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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社会集团既可能促进人类福祉，也可能成为灾难之源。
20世纪是最美好的世纪，在这100年中，人类的社会组织（政府和社会集团）越来越科学严密，人类在技术与物质上取得的进步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但与此同时20世纪也是最血腥的世纪，国家政府和社会集团导致的人类灾难持续不断发生——我看到一份材料，单是本世纪爆发的130场战争，就有1.3亿人丧失了生命，超过了1900年以前历次战争死亡人数总和，如果再加上个别国家发生的政治清洗、武力镇压、种族屠杀和由于政府失职导致的天灾人祸，死亡人数还要大许多。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问题：以促进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名义组建的国家政府和形形色色的社会集团，为什么要拿起屠刀杀人？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这部分特殊人群充满了兽性？现代文明对人类究竟意味进步还是意味倒退？我们会不会顷刻间丧失安全，同样遭受被屠戮的命运？有没有什么办法阻止国家和社会集团蜕变成为杀人机器？
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有必要到历史深处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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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时间节点，所处位置不同，意义却极为相似，譬如俄国的1917年10月7日、中国的1911年10月10日和1949年10月1日、柬埔寨的1975年4月17日，就是这样的日子。俄国那个日子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中国的两个日子，前者意味着结束两千多年帝制创建中华民国，后者意味着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失败，共产党执掌了政权；柬埔寨的日子则意味着美国扶植的郎诺军事集团被推翻，红色高棉（柬埔寨共产党）获得了掌管柬埔寨命运的权力。它们共通的意义，用简单一句话说，就是国家权力发生了重大改变，或者说发生了更迭，新的统治者替代了旧的统治者。
政权更迭在人类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并不值得说道，真正值得说的是政权更迭以后发生的事情，即掌握国家权力的新统治者以何种方式统治人民？这里大有文章。
就像当初中国选择向苏联“一边倒”一样，红色高棉倒向了中国，然而这种“倒向”不是发生在红色高棉夺取政权之后，而是在此之前，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国的军事装备和意识形态支持，红色高棉不可能战胜郎诺军事集团，也不可能做后来做的事情。有资料显示，红色高棉首领波尔布特早在1965年就与北京建立了联系，以后更是来往频繁。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显然对波尔布特构成了直接激励。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人都知道，当时已经有了“毛泽东主义”的概念，并且在世界范围内鼓舞了许多狂热的年轻人，1967年前后，巴黎学生就是打着“毛泽东主义”的旗号发起反叛运动的，在东京也有类似的激进组织在“造反”。在这种氛围中，波尔布特热血沸腾，渴望在柬埔寨开展一场“真正意义上社会革命”，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随着柬埔寨首都金边落入红色高棉之手，波尔布特获得了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造的条件，进入金边第三天就做出了完全彻底解构城市社会，把城市居民全部驱赶到农村过共产主义生活的决定，它的外在表现就是全副武装的红色高棉战士挨家挨户驱赶人群，宣称美国大兵马上就要轰炸城市，全城男女老少必须全部撤离到指定区域。
有必要指出，“驱赶”不是我们熟悉的政治动员。尽管政治动员也具有胁迫的性质，比如当年由于执政集团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无力安排全国数千万中学生就业，便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由全部驱赶到农村插队落户，就是一种没有个人选择的大规模社会移动，然而这种社会移动与在柬埔寨发生的血腥武力威逼相比，毕竟温柔了许多。
如果你不愿意去插队，派驻到学校的“工宣队”、“军宣队”会通过你父母亲的单位给他们施压，首先在政治上歧视，继而停发工资，直到你“自愿”了为止，不会有解放军战士用步枪瞄准你和你的家人。但是，红色高棉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以及其它城市采取的是一种极端暴力的方式，那不是“动员”，而是驱赶，是暴力胁迫，毫无准备的市民稍有迟疑就会遭到枪击！真是难以想象，在那些恐怖的日子里，柬埔寨的每一座城市的每一条街巷都有枪声，每一条街巷的每一座住宅都在流血。
人们就像柔弱的羔羊，被恶狼驱赶着撕咬着，有的家庭因只因为等候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集体遭到枪杀；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因为延误了撤离的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在这种血腥残暴的驱赶中，没有人敢于起来反抗，反抗就意味着死亡，这种场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被驱赶到集中营的情景。拥有200万人口的金边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空城。
3被迫离开城市的人要经过长途跋涉才能够到达指定的地方，一路上历尽艰难，没有食品，更没有饮用水，很多人耐受不住劳累和饥饿倒毙在路旁，被饿死的婴儿被丢弃在稻田里，不知道有多少人把生命丢弃在了这条死亡之路上。
狂热的红色高棉一夜之间就用国家暴力摧毁了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建构了一个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无正规学校、无邮政电信、无公共交通、无医院、无宗教、无法律法规、无广播电视、无出版物、无私有财产，甚至没有家庭的乌托邦社会，柬埔寨一下子进入到了奴隶制时代，人民成为了国家的奴隶。
我在这里使用“乌托邦社会”这个词，源于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对专制主义社会的描述，它并没有从最本质意义上反映红色高棉控制下的柬埔寨社会的状态，显得太温柔了。实际上，红色高棉之类的邪恶政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民主和反自由，而是躲藏在国家主权后面的彻头彻尾的反人类犯罪团伙，他们借助暴力手段构筑的是国家集中营，人民全部是集中营里的囚犯，这也是世界上所有极权主义政权的本质特征。
红色高棉要把所有城里人全部改造成为农民，这种身份转换的方式，除了被迁徙到农村之外，还有就是进行身份核实，重新进行登记（在这件事中，可以看到当时正在中国盛行的“出身论”的直接影响），凡是做过业主或老板的人，都会被作为剥削阶级打入另册，曾经为朗诺政权工作过的人更是被视为敌人，这些人作为阶级异己分子随时都可能被肉体消灭。
红色高棉在全国建立了很多“农村合作社”组织，在这些组织中，无论当地农民还是城里来的“新生者”，除了保留睡觉的铺盖外，所有私人财物全部充公。人们被迫安身在四面漏风的吊脚楼里，从事着所谓共产主义的集体生产和生活，中国大跃进期间的“吃食堂”现象在这里重新复活，每人配备碗筷，一天只吃两餐。劳改营式的集体劳作无法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人们吃到嘴里的粮食也就越来越少，根本无法延续生命，人们开始四处寻找野菜、草根、树皮来充饥，蚱蜢、蟋蟀都成了美味，人人形销骨立，衰如槁草。每天都有人饿死，活着的人连掩埋他们的气力都没有，尸体上爬满蛆虫，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据美国的柬埔寨问题专家调查统计，在红色高棉统治的4年时间里，单是死于营养不良、劳累和疾病的，就达到100多万人。
红色高棉对人的控制和干预无所不在，即使已婚夫妇也有可能被分开编组，奥威尔反极权主义小说《1984》幻想的情节在这里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什么时候过夫妻生活也由红色高棉控制，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不过是一种动物性的交媾，并没有人的意义。到了规定的“交媾”的时间必须“交媾”，并且必须开着门窗，以便于被监视者看到，否则就会受到惩罚。由于白天持续劳作，有的夫妻实在没有兴趣也没有体力亲热，为了避免被惩罚，只好在床上佯装“交媾”的动作，女人还要发出叫床的声音。
所有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都把“肃反”（即清除权力斗争中的政治异己分子）作为革命的重要内容，红色高棉也是一样。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期间统共进行了4次政治肃反和9次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处死了无数干部。以柬埔寨总参谋部为例：在一次大清洗中，除了总参谋长宋成幸存下来以外，所有人员统统都被杀掉了，即使是宋成，最后也被波尔布特派出的卫兵杀害了，他的9个子女与他一道被杀害。经历过一系列肃反和清洗，柬埔寨共产党中央高层领导干部几乎被处决殆尽，包括内政部长、经济与财贸部长、农业部长、公共工程部长、情报部长、贸易工业和橡胶种植业部长、国务委员第一第二副主席、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乃至柬共主要的两位创始人、波尔布特的亲密战友符宁和胡荣在内，都没有逃脱被肉体消灭的命运。
针对普通民众，红色高棉直接移植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施行过的“清理阶级队伍”的做法，不同的是手段更加野蛮和血腥，不仅是所谓的“异己分子”，就是任何对红色高棉的倒行逆施稍微表达不满的人，都会遭到屠杀，其恐怖程度空前绝后——为了节省子弹，他们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被屠杀的妇女大多数都遭到过红色高棉战士的强奸，这些妇女被蹂躏以后，再给她们蒙上双眼，就地用木棍活活敲死。对儿童的屠杀更是令人发指，红色高棉战士倒拎着双脚，抡起来砸到树干上，孩子的脑浆顿时迸裂。红色高棉政权被推翻以后，参观者竟然还能看到树干上嵌着孩子的牙齿……毫不夸张地说，红色高棉每一天每一刻都在杀人，在不到4年时间里，总共大约有200多万柬埔寨人遭到屠杀。就连中国人民熟知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也未能幸免，有18个亲人（1个儿子、2个女儿、2个女婿、13个孙子）被杀害，亲王夫妇也遭到软禁，如果不是中国方面关注，他同样会成为波尔布特屠刀下的怨鬼。
“柬埔寨大屠杀”被列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犹太人大屠杀”同等的特大人类灾难和反人类罪行。
面对如此触目惊心的历史画面，人们也许会问：都到了这个份上，可怜的柬埔寨人为什么不反抗？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两个赚一个，他们为什么不反抗？
那就让我们到自己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吧！
有人说，柬埔寨在不到4年时间里走了一条集中国的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为一体的腥风血雨之路。在这条路上，中国人民付出的生命代价并不比柬埔寨人民小，为什么同样没有出现大面积反抗？当我们的儿女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钱云会被杀死的时候，为什么同样没有人义愤填膺拍案而起，大叫一声“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两个赚一个！反了吧！”去拼个你死我活呢？
答案就在本文标题之中：人类作为群体其实很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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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群体之所以软弱，只是因为在这个世界的某些局部区域，总是有攫取了国家政权的人物和政治集团在“国家主权”遮掩下，恶魔一般对人民使用国家暴力，而这种国家暴力在没有外界因素介入的情况下，是极难反抗的。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并不久远的历史：犹太人作为一个聪慧坚韧的民族，在纳粹大屠杀进行的时候也没有形成有规模的抗暴行动，如果没有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对德国法西斯政权的持续打击，纳粹策动的大屠杀绝不会停止，那时候被屠杀的恐怕就不仅是犹太人了，所有非雅利安人——斯拉夫人、黑人、黄种人……等被纳粹称之为“劣等民族”的人都会遭到屠戮。
为什么人间总有恶魔呢？它们是怎样来到人间的呢？我们回到柬埔寨的话题当中，看一看波尔布特是怎样从一个普通人变为恶魔的。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还记得，波尔布特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相当熟稔，因为他是被国家称之为“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和战友”的人。那时候，在中国的报纸上广播里到处都是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的身影，到处都是关于他们行踪的消息——顺便说一下，就像我们今天只有北朝鲜、古巴等极少数朋友一样，那时候我们只有柬埔寨和阿尔巴尼亚是我们的朋友——与西哈努克亲王一同在北京的还有一位柬埔寨人，这个被我们亲切地称作“沙罗绍特同志”的人，就是1975年4月红色高棉执政以后改名的那个波尔布特，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红色高棉”领导人。这个专程到北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革命理论、说一口流利中文的“沙罗绍特同志”，将要带给他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无论柬埔寨国王还是他的中国老师当时都未能预料到。波尔布特并不是天生的恶魔，他1925年在一个农民家庭出生的时候与其他婴儿别无二致，并且也像其他的孩子那样成长了起来。9岁的时候，波尔布特按照柬埔寨习俗出家当和尚，12岁还俗读书，15岁中学毕业，1949年获得了到法国留学奖学金。在巴黎，波尔布特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大概就是这个人走上魔鬼道路的开始。1950年，波尔布特和一部分留法柬埔寨学生组织了一个“柬埔寨马克思主义小组”，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柬埔寨共产党的骨干。1952年7月，波尔布特回到柬埔寨，加入到抗法武装斗争之中，当年就秘密潜入中国南方某地，参加中国为柬埔寨革命者举办的军政训练班。后来波尔布特就加入“高棉解放运动”，这是一个由越南人控制的组织，从政治、理论、战略到物资、经费等一切都操纵在越南人手中。根据日内瓦和平协议，越南于1954年撤出柬埔寨，“高棉解放运动”几乎解体，然而这也给柬埔寨人提供了“柬埔寨革命运动独立成长发展起来的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波尔布特语）。1955年，柬埔寨人开始筹备成立自己的政党，在此期间波尔布特再次进入中国南部秘密的游击战训练营深造。1957年，波尔布特筹备成立高棉劳动者党，1962年，波尔布特当选为这个党的总书记。1963年，波尔布特转入丛林，进行军队、游击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1966年“高棉劳动者党”更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即红色高棉。1965年，波尔布特以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的身份在越南受到隆重接待，在这里，他用三个月时间学习了党与国家建设的理论，胡志明三次会见他，但是他与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的会谈很不顺利，强烈感觉到到越南不会允许柬埔寨和寮国（老挝）有独立的主权地位。这是因为越南共产党一直把越（南）寮（国）和柬（埔寨）作为一个国家看待，这就是所谓的“印支联邦”。1965年，波尔布特再次到中国访问并逗留到次年2月。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波尔布特作为“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曾经数次来到中国，并且受到处于个人崇拜顶峰、被认为神的毛泽东的接见。没有资料显示这两个人究竟谈了些什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波尔布特同志亲眼见识了中国激进的革命实验，亲眼见识了在国家暴力的压制和威胁下，人民群众表现出的对领袖的狂热崇拜；亲眼见识了对阶级异己分子的大规模批斗和肉体消灭；亲眼见识了数千万城市中学毕业生一夜之间被驱赶到农村；在逗留中国期间，波尔布特同志还专程到北朝鲜进行考察，在那里他又亲眼见识了独裁者金日成搞的“千里马运动”……亲爱的波尔布特同志是不是有“茅塞顿开”之感，我不敢妄说，但是我相信，所有这一切都对波尔布特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此人一回到柬埔寨，为什么就成为了一个狂热的、完全丧失了理智的政治狂人。
1975年6月到8月，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3次会见波尔布特，劝告他说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要循序渐进，不要太着急，然而他从毛泽东那里听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话——毛泽东盛赞波尔布特的革命举措，说：“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波尔布特异常自豪，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
当中国人民从报纸上（往往在第一版用通栏标题）、广播里（往往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头条）不断听到“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波尔布特同志到中国访问的消息的时候，当中国人民从“新闻简报”（那时候，电影院放映电影之前都要加映一个十分钟左右的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闻纪录影片，类似于我们目前从电视上看到的“新闻联播”）看到波尔布特同志在工厂、农村参观，与我们的地方负责人和普通工人、农民亲切交谈，甚至在下榻宾馆的庭院里和服务人员一起剪草弄花的时候，你绝对想不到正是这个人，通过他掌管的国家权力，在一刻不停地屠杀柬埔寨人民，他的双手沾满了柬埔寨人民的鲜血，你绝对想不到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恶魔。
某种主义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幻象使人丧失“知”的意愿，国家暴力的胁迫性管制又使人丧失“行”的能力，世界再也不是“我思”所显示的那个“我在”，那是一种横亘于人之上的超级存在，是它决定着人的灵魂的质地，决定着这个世界的颜色和形态——人类就是这样成为弱者的，波尔布特和所有施行极权主义暴政的人，就是这样成为恶魔的。
当被称之为国家的东西不再是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看护者和守夜人，而是恶魔手里工具的时候，人类自然会变得很软弱。我这样说，丝毫没有低估人类的正义理性（即我下面将要说到的社会动能）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意图，我只是说，在善与恶的对决中，善并不永远占上风，你不能期望它永远占上风。
千万不要忽视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警告——墨索里尼、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崛起之前有人警告过；斯大林主义肆虐之前也有人警告过；毛泽东主义蹂躏中国社会之前更有人警告过……直至今天，仍旧有人在警告：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北朝鲜问题，北朝鲜的独裁主义政权必将给人类带来灾难。
千万不要以为前途一片光明，千万不要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实行自由民主制度，就以为人类世界必将拥有一个光明灿烂的未来，千万不要这样以为。人类其实很软弱，你只要就近看一下世袭的“金家王朝”统治下的北朝鲜，看一下永远百分之百当选总统的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看一下被卡斯特罗完全拥有的古巴，看一下查韦斯的委内瑞拉之类随时都会出现的新的独裁政权，你就会知道，在欺压与反抗、失去自由和争取自由之间，还有一个漫长漫长的灰色地带，善良而柔弱的人类只能匍匐在那里，等待着历史创造机缘。
他们只能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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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国家或政治团体“试图将其意愿和幻象的观念强加给一个伟大民族或整个社会之时，它们或许会得逞于一时，甚至会取得很大的成功，但终究只能是昙花一现而已。因为正像有一个物理世界的逻辑一样，毕竟也有一个社会世界的逻辑，有某些违背了它就必将受到惩罚的法则。”（［德］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
从最终意义上说，任何极权主义政权都不可能长久，都将在历史的某一个节点上溃解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造成这种溃解的，就是与历史共生的使历史自愈和向善的巨大功能，我把它称之为社会动能。人类社会历经50万年而没有毁灭，就是由于有这种社会动能的遮护，所以人类才战胜了法西斯主义，战胜了苏联及东欧的极权主义，战胜了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世界才以目前这种形态出现在我们眼前。社会动能究竟是怎样积蓄条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导致社会机体发生骤然改变的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事物发展中，发展变化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同时存在，缺一不可。内因是事物存在的基础，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本质，是事物运动的源泉和动力，它规定着事物运动和发展的基本趋势；外因则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它通过内因作用于该事物，加速或延缓它的发展进程，它不能改变事物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这种被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有一个经典定义：在所有事物中，内因都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是第二位的原因。
观点好不好？我认为很好。但是，当我们用它来观察社会历史现象的时候，常常会产生出一种“拢不住”的感觉，即：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之中，社会骤变经常由外部因素直接进入而引发，反而看不到内部因素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还是以纳粹德国为例：在惨绝人寰的人类灾难面前，人们不能消极地等待德国国内的反法西斯组织成长为能够与纳粹势力抗衡并击溃他们的力量，以美国、英国和苏联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作为外部力量必须直接面对法西斯杀人机器，否则，人类的这场空前浩劫将永无止息。事实证明美国、英国和苏联是正确的，正是这个伟大的战略同盟体现出了人类社会自愈和向善的社会动能，遏制了罪恶的战争，拯救了孤立无援的人类。伊拉克问题也是一样，如果没有美国用战争手段一劳永逸地解决萨达姆政权的问题，伊拉克人民也许直到今天也还在狂热地呼喊“萨达姆万岁！”也许直到今天他们也闻不到真正意义上的选票的味道。柬埔寨问题的最终解决，同样是在类似历史条件下实现的。
我必须要说到一个人了，这个人就是目前的柬埔寨首相洪森。
洪森1952年出生于柬埔寨磅湛省的一个农民家庭，13岁离开老家到金边求学，直至读完初中。1967年，15岁的洪森投笔从戎，参加了红色高棉，从排长一步步晋升到师长。红色高棉1975年4月17日攻占金边之后，开始疯狂屠杀人民，洪森的信心发生了动摇，后来又因为拒绝执行屠杀穆斯林的命令而被红色高棉追杀，洪森终于认识到波尔布特的本来面目，他将给柬埔寨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1977年，洪森毅然率领部队逃亡越南，迅速成为反对红色高棉邪恶政权的重要领袖。
1978年底，洪森率领部队与越南10万大军一道，大举进攻柬埔寨，只用了不到两周时间，就于1979年1月7日攻占了金边，推翻了罪行累累的红色高棉政权。
越南军队在柬埔寨看到的情景与美国和苏联军队在纳粹集中营看到的情景没有什么不同：枯槁的人民由于得到解放喜极而泣，他们在道路两旁“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像亲人一样拥抱“侵略者”，到处都是纷飞的眼泪，到处都是忘情的呼喊，到处都是欢呼的声音。匍匐了4年之久柔弱的柬埔寨人民终于等到了历史创造的机缘，他们终于可以像人那样站起来了，终于可以大声喊出“我们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了！这时候的他们是刚强的，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他们弯曲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事物发展的“内部因素”才终于从“隐”转变为“显”，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终于做出了最后选择。
这不仅是柬埔寨人民的节日，更是全人类的节日。
遗憾的是，这不是中国的节日。
在越南军队大举进攻柬埔寨、攻占波尔布特匪帮老巢金边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个插曲：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6名工作人员在大使的亲自带领下，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到了柬埔寨西部的原始森林之中，在越南军队的奋力追击下，连续多日风餐露宿，到了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搭起了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这7个人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长达47天（见2005年1月15日《扬子晚报》），书写了中国外交史的奇迹。
越南军队攻占金边40天以后，即1979年2月17日，中国和越南爆发边境战争，战争爆发的原因，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时候说：“小朋友不听话，该打打屁股了。”我们的教科书解释是：“对中国来说，越南在北方蚕食中越边境，又在1978年入侵了中国的盟友民主柬埔寨，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这是赤裸裸的地区霸权主义，是对中国周边安全的严重威胁。”结果就打了。
我们还是说柬埔寨。根据《瞭望新闻周刊》2001年8月一篇文章提供的数据，在1975年4月—1979年1月柬埔寨共产党执政期间，红色高棉在全国设置了158个监狱，18975个万人坑，后来从这些坑中挖出了1205662具遗骸。《国际统计年鉴》1995年版说，柬埔寨共产党统治期间，柬埔寨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当时柬埔寨总人口大约是800万，柬埔寨解放之时只剩下600万，这就是说，柬埔寨共产党载不到4年时间里至少屠杀了200多万人民，在这些人中，华侨就占到30万人。有人认为，红色高棉的大屠杀在速度上超过斯大林肃反，在广泛性上超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残暴和野蛮程度上超过纳粹，在毁国毁民的程度上超过卢旺达，在死亡人数占国民人口比例上创造了世界纪录。
洪森和大多数柬埔寨人一样，对越南的“入侵”极为感激，每当有人说到“越军侵略柬埔寨”时，洪森都要激动地把“侵略”一词纠正为“解放”。越南军队攻陷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日子——1979年1月7日——被定义为“终结大屠杀日”成为了柬埔寨重要的国家纪念日，每年这一天，柬埔寨政府和人民都要举行纪念活动。2009年1月7日，柬埔寨执政党人民党在金边国家奥林匹克运动场举办大型纪念活动，庆祝结束红色高棉血腥统治30周年，首相洪森出席了这次有4万多人参加的盛会。柬埔寨参议院主席谢辛致辞说，今天这个日子标志着柬埔寨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结束，他还特别感谢越南拯救了柬埔寨，高度评价越南军队在消灭红色高棉政权中作出的重大牺牲和历史性贡献（见2009年1月8日柬埔寨《星洲日报》）。我们常常说“共识”，如果没有越南出兵，柬埔寨红色高棉邪恶政权就不会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垮台，柬埔寨人民的灾难只能更加深重，在东南亚就会出现另一个北朝鲜，这也就意味着，人类在走向自由与光明的道路上，还要经受更多的坎坷，付出更大的代价，这就是世界的共识。至于在这个“世界共识”里面有没有中国的“共识”，不论。
2003年6月，联合国与柬埔寨政府签署协议决定，成立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对在柬埔寨犯下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的前红色高棉高级领导人进行审判。波尔布特如何了呢？据说他在金边陷落前一天乘一架直升飞机仓促出逃，隐秘到了泰国的原始森林之中，一直到1998年突发心脏病死亡。这个双手沾满柬埔寨人民鲜血的恶魔直到临终之时对自己罪恶的一生也毫无悔意，他甚至言之凿凿地宣称：“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我追求的是共产主义理想，我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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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一个政治学词语似乎应当被我们使用了，这个词语就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四个字最早出现于1925年，用以概括意大利法西斯所主张的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与控制，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通过《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把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做了大幅度深化和延伸，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类政治大灾难——德国纳粹主义和苏联斯大林主义——都导入到了这一概念之中。
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否定人类意志，用所谓的“自然法则”或者“历史法则”支配世界上的所有事物，而那个被认为掌握了“自然法则”和“历史法则”（即意识形态）的人（国家或政治团体），又可以为所欲为。纳粹极权主义者屠杀犹太人、斯大林极权主义者剥夺和屠杀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在他们的主观意识中，都是在顺应历史和自然的必然法则，依据这个法则，犹太人作为“劣等种族”和地主、富农作为“阶级敌人”是“注定要灭亡的”，不是因为这些人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是什么，所以他们就成了所谓的“客观的敌人”。在阿伦特笔下，极权主义的本质体现为，为了达到某种意识形态目标，国家和政治团体有理由杀死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或“阶级敌人”，因为这种屠杀顺应了所谓的“历史发展规律”。
《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于1951年，它不可能对未来60年将要发生的事情做出预测，也就是说，当我们观照柬埔寨大屠杀和北朝鲜之类邪恶政权的时候，阿伦特所界定的极权主义尽管从主要特征上仍然能够概括当代极权主义特征，但是它已经装不下最近60年来发生的全部极权主义的历史现象了。
我们说人类其实很软弱，强调的正是当代世界出现的新景观——极权主义获得现代技术支撑以后，统治机器更为强固，统治手段更为严密，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从社会中完全剥离，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从位置上彻底取消，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沉默和死寂，我们听到的全部是国家机器的巨大轰鸣。
致密的当代极权主义统治至少造成了如下社会后果：1.国家不再是一定范围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也不再是拥有治理社会权力的政治机构，而是蜕化成为了一个掠夺社会的利益集团；2.对内实行神秘和恐怖的特务统治，对外潜藏着战争威胁；3.权力传导成为社会过程的唯一动能；4.在利益输送机制诱导下，官僚机构、军队和警察成为统治机器中最得心应手的部分，出现全面的腐败和黑化；5.通过严密掌控传播手段，历史与现实的谎言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6.社会丧失自净功能，社会文化溃解，出现大面积道德沦丧、人性扭曲和良心泯灭；7.对人的精神控制更加直接，更加严密，更加不易察觉，作为极权主义社会基础的愚民和群氓不断产生。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生存在上述情境之中，我们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认为那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柬埔寨大屠杀式的反人类罪行随时都会再次发生。
北朝鲜直到最近还在为我们提供触目惊心的例证——韩国政府消息人士最近透露，北朝鲜当局试图依靠公开处决来维护独裁体制，拉开了恐怖政治的帷幕：“针对人民对三代世袭不满情绪越来越高涨，北朝鲜宣布，任何从不正当渠道获取信息的人都将被公开处决，金正恩下令：要在全国听到枪声。”
这不正是柬埔寨大屠杀的序幕吗？
只要没有民主和自由的遮护，只要权力没有被关在笼子里，只要国家机器仍旧高悬在人民的头上，人民就永远是柔弱的羔羊。人类其实很软弱，真的很软弱，不要以为在天堂与地狱之间隔着多么远的距离，没有距离。你要想到，现存的一切都有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倾覆，人作为个体随时都会被国家暴力机器碾压成为齑粉，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2011年1月7日，柬埔寨“终结大屠杀日”，写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