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已经重复了多次：多年前的惨案之夜，一个母亲失去了孩子，她不愿意忍辱偷生，她站起来指着刽子手的脸说：是你们……
接着又一个母亲站起来。接着站起来了几个母亲。接着形成了一个母亲群体。直到眼下，大地震发生了，更多的孩子被吞噬和埋葬，面对山丘一般连绵的废墟，更多的母亲哭干了泪。但是她们找谁去?老天会给一个公道吗？即使有公道，老天能让时光倒流，死孩子变活吗？
死于大地震的孩子的母亲们，自然不会记得死于枪杀的孩子的母亲们，况且母亲们最终也会死去——这种死亡链条，构成中国人千百年的历史。谁都可以选择忘掉历史，追求快乐或狂欢，所以几万或十几万大地震死难者的亲属们，完全有理由擦干血迹，振奋精神，去向往近在咫尺的奥运盛会。曾经导演过《活着》和《菊豆》的张艺谋，荣耀或可耻地充当了奥运开幕式的总导演。
2006年冬，70岁的丁子霖获得独立中文笔会颁发的自由写作奖。她随后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追述了丁氏家族史，缅怀了长辈丁文江。她自叹已活得足够长，比家族里的任何长辈都活得长。“心脏病越来越严重，”她说，“不定哪一天就长眠不起。”这次她放不下的，不再是孩子，而是同自已一起年复一年为死孩子呼号的母亲们。“在座的不少朋友还年轻，大有希望看到民主曙光，”她说，“我不在的时候，请多多关照她们。”
而在此前的2003年，她还写了一张纸条，介绍我去探访四川的六四难属吴定富；她还开玩笑说，如果有一天“革命”成功，北京的地面定会涌现许多英雄，那时我们就带着孩子的骨灰离开这里。
希望是渺茫的，健忘是经常的，可记忆的传承却始终后继有人。否则就不会在愤青蜂拥的时代产生师涛。他比丁子霖小37岁，因“泄露国家机密”获刑10年，被关押在湖南的某某监狱。在一首广为传播的诗歌《六月》里，他写到：
六月，鱼儿离开血红的海水
游向另一处冬眠之地
六月，大地变形、河流无声
成堆的信札已无法送到死者手中
2008年5月15日，
大震之后，余震之中，四川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