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5年8月7日，中国已有11省份调整省级党委宣传部部长，其中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升任中宣部副部长，他的接班人是由北京空降的新华社副社长慎海雄。这一调动使南方报系再次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关注点集中在庹震管控南方报人“良心起义”有功而被奖励乌纱帽，他成功地创建了媒体及媒体人“良心起义”管控打压模式，将曾引领舆论潮流30多年的南方报系重新拉回“喉舌”的本位角色，也使全国的报纸都变成了《人民日报》。
一、庹震空降广东时的政治背景
在中国大陆，没有第二家报业集团（报系）能像南方报系这样受到官方和民间特别关注。它在长时间里被指责为“汉奸媒体”，同时也被赞扬为“中国的良心”；它充分利用言论空间，“秉其智慧，凭其良心，公平论政”（储安平语），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去实践“言论报国”，促进了中国的民主启蒙和常识启智，努力做到“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它的深度报道带来了社会公共辩论，通过追问悲剧来避免悲剧，推动了很多公共事件的良性解决；它的市场化媒体在夹缝中求生存，学会了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现实判断“红线”和“底线”，深悉禁区的边界何在，更知道缝隙和发声的时机何在，在“新闻纪律”上跳钢丝绳，迂回前进，百折不挠，体现了“政治家办报”的胸怀、敏锐、智慧和艺术，成为“不是主流媒体的主流媒体”；它努力做到“当战士不当烈士”，但仍然多次遭到政治上的整肃，有人为此而坐牢、被免职、被辞职、被离职、被放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南方报系是中国社会的风向标。它的媒体定位和新闻价值如凤凰涅槃，它的新闻理想和知识分子精神如“打不死的小强”。这些“汉奸”一直在诱发和带动着中国媒体及媒体人的“良心起义”：在SARS事件中起义，推动了政府信息公开化；在孙志刚事件中起义，导致《收容遣送条例》废除；在唐福珍自焚事件中起义，改写了《拆迁补偿条例》，在唐慧事件中起义，导致劳教制度废止。在中宣部的禁令面前，大大小小的起义从来没有停止过，两会期间的13家媒体“共同社论”，李鸿忠抢劫女记者录音笔事件中的漫画，雷政富事件中的记者微博变成了“号外”，温州动车事故中的“天气新闻”和《他妈的“奇迹”！！！》，奥巴马访华时的“开天窗”……从2008年四川地震或更早时候开始，遏制南方起义、调整南方的办报方向就是北京的宣传策略。此间历经京奥、上海世博、60年大庆、亚运会等反复狙击不成后，宣传系统终于痛下杀手。
庹震和慎海雄都是由新华社空降的，足见南方报系的特殊性，其政治考量无疑是管住了南方报系就管住了全国媒体。新华社作为中共第一喉舌，其副社长到地方主管宣传工作，将更准确把握地区的宣传基调与舆论导向，正像庹震所说的那样：“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和意识形态斗争‘两个前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任务重、要求高，全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做得更好。” 另一个考量可能是，由了解媒体运作者任宣传部长，以媒体人治媒体人，可更专业地处理媒体人际关系与突发事件中的媒体行为，容易抓住媒体人双重人格的短处，有针对性地予以各个击破。
二、庹震的“有功”在于创建打压“良心起义”模式
庹震的“有功”不仅在于成功地平息了“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更在于他“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成功地把媒体人的“良心起义”消灭在萌芽中。从侯方域《南方事变，南方报业到底发生了什么》等多篇海外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庹震的“有功”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1、内部审查成建制
2012年5月，在庹震空降南方后，随着南方报业集团内部的权力调整，形同虚设的新闻审查制度再次被激活。2013年初，《南方都市报》在原校对室的基础上建立审读校对室，增设审读员，该室由一名曾挂职省委宣传部的新闻编辑任负责人。集团与南方都市报的两级审读小组对口宣传部，强化对新闻报道的审查，执行禁令，甚至层层加码。禁令再也不能在内部网上备查，只转发到总编手机上，由他们向下口头或电话传达。审读小组也不会再暴露审查记录。总编辑曹轲离开《南方都市报》后，宣传部则利用其继任者及审查机制灌输控制力。南方报业现任总编辑张东明热衷于激发审查机制的积极性，新闻审查官出身的他亲自参与对《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的审读，是历届总编辑中所未有的，是内部审查机制的总负责人。因遭受同事鄙夷，审读员只能向上、向宣传部寻求保护。为此，他们言听计从，靠提高审查程度博取欢心，把社会急需的真实报道贴上“危险”的标签，还做出告密和出卖行径。2013年《南都周刊》也被列入审读范围，南方报系内的价值空间受到进一步挤压。
2、内部约束潜规则成建制
南方报业的管理者基本放弃了使命管理，总编层面的人忌惮别人提倡新闻理想，即使不过是口头上说说，也会被当做是敏感词，被认为是危险的鼓动。庹震上任伊始曾说，不要将他的到来与杨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急调南方报业党委书记看做一回事。可得益于庹震主持广东省宣，北京终于可以直接遥控羁傲不逊的南方，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在现时的执行中，直接受命于北京的庹震，与坐在省委宣传部办公的杨健携手联动，收效显著。南方报业总编辑张东明来前身是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眼下，南方报业内外都处在“宣传系”的直接控制下。压制南方报道的起义成为控制的全部内容。因此，才会有专门针对南方的特别禁令，也才会有北京上海都可以报、唯独南方不可报的例外，也才有内部审查叠加常规禁令的变态。这样的舆论箝制目的无他，就是要让南方报业在大陆新闻界不断被边缘化。从近年的内外控制看，这个目的收效明显，南方缺席重大报道、在重要议题上封锁声音，成为常态。已被关进牢房里的著名律师浦志强曾在微博上号召广东媒体人披露省委宣传部的言论控制证据。他个人微博上一张打印稿照片显示，广东省委宣传部对习近平考察广东、薄熙来案、王立军案、广发银行珠海分行原行长屈建国案、白酒塑化剂、光山学生被砍事件等，无不施加强硬的管控指令。
3、媒体人“被离职”成建制
在庹震空降广东之前，著名评论员长平和笑蜀被彻底驱逐。庹震到任后，曾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杨健，转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书记，使集团领导层成为“宣传系”。同时南方都市报深度部主任喻尘等一批中层干部调岗和离职。2013年春天，《南方都市报》新一批中层管理者到岗，这是程益中总编辑2006年离开《南方都市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层更替。他们刚一上岗，就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成为继“宣传系”、自我审查机制之后的第三个变量。2014年南方报业有202名集团聘员工离职，这一数据在2012年、2013年分别为141人、176人。继2015年初《南方都市报》总经理陈朝华离职加盟搜狐任副总裁、总编辑后，又有消息称，《南方都市报》原评论部主任现任编委的李文凯或将改任《南方都市报》副总经理，不再管理采编业务。
4、压缩报纸言论空间成建制
庹震空降广东后，南方报系的时评“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早已失去“思想圆桌会议”的特色。《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周刊从八个版面减到四个，每日的时评专版由两个版减为一个半版，常常只有一个版，而许多大胆直言的学者专栏都被停止或减量，如徐友渔（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文革史专家）专栏完全被取消，杂文家刘洪波的专栏由每周一次减为一月一次。2013年5月5日，《南方都市报》的时评周刊在正报中突然失踪，报上没有任何解释，读者电话询问编辑部，回答是“因为稿件数量不够没有出版”。庹震压缩报纸言论空间，让南方报人“言论报国”的理想中止。
5、逼良为娼成建制
近年来，随着言论审查的强化，尤其庹震空降后，南方报纸失去锋芒，官方意见多了而民间意见少了，奴性强了而公正性客观性弱了，市场口碑和发行量明显下降。在隐瞒成为多方利益集团之所系的情况下，真实报道会变成毁掉记者前途甚至是生命的风险，那么，依照统一口径报道则万分保险。既然报道真相成为“没有好处”和“没有好下场”的事情，在有人为了宣传政绩而愿意花钱买表扬稿时，在有人为了掩盖真相而愿意发给记者“封口费”时，记者收下，不管是交给报社“提成”了，还是自己全部私吞了，都变成了“合情合理”的事。无法报道真相，只能做架鹰走狗，这是南方报人的奇耻大辱，如果这种耻辱已是宿命，其尊严就会受到打击，其人格就会分裂，无耻地做出为虎作伥，与民心、公平、正义、法律、真相完全背道而驰的事。作为媒体人出身的庹震，深知每个媒体都已经被拉下水，每个媒体人身上都绑着一颗定时炸弹，遥控器掌握在宣传部手里，可以选择性地按钮，媒体只能乖乖地跟着宣传部走。2014年9月，南方报业的21世纪传媒公司“爆炸”了，21世纪网、《理财周报》和《21世纪经济报道》先后有21人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21世纪网被责令停办，《理财周报》被吊销出版许可证，《21世纪经济报道》被责令整顿。
21世纪传媒的堕落是从庹震到达广东后开始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通报中指出：“自2013年11月以来，21世纪网主编刘某、副主编周某以及部分采编经营人员，勾结上海润言、深圳鑫麒麟等财经类公关公司，对于愿意做‘正面宣传’的企业，对其收取高额费用，通过夸大正面事实或掩盖负面问题进行‘正面报道’；对不与之合作的企业，发布负面报道进行恶意攻击，以此要挟企业投放广告或签订合作协议。”
6、控制报人自媒体和异地采访成建制
“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发生后，编辑部的官方微博账号被没收。紧接着2013年4月16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加强新闻采编人员网络活动管理的通知》，要求“新闻单位设立官方微博须向其主管单位备案，并指定专人发布权威信息，及时删除有害信息。新闻采编人员设立职务微博须经所在单位批准，发布微博信息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及所在媒体的管理规定，未经批准不得发布通过职务活动获得的各种信息。”2014年6月30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又出台了《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办法规定：“不得违反保密协议的约定，通过博客、微博、微信公众账号或个人账号等任何渠道，以及论坛、讲座等任何场所，透露、发布职务行为信息；不得利用职务行为信息谋取不正当利益。”
南方报系一直是全国媒体突破中宣部“不准异地监督”禁令的领头羊，但在庹震空降广东后，南方报系缺席很多重大事件的独家报道。东方之星沉船事故发生后，中宣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区媒体不得派记者到现场采访，已经到现场采访的记者一律召回。媒体用新华社通稿，电视台用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画面。因为没有南方报系的领头，外地媒体谁也不敢去重庆。于是，中共仍然“丧事当成喜事办”，新华社仍然走“歌功颂德”、“人间有爱”的抒情路线，所有媒体都默契地选择了“天灾—救援—祈祷—哀思—忘却”模式。明知道是人祸，媒体却闭口不问责，一面倒地宣扬救灾中的“正能量”，用消费民众情感的方式来回避实应该汲取的实质教训，使悲剧重复上演。
三、庹震起义打压模式的无功自黑
著名党棍庹震的“六个有功”，组成了一套媒体起义管控打压模式，这个模式已被党宣部门推广和应用，看似效果明显，因而得到习近平和刘云山的赏识，很有可能会被独裁者栽培成中国的戈培尔。但不知道习近平是否能意识到，庹震模式是一个徒劳无功的自黑模式。
1、庹震模式的创建为时已晚
朱珠在《胡舒立“出走”启示录》中说“新闻理想难敌资本与制度的双重重压，媒体终将告别‘个人英雄主义’时代”。但是，南方报人在改革开放30多年里，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中国民主启蒙和常识启智，这是南方报人在最正确的地点、最正确的时间、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南方报业毕竟也是“党报”，也是“喉舌”媒体，它无力承担“颜色革命”的使命，它的“良心起义”只是为了告诉读者“皇帝没有穿衣服”。现在中国大多数人都已经知道“皇帝没有穿衣服”了，即使中宣部把南方报系都关闭了，读者仍然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告诉更多的人皇帝是光着屁股的。
2、庹震模式的创建如雕冰画脂
岭南大地孕育了神奇的榕树，数百年甚至千年古榕依旧郁郁葱葱，生机勃发，民间把榕树叫做“不死树”。榕树不死，广东报人的知识分子精神不绝！广东的历史，波澜壮阔，创造、延续和发展着广东的人文精神。从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的变法维新，到孙中山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辛亥革命，每一项发端于南粤的变革中，都彰显着广东人敢为天下先、求真务实的伟大精神！
北方的媒体人，特别是东北的媒体人，只为皇帝唱赞歌，不为苍生说人话，他们如果不到广州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去看一看，他们永远也不会明白，那些南方媒体人拿着比北方媒体人高几倍的工资，为什么不一心替党和政府说话呢。都说东北人人胆子最大，但黄花岗埋葬的“七十二烈士”中有40人是广东人。都说东北人最讲义气，但广东人潘达微先生冒着生命危险把散落的“七十二烈士”遗骸收殓并自费安葬于黄花岗。广东沿海的一个农民把被中共通缉的“六四”学生领袖柴静夫妇隐藏了10个月，最后把他们送上了开往香港的货船上，使他们获得新生。2011年，广东农民又有了新的伟大壮举，乌坎村人为了要回土地，把村里的党委、村委会、派出所都赶出了村外，把警察和军队挡在了村外，最后不但要回了土地，要回了被抓走的人，还要回了“不再秋后算账”的承诺，创造了中国真正的奇迹。东北的特产与湖南是一样的，都是出土匪的地方，而广东的特产是革命家。一个总编因“良心起义”而坐牢，换一个总编接着起义，甚至把编辑记者都基本换了，还是有人起义，这就是南方报人的血性。前赴后继，痴心不改，人换而思想不换，这就是新闻理想的力量，这就是知识分子精神的力量！可谓“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泪流满面”！
3、庹震模式的创建如担雪填河
“被离职”的南方报人，有人去了“新媒体”，有人去西方做了访问学者，有人做了自由撰稿人，有人开了小饭店……很多人“被边缘化”，但他们仍然通过境外媒体、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他们再也不仅仅依靠传统媒体才能实现传播，他们自己就可以成为资讯的提供者、观点的供应商。程益中被体制边缘化后，但他的思想和精神仍然是这个社会的风向标。他的每次被媒体采访，都引起广泛传播；他的每次演讲，都引起轰动性效应；他的每一条微博，都被疯狂转载。管控南方报系“良心起义”已经没有什么价值，南方报业集团副总编辑王义军在《当前报业发展的困境与突围思考》一文中说：“面对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主流媒体由于管得太死而失去其公信力。从近年的公共事件看，新媒体往往成为突发事件的现场直播。通过手机等无线终端，人人都可以成为公民记者，而传统媒体反而处于“失职”状态，当“小道变头条”成为一种现实，它无疑是对主流舆论阵地公信力的解构。《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1)》的数据显示，在2010年138起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新媒体首次曝光的有89起，占65%，比2009年的56%提高了9个百分点；传统媒体曝光47起，占34%，相比2009年下降10个百分点。该蓝皮书的2012年版进一步指出，在2011年发生的349个舆情事件中，微博为第一大信息源。”
4、庹震模式的创建如竹篮打水一场空
天津大爆炸是对所谓“中国模式”的致命一击。在中国这样一个工业风险无处不在的国家，问题并不在于缺乏相关的规制法律，而在于中共的独裁和腐败让这些法律条文无法实施。随着“中国模式”的破碎，庹震创建的媒体人“良心起义”管控打压模式在这场大火中已经化为灰烬。
爆炸已超10小时，天津卫视仍在播韩剧。网民定论“天津是一座没有新闻的城市”，并戏谑“全世界都在看天津，天津却在看韩剧”。
天津为何“没有新闻”？据外媒报道，天津爆炸后媒体收到中宣部禁令：必须规范稿源，只能采用新华社、人民网、天津北方网三家媒体信息。网站不允许私自采集加个人理解，不要搞信息直播。
幸运的是，南方报系又开始起义了，全国媒体揭竿而起，突破了中宣部的禁令，新华社、人民网、天津北方网不敢报的，外地媒体在跟进报道，天津成了新闻的“富矿”。
“良心起义”对天津爆炸真相的追问，对事故的问责，对体制的反思，展现了放纵下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可怕嘴脸，暴露了中共官员的无能、无信、无法、无情、无德、无义和无耻。“良心起义”带来的信息增量，启发全社会在反思：中国人的生命为什么得不到珍惜?权力到底该不该有授权?官员要不要受党外的监督?公民有没有知情权，媒体可以不可有自由报道的权利?法律该不该与政治分离以便更好地约束权力?……“良心起义”对“中国特色”的剥皮，使中共惯用的灾难抒情无法再获得人们的感动，也使中共官员再也不敢重复“多难兴邦”。
“良心起义”的道路，是一条从“草泥马”到“马拉戈壁”的道路，死磕硬碰，豁出来了。这条道路请慎走，但不是不能走。当媒体人被宣传部逼良为娼与权力口交一致时，当宣传部在“记者节”组织记者宣誓“拒绝灰色新闻”时，当宣传部把舆论监督逼回象形字和甲骨文时代时，媒体人为了保护自己最后的一点尊严，就不得不拼了。这绝对不是不顾自己的安危，也不是不担心自己的饭碗，而是良知与怒火让自己义无反顾地践行了一个媒体人的应为与当为，即使只有一回，也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媒体人应该还记得温州动车惨案发生后的那次“良心起义”，它让媒体人知道了什么是“法不制众”，何况那是一个践踏宪法的恶法呢！你看中宣部报复谁了，就停职了一个央视的王青雷，在国内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没几天就复职了。2011年末，俄国民众上街游行反对普京选举作弊“唱二人转”，一名警察逮捕了一名青年男子后对他说：“如果你们有１００人，我们将用棍子打趴你们；如果你们有１０００人，我们就用催泪弹；如果１万人上街游行，我们将站在那里注视；如果有１０万人出现，我们将加入你们的行列。”正义必定战胜邪恶，这是历史的规律，这不是一个庹震模式就能阻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