘墳墓者。培訓活佛的鬧劇，凸顯出中國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度。美國開國之父傑斐遜說過：“宗教自由、新聞自由、處於人身保護權之下的人身自由以及公平選舉的陪審團所作的審判——這些原則形成了閃亮的耀眼星群，走在我們前面。”這些原則必將在中國和西藏實現，而未來民主自由的中國和未來民主自由的西藏，是沒有共產黨、也沒有習近平的中國與西藏。
習近平不是一個合格的縣委書記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習近平在北京接見一百零二名優秀縣委書記，並在講話中要求他們“做政治的明白人，对党绝对忠诚，始终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
習近平反複要求各級官僚與黨中央（也就是他本人）“保持一致”，表明他對別人不與他保持一致深懷疑慮。習近平的選擇性反腐運動，使得各級官員風聲鶴唳，消極怠工變成普遍現象。因此，習近平希望通過這次接見和勉勵縣委書記，來提升基層官員的工作熱情。
習近平在講話中強調，郡县治，天下安。“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也是干部干事创业、锻炼成长的基本功训练基地。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是我们党在县域治国理政的重要骨干力量。”
習近平如此重視縣委書記的職能，並非無的放矢。首先，在中國兩千年中央極權的體制下，郡縣首腦是維繫中央政權安危的關鍵環節。在中共的體制中，縣委書記是最重要的基層官員。雖說是“七品芝麻官”，但其三權合一、統管萬有。中國有的縣份擁有超過百萬人口，有的縣份面積更是廣達十萬平方公里，縣委書記在本人的轄區內是一手遮天的“土皇帝”。他們不是由縣民投票選舉出來的，而是由上級官員任命的，不必在乎民眾之好惡，只需敷衍討好上級，就可以在這個位置上穩如磐石乃至獲得升遷。
其次，習近平做過縣委書記，有過基層生活的歷練。比起江澤民和胡錦濤這兩位沒有做過縣委書記的前任，他更加理直氣壯地強調縣委書記的重要性，並現身說法地給縣委書記們訓話——只要你們好好幹，也可以像我這樣幹成最高領袖。而習近平有過擔任縣、地區、省三級行政區首長的履歷，也被新加坡的鄭永年和台灣的朱雲漢等政治學者吹捧為“中國的菁英培養模式優於西方選舉式民主”的重要證據。
然而，仔細檢視習近平在河北正定縣擔任縣委書記期間的政績，就可以判定，他是一個營營苟苟的庸官。當時，習近平與文革紅人、已經被降格為縣委副書記的呂玉蘭打得火熱，用他自己的話說，在兩人一起的工作的三年裡，“建立起了同志加姐弟的情誼”。他大興土木修建仿古建筑“榮國府”，後來這一粗製濫造的建築群並未成為旅遊熱點和影視基地。而習近平的吹鼓手們編造說，八十年代柯雲路小說《新星》的主人公“李向南”的人物原型就是習近平。實際上，真正的人物原型是當時任山西原平縣縣委書記的呂日周，呂的政績遠非習所能比，可惜呂後來仕途不暢，最後在山西省政協副主席任上退休，壯志未酬。
正因為習近平好大喜功、能力平平，當時的河北省委第一書記高揚很不喜歡這個紈絝子弟。雖然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和政治局委員的習仲勛多次示意高揚提拔習近平，但高揚不為所動，在召見習近平時還當面斥責。習仲勛發現兒子在河北升遷無望，這才安排其轉赴老部下項南任省委書記的福建任職。高揚的耿直，導致他在中央黨校校長任上退休後晚景淒涼，在二零零九年去世時，中央級媒體橫眉冷對，葬禮異常冷清。與高揚有深交的作家任彥芳透露說，這是已經貴為政治局常委和總書記接班人的習近平的刻意報復。
所以，習近平不僅不是優秀的縣委書記，甚至連合格的縣委書記都算不上。他卻能披荊斬棘、“鯉魚跳龍門”，成為中國的新領袖，可見中共的人才選拔機制是“劣勝優敗”的“逆向淘汰”機制。
研究中國基層政治的學者楊魯軍多年來以福建為研究對象，他在福建遇見過好幾位當年在習近平手下工作的官員，除了千篇一律的讚美之外，也有人悄悄地說：“現在的習總書記真的是當年在我們福建工作的習省長嗎？”對方欲說還休，楊魯軍刨根問底，答案讓其大吃一驚：現在在中央的習與當年在福建的習除了外表相似，其他方面判若兩人，以前的習憨厚溫潤，如今的習強悍霸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