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调查显示，中国九成受访者满意中央政府。时评人长平分析：为什么资深调查机构的调查结果会与极权政府的宣传需要高度重合？
92.8%的中国受访者表示对中央政府满意，其中37.6%的人表示非常满意？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的阿什中心(Ash Center)与北京的零点调查公司合作，调查中国公民对自己政府态度，已经进行了十多年。最近一次调查结果中，受访者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创下新高。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它被称为”可靠的调查”。
习近平掌权以来，尽管痛打”大老虎”让很多人觉得解恨，但是以反腐为名行权斗之实已昭然若揭。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颓势难挽，相信政府的股民噩梦连连，北京的天空只为阅兵而蓝，网络言论大幅收紧，批评人士大量入狱，维权律师集体被拘。让人疑惑的是，这些高满意度从何而来？
更加吊诡的是，肯尼迪学院教授、阿什中心主任托尼·塞奇(Tony Saich)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在十多年的调查中，中央政府的满意度一贯保持在高位。习近平上任两年来，抓捕了曾掌控政法委、国安及石油领域的”政法沙皇”、前任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前任总书记胡锦涛的”大管家”、中共中央办公室主任令计划，以及分别从2002年及2004年就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军界大佬郭伯雄和徐才厚，另外还有中共党内机构、国家机关与政协副部级及以上官员70多人落马，副军级及以上的军官及武警警官40余人被查，甚至传言在位13年之久的”中央集体领导核心”江泽民危如累卵。这场”反腐斗争”，无疑是对前两任领导的否定。中国受访者又是如何一贯地对这几届政府都保持高度满意的？倘若反腐解恨，那么他们对曾经如此满意的政府的高官之恨，又从何谈起？
调查显示，受访者对县级、区级以及更下级政府的满意度降到了自2003年开始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在乡镇一级，只有7.8%的人表示非常满意，47%的人表示比较满意。塞奇教授说，”对中央领导人来说，仍然有希望看到公众继续把权力滥用看作是地方反常现象、而把中央政府看作是在为公众的最佳利益工作。这样会更容易地让地方抗议活动得到控制。”不仅如此，它还让习近平的反腐斗争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可以说，这样的调查结果，正是中国当局想要的宣传，它甚至可以在中央电视台发布。我不禁想到，假如调查结果显示”92.8%的受访者对中央政府不满意”，身处中国或与中国政府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调查机构会面临如何发布的难题。
我这样说，并非暗示调查机构故意撒谎，迎合中国政府。我想强调的是，在传播和分析这样的调查结果的同时，应该清楚地看到它们与现实及历史的矛盾，并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撒谎迎合，为什么资深专业调查机构的调查结果会与极权政府的宣传需要高度重合？
极权社会中的”真实表达”
有人指出， “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是一种文化传统，”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一种古老智慧。我认为所谓传统的积弊难以祛除，更多的原因在于现实政治权力的利用。否则，我们无法解释，被认为传统文化深厚的中国社会，如何在”文革”期间将文物、古籍及尊老敬长文化扫除殆尽？我们也可以设想，假如在”文革”时期的中国，或者当下的朝鲜，做同样的调查，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我相信，受访者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只会更高。尽管如塞奇教授指出的那样，”文革”时期的中共决心要破除传统，把自己描绘为与过去彻底决裂的代表，而现在的中共摇身一变，竟然成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继承者。
在极权社会做问卷调查，它的”真实性”到底是什么含义？表面上在很多领域都保持开放的中国，是全世界仅有的几个封锁Facebook、youtube和twitter的国家，所有的媒体都控制在权力超强的宣传部门手中，所有的学校教材都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都含有伪造历史、粉饰现实的爱党爱国宣传。有藏人通过腾讯微信接收一张达赖喇嘛的照片，就被判刑入狱；有汉人在新浪微博发布一条信息声援香港”雨伞革命”，就被以”寻衅滋事罪”拘捕；刘晓波、许志永、伊力哈木、高瑜等知识分子被重判入狱，并非因为组织了什么”颠覆”活动，而是仅仅因为他们发表了一些批评言论。
资讯封锁、信息恐惧和洗脑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并不像很多想象的那样，只是一个荒唐的笑话。事实上，它是非常有效的。每天看新闻联播的普通民众，怎么能够不相信”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日本人对中国虎视眈眈”以及”习近平清廉正直，正在领导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人们当然有太多的不满意，但是这不都是地方政府不服从上级指挥的错吗？
针对自以为有思考能力、不甘为人后的中产阶级，宣传机器又发明或复制了”专制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需要特殊管理模式”等理论，它们听上去比喊了上百年的”争民主”、”要自由”等陈旧口号要新鲜、深刻得多。
即便被强行洗脑，中国民众也并非都是”白痴”。想要弄明白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也不需要多少智商。但是，信息恐惧让他们宁愿拒绝思考，因为想明白了只会带来烦恼和危险。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曾经分析，在极权统治下的捷克社会，为什么一个蔬菜店店主会在橱窗上贴着标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呢？他根本就不在意全世界无产者是否愿意、应该怎样联合起来，因此这个标语对他来说不啻于一个谎言。首先，这个谎言让他感觉到安全。其次，他也习惯了不在乎什么是真话。信息恐惧已深入骨髓
调查机构当然会以匿名问卷等方式保护受访者的私人信息，但是连坐拥雄厚财力和影响力的全球网络公司也纷纷屈从”中国式管理模式”的当今世界，没有人相信中国政府会把这些规则放在眼里。白纸黑字地写下对最高领导人的批评，是中国人深入骨髓的恐惧。恐惧的结果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我可是真心觉得那个绑架者有能力，有魄力，又很帅气，而且时时还挂念着我啊！
需要说明的是，在过去的此类调查中，典型的西方民主国家中的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远远低于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极权或准极权政府，而更极权的朝鲜根本无法调查。这本身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但是，近年来的调查中，德国等民主国家大步赶上。这加大了调查结果的迷惑性。有人会问：难道德国人对政府满意度高，也是洗脑的结果吗？他们的回答是在言论自由环境中相对独立的表达，中国人的回答就是资讯封锁、信息恐惧和洗脑教育的结果？我只能说：是的，事实的确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