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区群众在领导们划定的圈圈里过着热浪翻滚的生活
(民主中国资料图片)
 
前两天公众号“旭托邦”被封禁，微信团队发来的一封信，前面的有一句话叫——“大量用户举报。”当“大量用户”和“举报”无缝对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如果你听过朝阳区群众这个词汇，大概就明白大量用户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这是特定的体制社会的衍生产品。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微信公众号的一大贡献就是举报功能，强化了体制力量，扮演了群众们心理按摩棒的功能，再牛逼的思想在大量群众面前都是然并卵。
 
在一个权力意志过于集中的国家，权力压抑无处不在，在金字塔尖会体现得更明显。当权力压抑形成一种常态，就会不定期爆发，其中最典型的形态就是宫廷政治斗争。看过宫廷剧的人都知道，领导们的斗争是需要调动各种资源的，很多人都要扮演群众，或者炮灰。
 
如果群众只是群众，那么群众是没有存在感的，当群众变成演员，那么群众就被赋予一种熠熠生辉的价值。尽管生活在政治的下游，群众们同样受权力压抑的影响，他们需要撸管或发泄，各种政治运动给了他们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大舞台。纳粹德国的经验告诉世人，群众变成演员不需要那本斯坦尼夫拉夫斯基写的《演员的自我修养》，需要磨练演技的是男女主角。只要抽空群众们的灵魂，让他们不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只要跟着魔鬼的步伐翩翩起舞就好，什么歌剧舞剧宫廷剧，全部都是本色出演。
 
因为距离领导和真相的距离太远，群众们往往深感人生无力，但人生的荒诞之处在于，他们又需要一个领导来定义自己的人生，希望得到权力光芒的普照。有时候在得到零星光芒普照的情况下，他们又希望权力的光芒可以普照到其他人。
 
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举报和告密是群众们刷出人生存在感的利器，从年轻到年老，穷其一生乐在其中。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式反腐同样催生出秘密举报这样的形态，据说和二奶反腐达到了同样的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这种举报和网络举报其实本质一样的，他们的诉求和出发点也许不同，但同样说明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的很多领域，没有可以拿出来贯彻始终的明规则，大家只能进行一种心照不宣的暗箱操作。当规则体现出它的一种无力感时，就是群众们粉墨登场的时候了。
 
不光是普通的群众，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同样有告密的爱好。比如我曾经认识的一个年轻作家，在成为作家之前曾经在江西的一个县城做警察，他的作品往往阴暗晦涩直抵人性深处，之所以能够将犯罪心理写的如此细致入微，因为他本人也是一个告密爱好者。所以说我们在反省文革浩劫的时候，不应该只是鞭挞始作俑者和那些底层追随者，有一些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同样用残酷的方式迫害他人，谁都别想轻易撇清自己和群众的关系。
 
大部分人的人生就像亨利·梭罗所说的那样——“处于平静的绝望之中”，从生到死无限循环。有能量的人会活得更有存在感，无力者结伴搀扶前行。但中国的很多无力者，他们并不会搀扶前行，他们需要领导搀扶他们前行，尽管他们有时候也会为自己的命运而懊恼，有时候也会痛苦不甘，但却不妨碍他们成为伟光正的朝阳区群众。
 
这是一种难以治愈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癌症，一群本来有机会成为优质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历经各种波澜壮阔的时代淬炼，最终难以逃脱命运的捉弄和审判，一生都要对着权力机器顶礼膜拜。在权利机器的面前，他们尚还是一颗螺丝钉，离开了权利机器，他们就是自生自灭的野草。
 
对权力机器的需要，就像对衣食父母的向往，这是一种灵魂的绑架和饮鸩止渴，只有被管制的时候，他们才能找到被需要的存在意义。所以那些戴着红袖箍的朝阳区群众，他们的内心其实是波涛汹涌烈火燃烧。就像王小波说的那样，人的一切痛苦，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在一个专政国家中，这种痛苦和愤怒很容易被放大化，君臣父子关系是对人性最大的钳制。当这种痛苦累加到一个当量而无处宣泄的时候，人就需要通过破坏来平衡自己的内心。
 
群众们往往年轻时都经历过文革，什么样的人间撕逼大戏都看过了，历经沧海后不过只是成了朝阳区群众，他们最大的现实主义功绩就是协助警方将明星们捉奸在床。群众们在领导们划定的圈圈里过着热浪翻滚的生活，只要走出圈圈之外，就会立刻感受到人生巨大的迷茫。当他们的人生认知遭遇天花板，这种迷茫就会演变成愤怒和不安，这是对他们过往人生的一种否定，大多数人都不会反省自我，接受新的观点，而是会体现出歇斯底里的一面。当歇斯底里成为一种群体行为，那么大量用户举报这种情况就是再合理不过的存在。
 
无论是举报还是告密，都是残缺人生的一次病毒式修复，因为在一个自己无法找到价值坐标的社会中，这是群众们对自己百无一用的人生的一次次间歇性反抗和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