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下唯一让统治者能听懂的语言就是抗争 （民主中国资料图片）
让政治变得讲道德，让政治变得有道德，理由是公民自身的道德性，政治由我们参与而共建，所以，政治讲道德不仅必须，还是一种可能。在逻辑上，这是一种可以自洽的推理，也是知识理性的愿望。但是让政治讲道德很难成为一种普遍的经验命题，事实上，它仅仅停留在一种先验理想之上。现实的政治是一种共同体事务，它当然与每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息息相关，理论上，公共政治是每个人的参与和授权，因此，每个人都有权利对政治提出义务和要求。但在政治实践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也并非每个人对自己的政治权利抱有兴趣。或者说，个人的政治自由和权利必须有民主与法治的保障。由于共同体政治结构与公民个人之间的力量和资源悬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到政治的真面目，也不一定有勇气和兴趣抗拒政治借国家之名的暴力或侵害。缘于人类走过的苦难历程，让政治变得善良起来，或者让它听从于每个公民的权利叮咛，让它温良恭俭让，让它成为我们的仆人，这是一种理想，也是永久的理想。在民主自由社会可能最接近这种理想，但也不可能完全实现。而在极权社会，让政治讲道德已经不是理想，而是痴人说梦。
一
政治讲道德是一种错置的条件预设。如果政治有讲道德的可能就会放松对它的无赖假设，进而会使政治的道德脸谱一步步放大，一步步形成道德的光芒压迫或消解公民的道德质疑，这已经是人类历史的共同政治经验。在此已经没有必要再广泛论证和举例，因已是现代政治学研究解决过的问题，否则，今天对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研究已无存在的必要。在公民与政治的关系中，如果预设政治的美德，实际上意味着公民的自我臣服，使政治中心成为道德中心，以此也成为道德高地。民主政治的权力中心是全体公民授权的结果，鉴于每个公民的道德性和政治的道德性，政治权力中心必是共同体成员的道德中心，每个公民也必须在道德规则中绝对服从。这样就偷换到了专制权力和极权政治的老路，表面看来，强调政治道德是民主社会的政治想象，但从它的实践来看是殊途同归。这里不用强调政治所关涉的各种价值，政治在本质上都有相同的属性和生存机理，只是民主政治和极权政治在生存方式上的区别，因此，并不能掩盖它们之间的相同欲望。
虽然伊斯顿强调政治是为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但是政治中心所分配的价值带有自身的利益欲望，即便是民主政治中，也很难完全克服这种自我利益化的倾向。因此，孙中山直言不讳地强调，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政治乃是管理众人之事。这样一来，政治的基本面目已经清晰不过，一旦形成政治，它便拥有了道德化妆能力，并且这种能力有授权者的期许。由于政治具有管理众人之事的权力，它也同时被具有了道德能力。如果这种预设成立，政治中心便拥有了至高的美德，意味着对于公民任何道德质疑的拒绝，这样就陷入了一种自我设立的逻辑陷阱：一方面认为政治讲道德，政治中心便是道德中心，一方面又认为公民可以要求政治讲道德，公民可以理直气壮地批评和监督政府。这样一来，实际上在预设的前提下，公民已经无法去批评和监督政府了，因为政府是政治中心的现实代表，因此政府的道德也高于普通公民，政府只有要求公民遵守道德规则，或者给公民建立道德档案，公民自身已不具有批评政府道德的能力和资格。
现实中，政治权力一旦形成，它很难在道德范畴中循规蹈矩，在自身膨胀的欲望中，道德很容易成为它的工具和手段。在人类历史中，任何政治权力都会自我道德化，不论是替天行道，还是皇权神授，没有一种政治权力会主动出让拥有道德能力的资格，只有剥夺公民的道德自理能力。政治一旦占据道德能力的高地，很容易把不道德作为一种道德，然后压迫或驱逐人类道德。或者混淆道德的公私边界，让公德强行进入私域空间，或者在政治领域移置私德。
二
极权政治是蔑视人类道德的，极权主义形成过程中也会借用道德的化妆术和自我道德能力的脸谱，这是它在起源之时的重要动员手段之一。极权主义之所以形成，绝不是它在起源之时广泛使用暴力，而恰恰相反的是它会极力标榜自身的道德能力。这方面与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有惊人的一致，承诺给民众一个道德自足、道德自律、道德自我净化的政治建构，然后为人类张开诱捕的罗网。极权政治与道德自律是一种内在的势不两立，因为道德中的价值规范是极权主义的死敌，会限制极权主义的生长。极权主义的生存方式是以道德的名义不断摧毁人类真正的道德体系，而又不断建构统治社会的极权道德框架，并且这种由自身构建的道德框架也会不断自我摧毁以适应它的急速膨胀。按照马克斯·韦伯对于政治的界定，政治追求的是权力的分享。追求对权力分配有所影响，这种影响不论是在国家之间，或者是在同一个国家内的各团体之间。而极权政治绝不允许权力的分享，更是拒绝来自社会、公民及其知识理性对于权力分配的影响，拥有至高无上的专断权力正是极权政治的生存方式，否则，它会在其它因素的影响中瞬间溃败。
由于极权政治中的权力运动急速旋转，道德原则及其法治规则根本无法触及它的核心，这种柔性的制约因素在极权主义运动中不堪一击，或者被迅速转化、征用。进入后极权主义时代，政治的道德姿态往往会形成对于知识分子的诱惑，实际上这是建立在一种改良愿望基础上的一厢情愿。简而言之，这种赋予后极权主义政治道德能力的期许是一种自我权利的阉割，是把政治参与权利化约为一种美学判断，政治判断因此退席。后极权主义时代的市场放松和言论的有限开放，刺激出改良情结的想像空间，一种好为君师的启蒙冲动又死而不悔，卷土重来。其致命的是政治判断被一丝虚光所迷惑，在貌似松动的镣铐中惊呼嗅到了玫瑰花香。因此，劝谏式的道德构建和道德能力又赋予后极权主义的政治合法性。后极权主义由于承继了其先辈强大的政治资源和绝对能力，它的生存土壤远非哈维尔所预言的那样脆弱。如果有吻合的历史、文化、制度底色和民族性格，它又有蜕变成新极权主义的能力，而新极权主义恰恰需要这种政治的道德包装。因为极权主义政治结构是一种高度封闭的剧场化体系，即便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它的封闭性在关键环节也不会松动，松动的仅是它所统治领域的有限范围。这样，极权政治与公民个人之间具有极大的信息不对称性，垄断信息及其单向传播依然是它的生存方式之一。这就是它为什么一方面松动市场的管制，另一方面又加大对于政治意识形态异见的清剿。因为真相照样是它的死敌之一。
建立在古典主义政治学基础之上的对于政治的道德能力预设，正好给新极权主义登场的历史合法性提供了理论召唤，才得以使极权主义时代的剧场巫术死灰复燃。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以及政治目的的论述带有初民时代朴素的政治天真，极权主义的出现已经远远超过了古典政治学的涵盖范围和阐释能力。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政治关涉的是公共事务与公共利益，而极权主义关涉的是政治小团体利益;古典政治是自由平等与公民的轮流统治活动，而极权主义是权力垄断，新阶级等级分明和一党专政;古典政治活动预设人的理性言说能力，越是非理性的暴力行为就越远离政治，而极权主义不承认每个个人的理性言说能力，必须统一思想，并以暴力方式进行统治;古典政治强调政治与个人幸福美好的生活有关，认为幸福生活是充满德性的生活，而极权主义强调要为人们创造天堂，不承认个人具有创造幸福生活的能力。所以，亚里士多德才不厌其烦地强调，城邦是为了追求最高善的最高政治社群，而最高善是指幸福美好的生活。但他未能想到的是两千多年之后，人类的政治活动不仅未能变得更善，而是更善于使用善与道德这块外衣，其阴暗和复杂早已超出了古典政治学的想像能力。
三
政治讲道德只是民主社会的假设。在自由民主社会，让政治讲道德同样是应然状态，但不否认它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因为民主社会的政治形成涵盖大多数共同体成员的个人意愿。由于民主社会中公民对于政治的广泛参与，个人是政治的在场者，不像在极权主义社会，个人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因此，民主社会中的政治形成具有合性的基础，对其进行道德要求是一种必要。与此相反的是，如果在极权主义社会对政治进行道德要求则是对于极权政治合法性的承认，因为极权政治根本无法放在道德范畴进行衡量。正是民主社会中公民享有一系列由宪法政治保障的基本权利，民主选举，言论自由，财产保护等，才使得公民有能力对政治进行理想要求，况且，民主社会的政治道德与公民的个人道德密切关联。因此，在民主社会法治保障下的个人政治行动的自由使得政治的道德作为成为有限度的可能，这并不是政治本身具有的道德自觉和道德自律，而是多元政治力量交集作用的结果。如果政治离开道德标准，或者凌驾于道德原则之上，民主社会的法治、言论及其选票会把它否决，使其丧失政治的合法性。民主社会里，政治是一种开放的场域，各种元素在行动中进行有效交流、更新，其活力在于不断面临新的选择。正如阿伦特所说，“政治的经验领域是行动，而行动指的是人类表达自我特性的言行。因此，政治生活的内涵乃是与同侪在公共场域里共同行动，大家一起以语言与动作迎向世界，从而肯定自身的存在并开创新局。这些活动所带来的满足与喜悦，正是政治生活的乐趣所在”。
与此相反的是，在极权主义社会，人们并不具有政治参与的实践空间，或者说，这一空间是被权力操纵下的形式而已。如果要表达真正的政治诉求不但不会受到政治激励，还会为自己带来惨重的代价。这便是政治在民主社会和极权社会面临的两种境遇，因此，政治的道德修为离开了具体的社会语境只是一种古老的公式，无法在多重复杂的社会中进行检验。即便在自由民主社会，政治的道德能力亦不可高估，因为即便民主产生的权力也会变异，离开了法治和其它政治力量的强制约束，道德依赖也会使其吃掉民主。一些转型国家在民主中失败并不是民主本身的问题，而是转型之中的民主未能深深扎根，政治中心在自我道德化中抽空了民主内涵。
道德一旦进入政治领域不仅会掩盖政治的本质，还会排挤政治中的其它元素。如果张扬政治的道德能力，政治的生态平衡即会打破，失衡的政治无疑是失败的。的确，道德构成我们的自我，因为每个人都诞生在道德约束中，民主政治中包涵了许许多多的自我，但并不意味着政治组成中也带进了许许多多个自我中的人类道德。即便是人格化的政治组织也与个人的自我有着重大不同，个人的生命是一个整体，自身的脆弱性使其必须适应社会的道德规则，否则会被排斥在社会之外。而政治是一种组织架构，它除了是一个整体外，其自身内部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矛盾，加之它幕后的各色人等及其心态，其道德能力无法与个人的道德自觉相提并论。这里的危险还在于，夸大它的道德能力会使其产生制约和批评的豁免，如果把这种道德能力赋予一个组织，之后形成信仰，最终的结果是伪道德的宗教化。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正是这样的轨迹。
让政治讲道德并不是什么政治学的理论创新，民主社会中的政治权力也离不开道德的自我包装，因为人性是共同的，并且亘古未变。只要是共同人性本质的人类社会，其政治经验都有相同的脉络，外在的组织结构只是现实权力运行的结果。奥特弗利德·赫费认为，哲学一直把自己解释为人类的维护者，而“人类”这个词在这里首先意味着是人性，然后才是种族意义上的人类。哲学不习惯支持某些传统或约定，也不习惯依赖于神学文本或上帝启示，哲学只依赖全人类的理性和经验。作为政治哲学，它的专业就是抓住政治的本质，使其降服于公民意志，而不是为其骄纵寻找合理性，或者为其权力膨胀寻找道德出口。自由社会里，一个重要的图像是政治与宗教的分离，这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状态，但是如果赋予政治道德能力这样的前提，政治则很容易让道德代替宗教的作用。尽管现代政治文明一再警惕道德化妆向政治领域的逆袭，但依然不断有依德治国的理念沉渣泛起。现实中，政治本身的幽暗深不可测，如果不过多赋予其道德迷雾，用简单的民主方式就可以将其关在笼子里。否则，它一定会成长为不可驾驭的怪兽，不论它披着什么样的道德外衣。
四
关于政治，让它讲道德如同让权力有良知一样亘古艰难，因此，在当下并不具有现实意义。劝谏极权政治讲道德是幼稚可爱的，依然是启蒙思维中的改良叙事。不是创新，而是考古。在现实的突围中，根本无法用道德劝诫让专制权力放下膨胀的欲望，它甚至会对自由封死每一个可能的传统出口。在此情况下，政治的道德自律仍然是一种理想式参照，并没有实际的操作可能。后极权主义社会，权力的维护只有方式的不同，但在本质欲望和目的中都是一致的，所以用道德对政治进行道德质询颇具古典情操与憨朴。任何政治学的知识增量应该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回应，而不是不断重临它的起点，因为人类政治权力的膨胀已经走得很远。另外，政治学又不仅仅是书斋中的逻辑推演，并不是靠一种纯粹的知识推理就能依归人类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它必须是来自广场的实践经验。比起现实的政治阴暗来说，书斋中的逻辑风暴更符合审美，也更容易令人心潮澎湃，但越是动听的理论越是充满了危险的诱惑。自由、民主、和平、正义与爱是人类的基本原则和理想，启蒙话语离不开这些核心价值，但更重要的是如何突破它的路径依赖，也就是如何在现实困境中突围，这绝不是让政治讲道德就可以对自由和权利网开一面。
米瑟斯说：“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建立在任何统治都是它所代表的社会利益的一种体现这一认识的基础之上。基于这一认识，它相信真理和正义最终将取得胜利，因为真理和正义在思想领域内获胜是不容置疑的。凡是能在思想领域取得成功的事物最终都能在生活中获胜，任何迫害都无法将它压制下去。因此，为传播自由主义思想而作出种种努力的做法都是多余的。”
为什么启蒙走进了自己的路径短板，原因不是逻辑的自洽，而是不能在现实广场中重新检讨自己的政治叙述。启蒙派有时也宣传法治和自由主义常识，有时也呼喊公平、正义，但他的斗争对象大都是空而抽象的概念或者国家政治整体，他不会去关怀现实个案。多数时候，启蒙话语追逐流行舆论，追求在轰动中为自己的权威加冕，甚至大肆渲染、炒作、贩卖主流议题，以此消解民间主体。客观上，这种另类声响器的民间作用超过了传统媒体，在新技术再造的信息传播中，它混淆了自由主义的真实要目，也就是把自由主义进行了现实安全与功利计算中的切割。
劝谏政治道德自律与新技术时代的启蒙考古一样，都有根深蒂固的梁山情结，只是他们没有暗渡陈仓的招安渠道和临幸命运。因此，始终无法从传统革命概念的教科书中完成解脱和超越，以此进入了对广场恐惧的先验否定之中。同时，劝谏式的启蒙也是一种伪启蒙话语，这种自我精英化的身份预设拒绝了个人的现实成长，阻断了波澜壮阔的现实旷野为自己的逻辑演练进行的话语供应，脱离了大地之上追求真理的脐带。进入伪启蒙状态的这种道德劝谏，只能利用一种考古意义上的僵硬公式和书斋逻辑对政治中心进行理想预设，同时陷入对民粹的想像式批判，然后在客观上进入了现实政治权力的统战格局。虽然在后极权主义时代，新极权萌萌欲动，并有着强大的返祖欲望，但是由新技术再造的传播话语和信息松散式的正义联盟已经构成了强大的力量，这不仅是对极权主义的有效瓦解，还是刺破伪启蒙的利剑，维护个人权利才是现实中的美德。
被伪启蒙者切割掉的自由主义造成现实突围的困境，没有积极自由的支持，消极自由如何得以证成?在非民主框架中，自由主义是一种宝贵的思想资源，它的开始并不就是政治权力的尽头，但是社交媒体时代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技术改写已经成为可能。相应地，任何自由主义权威也无法永远占据启蒙高地，因为新技术支持下的真理传播最大的能力就是证伪。新时代已降，广场话语已经发生革命性变迁，光明与阴暗的较量中，国家暴力永远是自由的敌人，鉴别自由主义的真伪最简单的试纸就是看它为谁背书。在新极权梦想崛起的时间夹缝中，政治最需要的并不是暴力和剑，而是道德化妆，这时候恰恰有伪启蒙者以批判的名义送上这一厚礼，并由此立场想像新的改良。墨菲深刻指出，这些伪自由主义者假借理性共识和政治讲道德之名，欺骗我们相信鸿沟可以跨越，普遍人权确实存在。也就是他们同时指责广场话语所产生的新的历史叙述，污蔑街头话语阻碍了法治的涵养，他们认为一种理想的秩序必须在民众的驯服中慢慢生成。因此，这种逻辑路径得出的结论是，一方面让极权主义政治变得讲道德，一方面大力开办教育，将民众的道德水平提高到精英层次，然后才能实施法治，进而考虑民主，最后建立政治国家。遗憾的是，我们已经无法听信这些圆熟的书斋逻辑，现实的每一天都在激发出令人行动的无畏和勇气，只有如此，必须如此，才能配得上我们的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