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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参与》记者采访了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高级中文讲师康正果，康先生就5.12地震发生后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发表了精彩论述。

 

康正果先生谈到，5.12地震紧随西藏事件、奥运火炬闹剧之后发生，因此中国当局不象以往一样对自然灾害的报道采取封闭的态度，而是及时地允许外国记者进入中国，中央和地方电视台也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报道，这可以说与以往相比是一个进步。但中国的报道仍被中央电视台控制着，镜头主要聚焦在领导和政府如何指挥救灾、关心受灾群众上，灾区现场只是作为了一个背景，这与西方的灾情报道是很不一样的。因此，他基本不看电视上的报道，主要从网上获取与地震有关的最新信息。康先生置疑官方媒体四个问题：一、地震发生前到底有没有预报，是无法预报，还是出于安定团结迎奥运将预报压制了下去；二、校舍的倒塌是不是由“豆腐渣”工程导致的；三、地震引发的原因，是不是和岷江上修建的水电站有关系；四、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三线建设，其中最主要的方面就是核武器的研制，在地震中受到什么影响，会造成什么危害。他指出，官方对这些问题的报道避重就轻，对地震造成的灾害、政府应负的责任等方面遮遮掩掩。在接受外国救援队的帮助上，中国政府也是迫于形势，由于灾难过于严重，在手忙脚乱、顾此失彼之际，加上国际上善意的呼声、相对透明的报道，被迫进行了开放。

 

康先生提及现在网上流传的一个论调“多难兴邦”，即一个处于衰败状态的国家由于遭遇巨大的灾难，在灾难的压力之下又兴盛了起来。他说，这些天来，从街头到舞台，到处都是捐款的红榜、公式化的感言，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民抗拒自然的气概和同情灾区人民的崇高感情，这种煽情在几天中直线上升，达到了一个高度。中国官方媒体有意在全国制造出一个悲情氛围，同时又是让人民响应党的号召，完成一个伟大的任务，延续了文革的调子。康先生表示，他从来没有在其它国家看到过这种对捐款的大肆宣传和戏剧化，把一个悲伤的事情变成了一个节日。这是共产党和长期在党文化下生活的中国民众喜欢制造和参与的人民的盛大节日的场景，在这种情况下，捐款多少带有政治任务的色彩。刚一开始的时候是自发的，反映了人们的同情心和良知，但到了一个过激的程度时就发生了变化，就出现了许多愤青式的人物，其中有的是敌视西方国家，因为奥运圣火引来的一些余怒还未消解。在外国企业的捐款中搞排名，出现了“逼捐有理”言论，这样外国企业或个人是把钱捐了，但这样的行为已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形象，另外，国内的私营公司和国营公司好象是在参加一个捐款竞赛，国营公司所捐之款的来源也值得质疑。有些国营公司捐款已变成行政摊派，这种做法使捐款完全变成了强迫行为。捐款这个事情经过媒体的宣传造成一种形势，引起民众的压倒性的舆论，使得某些人不得不多捐、连续地去捐，反映了普通人“排外、仇富”心理，这种很不正常的情结应该好好分析和批判。任何国家发生灾难，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民间有义务帮助政府，但归根结底责任由政府承担。

 

关于善款和救灾物资使用上监督问题，康先生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缺乏独立的慈善组织。外国的慈善组织可以不在政府的监督下将救灾活动进行到底，比如这次在很短的时间内赶到中国的日本、台湾救援队都属于民间组织。在中国所捐钱物只能通半官方的组织中国红十字会来安排，而红十字会也不能自已进行安排，而是通过各级政府干部进行分发，这个过程中就有可能碰到一些腐败干部。因此可以进一步预测，捐款捐物本身是个好事，但如果使用过程没有透明化，没有公开帐目，由官方一手包到底，出现的问题还会很多，官方会吃不了兜着走。随着民间的介入，这个问题也许能解决，但他对中国能否出现这样的公民社会表示怀疑。

 

康先生最后强调，奥运圣火在一时间燃起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5.12地震救灾也激起了所有中国人以及海外华人的同情心与凝聚力，但随着事件的过去，所有这些都将会随风而去。如果中国的现实不改变，中国政府不进行全面的政治改革，这些事情就会象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而且还会发生官方所不愿看到的变化，不解决本质问题，只凭借突发的事件唤起人们的激情，这是当局想要的，但也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