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孟浪在法拉盛分手之后，坐在回家的地铁上，戴上IPOD听着霍洛维兹弹奏的莫扎特钢琴协奏，随手翻开了孟浪的诗集《南京路上，两匹奔马》。第一首《冬天》写于1985年，最后一首《首都》写于2005年。一本191页的诗集，收了诗人二十年的精萃之作。
也许是摘下眼镜凑着书本读的缘故，不由十分投入。尤其是诗行间不时闪现的奇妙反差，让人兴致盎然。诗人选择的字词有着金属般的沉重，诸如历史，时间，天空，枪械，军队，杀人，奔马，毁灭，等等，乒乒乓乓的，犹如贝多芬的交响曲。可是最后组合出来的诗行，却相当的轻盈。比如，“因我的呐喊而嘶哑的天空”，“一支军队整齐地进入墓地获得永生”，“军队，在街上急转弯，划出他们自己也难以忍受的弧线”，“青草继续被风吹斜”，“我对右手拒绝了左手”。最典型的，也许是那句“一个孩子在天上，用橡皮轻轻擦掉天上唯一的一片云”。与这样的诗行相谐的音乐，无疑是莫扎特的作品。
不知是一个巧合，还是一种天意，会在谛听莫扎特的时候，阅读如同莫扎特音乐一般轻盈的诗歌。霍洛维兹将莫扎特的钢琴协奏，弹奏得宛如清晨的空气一样，透明。而这恰好就是孟浪诗歌的一个特色。孟浪举起滚石般的词语时，仿佛一个推石上山的西绪弗斯。可是当他将这些词语抛入诗行的时候，又轻盈得如同朝空中随意抛撒一片片羽毛。用他自己的诗句来描绘，便是“一个孩子在天上，他的痛苦，他的欢乐，他的蔚蓝，无边无际。”这里稍稍加以补充，就可以得到一幅完整的图景：一边，是沉重的石头从山上滚落；一边，是轻盈的羽毛在空中纷纷扬扬。读完这本诗集，你会发现，西绪弗斯原来是个天真的孩子。
在这本诗集的封底，有人评说孟浪的诗歌呈现出来的，是某种激越的超现实主义风格，有着“与生俱来的飞翔品质”。飞翔品质可谓一语中的。只是那样的想像，更接近于西班牙画家米罗的绘画。读着孟浪的诗歌，会发现诗人原来是个不屈不挠的孩子。一颗童心，穿越在乌云密布的历史天空，致使历史在诗行里不得不获得存在意义上的还原。把石头推上山的时候，是沉重的；但石头在诗行里滚落的时候，却像羽毛一般轻盈。地心吸引力在童心的天平上，悄然远逝。这是孟浪诗歌的魅力所在，更是其诗歌的价值所在。
不读孟浪的诗歌，很难想像其内在的童稚。此君的相貌、穿著甚至连自我命名全都具有摇滚特色，并且是重金属一类。记得1990年代初第一次见到他，感觉像是在组织一次武装起义，凝重，焦躁不安。穿戴永远厚重，一如神情始终焦灼。说起话来并不流畅，好比跳跃不定的时针，非常费劲地指向某个重心。相比之下，他的文字远为清晰：“让我们面对一个国家的反面”，或者“一座城市一度被金钱洗劫一空”。最清晰的莫过于，“连朝霞也是陈腐的”。有些诗行，清晰到了几近空灵的地步：“大喜日子，全是空无；惟有你，度身订做”。
孟浪的这种摇滚和童稚，让人想起一部美国电影《学堂摇滚》（“School Rock”）里的男主人公道维（Dowey）。这可能又是一个巧合，与孟浪这次会面和阅读他送我诗集的前一天晚上，恰好看了这部好莱坞电影。一个失败的摇滚歌星，阴差阳错地走进小学课堂做老师；结果，教出了一群摇摇滚滚的少男少女。这部喜剧片相当成功地将摇滚与童稚组合到一起，从而揭示出摇滚音乐的魅力，并不在于迎合宣泄的需要，而在于激发童稚，唤醒沉睡的元气，回复到存在的本然。那个与孩子们滚作一团的摇滚歌星，比所有的孩子更为稚气。
稚气，可能是被国人遗忘了的一种品性。长年以来，国人已经习惯了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即便是八十年代流行过的一些标榜天真的诗歌，骨子里也相当洞明。诸如“我是个任性的孩子”，或者“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看上去很童稚，实际上却带有一种撒娇的做作：用任性混淆自由，假以黑色装疯卖傻。同样的写于八十年代，孟浪诗句是：“斧子离开人的手，继续把我当作大树来砍。”“飞鸟的伤口在飞。鲜血 至今没有落到地面。”“人们互相在失去，手与手的相握才那么频繁。”真正稚气十足的诗句，如同哲学家的格言。并且具有孤独的品质，没有任何读者和观众的考量在内。说自己很任性，说用黑色的眼睛来寻找光明，都像是在舞台上的念白。诗人就像独行侠，不需要舞台。一如真正的摇滚歌手，总是会忘记自己是在舞台上，面对着如潮的观众。
稚气对于诗歌写作，是一种相当宝贵的品质。但以稚气谋生，无疑缘木求鱼。所以，孟浪这样的诗人，注定了只能流浪。流浪通常是艺术家的天性，却跟上海人的生活习性，截然相反。上海这个城市盛产白领，总是虐待独来独往的诗人，或者具有诗人品性的独往独来者。不要说上海市民，即便是上海出生上海长大的一些诗人，都会害怕流浪。他们宁可选择灰色的小市民生活，听凭诗人的品性，在灰暗的生存状态里消蚀殆尽。
没有在美国流浪过的人，很难想像流浪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虽然卓别林在影幕上淋漓尽致地描述过流浪汉生涯，但即便是卓别林本人，也不会愿意回到流浪生活中去。有关孟浪的流浪，几年前，我只听他在电话里这么说过一句：在美国过了八年，一言难尽。那是他有了妻室、在香港定居之后的一句不堪回首感叹。也许他觉得没必要说，也许在我和他两个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流浪的上海人之间，已经心照不宣。每次见到他，看上去总是个快快乐乐的。好像很忙，又好像很空闲。
说实在的，由于彼此都体味了什么叫做流浪，所以当他给我这本诗集的时候，我并不如何上心。他也没有要我写几句的意思。活得太相像的人，有些话是不需要多说的。可是，我读了他的诗集之后，还是忍不住地想说几句，写几行。我在身陷囹圄的时候，也写过一些诗歌。我发现，孟浪写得更加清晰。比如那首《简单的悲歌》：“播种的时节农夫冒烟了啊，耕耘的时节农夫燃烧了啊，收获的时节农夫变成灰烬了啊”。因为，“历史在我们身体里旅行，那就是我们的生命”“生命在我们的身体里旅行，那就是我们的光荣”。
孟浪非常擅长短诗短句。一旦跌入较长的诗行里，孟浪就有些含糊了。比如那首《历史的步伐与历史本身》，远不如《南京路上，两匹奔马》来得明快。与其在历史和老鼠之间苦苦纠缠不清，不如直截了当地标出：“八只马蹄已驰往八个方向，骄傲的马头，在标本馆与我重逢。”稚气虽然会与哲理在智慧的地平线上相逢，却很难真的如同哲学家一般滔滔不绝。孩子一旦擅长演说，很可能会走向行骗。孟浪不擅长写长诗，一如孩子不擅长演说。这与其说是孟浪所短，不如说是其所长。
二十年，仅仅精简出一本不到二百页的诗集。不知应该感慨，还是理当庆幸。但愿这篇短短的评说，没有擦去诗人的任何一行诗句。因为每一行，都来之不易。这本诗集的最后一首，最后一句，是“历史悬在半空”。我想说：那块山顶上的石头，是有待再次滚落，还是已然成了石碑，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我已经看到诗人的吟唱，如同一片片羽毛，飘散在透明的空气里。
2008年5月19日夜晚写于纽约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