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北京鼓楼西剧场的舞台上，马戏班班主正在折磨演员小花，因为她不愿意讲话，正毁掉马戏班的演出。
她命令小丑和大力士——这部名为《五个傻瓜》的儿童剧中的角色，即另外两个马戏班成员（还有一个是乐师）——把小花绑在一个巨大的轮子上，然后用大炮向她发射塑料制作的小鸡。
这部剧要传达的讯息，小观众们凭直觉就能懂得，那就是善意可以在武力无能为力的地方发挥作用。塑料鸡射过去，但小花还是不说话。在马戏班成员力劝之下，班主尝试了不同的方式——用善意打动她。班主对她说，“请！”于是小花开口说话，几十个小朋友欢乐地拍手和大喊大笑。
从根本上说，它讲述的是一个有关文明礼貌有力量的道理。
每隔一段时间，中国就要经历一阵灵魂的拷问：我们本性善良吗？我们文明礼貌吗？
有一些画面会迅速传播开来：一个小孩被货车轧过，路人不管不顾；一名老人摔倒，没人帮扶。一个女人快要淹死，只有一名外国人努力营救她。
“我们这是怎么了？”这个让人焦虑的话题占据了饭桌和社交媒体。
最近几年，围绕着一些重大灾难，中国发展出一种善意援助的惯例。2008年，四川发生地震后，志愿者往那里运送毯子，提供心理慰藉。今年6月，长江上一艘客轮倾覆之后，不少出租车司机免费运载死难者家属。本月，天津的一间化学品仓库发生爆炸，人们捐赠了水和食物。
但是，除了这些高曝光的事件，帮助陌生人的代价可能很大。乐善好施有不少时候换来的是医院账单，或者被受到帮助的人污蔑为事故责任人，为的是敲诈钱财。
2013年，为保护救助人权益，南方城市深圳出台了中国首部“好人法”。本月，山东省淄博市宣布，叫救护车的费用将能医疗报销，以免好心人不得不为此买单。
研究人员表示，中国人不缺善心。不过，等级制和专制的巨大混合力量正在妨碍他们在许多时候表达自己的善意，尤其是对陌生人。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不认同中国道德崩溃的说法。但他表示，它被现行制度中的诸多限制压制住了。
在去年发表于凤凰网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社会，能够用各种手段把人的善意刺激出来。”
何怀宏把传统道德与1949年之后的革命道德做了区分。前者存在于共产党统治之前，那时对作为知识精英的君子的道德要求比一般人高；后者则要求所有人遵循同样的道德。
但是，它“后来慢慢演变成一种隐蔽的等级制，”何怀宏写道。新统治者要求大众实践道德，他们自己却可以有更多例外。于是人们以拒绝合作的方式反抗这种双重标准，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利己主义，而不是无私奉献。
“中国是一个极权社会，而且‘历来’如此，”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人类学者沙学汉(David Schak)说道。他正在撰写一部比较台湾和中国大陆文明礼仪水平的著作。他认为，处在更自由氛围中的台湾，在这方面取得的进步要大得多。
“这不只是政治性问题，”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道。“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基于年龄、代际差别和性别的等级制度上的社会。”
“既然人们必须服从权威，也就根本没有动力去发展社交技能，或以善意对待他人，”他还说。“可供选择的相处模式几乎总是围绕着发号施令和惩罚不服从的人来构建的。”
“当然，在中国，人们被教导要友好、乐于助人、与人为善和遵守规则，” 沙学汉接着说道。他指的是，学校会进行有关乐善好施的教育。
但他表示，伪善却是一种常态。“一个问题就是，你接受了一套说教，然后看到大人和老师并没有遵守这套规则，而是采取另一种做法。所以他们很快也学会了另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