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想培养接班人 却培养了反叛者
 
《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派:“文革”中异端思潮文献档案》上册封面 明镜书刊(高伐林)提供/RD :RFI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矛盾激化之果,又是毛泽东死后中国变化之因,近40年来许多活跃人士,最早都是在“文革”中从被洗脑的迷信,走向了怀疑和思考。国史出版社最近推出《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派:“文革”中异端思潮文献档案》上下两册电子书,这次我们请明镜集团的总主笔高伐林先生来介绍这套书,他也是这套书的责任编辑。

法广:“文革”的爆发,到明年是整整半个世纪了,对“文革”更深层面、更大规模的反思已经启动。国史出版社这个时候推出这样一套电子书,是否也有这个考虑?

高伐林:“文革”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不是官方一句“彻底否定”、一声封杀令,大家就真的“免开尊口”的。这套“文革”中异端思潮文献档案,是国史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中的又一套新书,选编了从1966年初夏到1974年年底“文革”过程中93篇最重要的异端思潮文献,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中国思想史上这批人留下的重要足迹,丰富了我们对文革史,尤其是文革思想史的认识。

法广:毛泽东的文字狱在“文革”中登峰造极,异端思潮文献竟有这么多?

高伐林:这只是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实际数量更大得多。1966年“文革”刚刚爆发时,北京、上海和全国各地街头,数百万红卫兵“大破四旧”,把各种书籍当作“封资修垃圾”付之一炬;可是几乎就在一年后,一代年轻人中的许多人,就又开始热切地寻找、阅读和流传所谓的“封资修垃圾”。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全国各地的地下文学和读书运动此起彼伏,年轻一代寻求新的精神资源和思想支柱,推出独立思考的成果。

法广:所谓“异端思潮”,指的是什么呢?

高伐林:简而言之,就是“偏离甚至挑战中共正统”。这里面情况多种多样,有几个层次。一个是用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这把尺子来衡量,发现从林彪到江青,从周恩来到陈伯达,这些所谓“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都不能信任;一个是用马克思、列宁的论述来衡量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发现中共领导人其实都不能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毛泽东在内都早已偏离马克思的革命学说——今天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但独立思考就是从这里萌芽的;走得更远一点的,是从“文革”的实践和中国的现实,发现中共现有制度和毛泽东的路线,背离了民主法治的世界文明主流,走上了一条自取灭亡的绝路。

法广:这岂不是完全违背了“文革”发动者的初衷?

高伐林: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想通过党内外不断进行的残酷无情的政治清洗,全盘控制党员和人民的头脑;但“文革”在一定程度上使许多年轻人对共产中国及其意识形态产生了幻灭,催发了他们为中国的未来进行政治改革的热情,推动了对中共制度的质疑和批判,也孕育了中国独特的民主运动。

法广:你给我们的读者举个例子?

高伐林:早在“文革”发动没多久的1966年8月,北大和北师大的学生乔兼武和李文博就用大字报写下了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如何改造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他们认为:中国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变成了官僚主义和奴隶制的温床与社会基础;号召人民通过“消灭党的组织结构”,打碎旧的国家官僚机器;主张采用“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在这个大字报的鼓舞下,北师大一群学生成立了编辑部,出版杂志《新思潮》,致力于“彻底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完善无产阶级专政”。在他们直接影响下,北京两名中学生伊林和涤西也贴出“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批判林彪在全国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法广:这超出了毛泽东容忍的底线了!他们不会放任这些异端吧?

高伐林:这些活动很快就被当局镇压了。据中共文件称,在“文革”中,当局判决了一大批“反革命案件”,取缔和公开批判过一大批“大毒草”——所谓“毒草”,也就是表达异端思想的著述,其中最有名的,像写下《出身论》的遇罗克,1970年3月5日被处决;写下《中国向何处去》的杨小凯,被点名批判,从1968年起整整坐牢十年;写下《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李一哲”,实际上是三个作者,广州美术学院学生李正天、高中学生陈一阳、工厂工人王希哲,1975年1月起,广东组织了数百场批判会。发人深思的是,“四人帮”垮台之后,他们的问题反而升级,1977年12月广东省第五届人代会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对他们几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本书主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宋永毅教授本人,也被以莫须有罪名非法关押了五年。

法广:“文革”这样严酷的现代迷信和高度专制的环境中,为什么反而催发了异端思潮呢?

高伐林:这也正是我们试图探讨的问题。为了在全国发动群众对抗刘邓及其控制的官僚体系,毛泽东必须掩盖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他重施建国前向中国人许诺“民主”新社会的故伎,向青年和民众承诺,要像1871年巴黎公社那样,让人民享有罢免和更换官员的权利;毛泽东还打出“人权牌”,声称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给那些受他的政治对手迫害的人平反。这些,都反而刺激了年轻人的精神觉醒。

中国有句古话:物极必反。毛泽东自己也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用来形容“文革”中前赴后继的独立思考人士,相当贴切;对今天也有很強的警示意义:上面我所说的“异端思潮”的三种情况,不都正在今天思想禁锢越来越严的中国重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