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走向中两种文化之博弈

 

人类社会由古代社会演进到现代社会，有着共同的路向标志，那就是由农业社会演进到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日益运用于生产各部门；思想信仰由君主主义演进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由君权演进到民权。现代社会的到来伴随四大革命：工业革命，科学技术革命，思想文化革命，政治制度革命。这在西方国家比较典型，属于原创型的现代社会。一些后进国家的现代化是对先进国家经验、道路的嫁接。嫁接中有比较成功的，也有的经受挫折而走过弯路，情况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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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路径是怎样的呢？

 

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大阶段：1840年至1949年，计109年，经历了晚清，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第二大阶段：1949年至今，已有66年，中共一党执政。这是根据文化的变迁来划分的。

 

第一大阶段又可分为两段：一段是1840年至1911年，一段是1911年至1949年。

 

1840年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之开端。那以后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与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西方文化潜入中国，影响中国，使中国出现了现代化的气象。

 

过去重点渲染前者而不强调后者，若如此，将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便失去了意义。

 

这一阶段，清廷以为，中国屡屡败于西方国家，因为洋人有洋枪洋炮。于是兴办洋务，有了坚船利炮，中国便可强大。对西方文化的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1894—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方彻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赔偿白银两万万两，还割让辽东半岛、台湾等岛屿。说明仅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还不能使中国强大。正如当今学认为的那样，这场战争是“现代囯家”与 “前现代国家”之间的一次较量，中国之败，在于制度与观念之败。 因此，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戊戌维新运动，目标指向政治体制改革。可惜这场运动很快被慈禧所镇压，记载于史册的是“百日维新”。可是1900年又发生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事件。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中国赔款白银四万万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在未还请以前，按每年四厘加利，总计实九万万八千余万两。此时满清当局才意识到，有了坚船利炮尚不足以使中国强大，于是派遣大臣赴西方各国考察，拟学习人家的政治制度，不久出台“新政”计划，宣布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至1916年为预备立宪时期；由于立宪派的施压，又宣布提前于1913年召开国会。可惜这个计划由于“错时”而被蜂拥而起的革命浪潮所淹没。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呢？中国同西方国家交战中屡屡失败，说明中国比西方国家落后。落后在哪里呢？开始认为军力不如人。于是办洋务，建新军。后来认识到，要使中国强大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因此推出新政。这七十年的历史中，清廷当局是一步一步地在向西方国家学习的，一步一步地在吸收西方文化，最后认识到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是民主政治，终于抓住了近代、现代化的关键。清廷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总的说来，是应当肯定的。教训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晚了几步。

 

以清廷为代表的东方专制主义与西方民主主义，构成1840年至1911年这一时期两种文化冲突的主题。在冲突中大清皇朝的决策人西太后不是玩命抵挡，而是逐步地向西方文化靠拢，特别是在其晚年，终于作出引进西方民主政制的决策，拟制定宪法，召开国会。这对于年逾古稀的老太太来说（慈禧于1908年去世，享年74岁），是否也做到了与时俱进，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了。真想不到她为后人（例如毛、邓等）作了个表率。

 

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皇朝，结束专制制度，初创中华民国。这次革命不再是“改朝换代”，不再是皇权易手。它是以民主共和制度取代延续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制度的一次真诚的革命，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它得益于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文化真谛的领悟，是西方民主主义在古老东方国家的一次移植。可惜孙中山去世太早，逝世之前他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嘱。

 

辛亥革命后不久，中国出现了割据乱局，即使1928年蒋介石北伐后重建民国，中国也不能说是完全统一的。东北有张作霖、张学良部，新疆有盛世才部，西北有冯玉祥部，山西有阎锡山部，山东有韩复榘部，广西有李宗仁、白崇禧部。不过他们都大体认同三民主义，认同中华民国。可谓统一中的不统一，不统一中的统一。在文化方面得到广泛认同的三民主义属于西方的文化脉络。

 

可是，此时另一种文化侵入了中国，那就是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其标志是1920年在共产国际的策划下成立中国共产党。11月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此宣言实际上没有发表，只是作为收纳党员的标准。后有英文稿保存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中。1958年中译稿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内部刊物上刊出）。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代会。从当时制定的十分简单的党纲中（党纲载言确立：“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可以知道它接受了“俄系文化”，即马列的共产主义，即本文前面所述的“党文化”，以后，中共便驶入了“俄系文化—党文化”的轨道而至今。

 

1920年之后，中国的政治版图上出现了两个政党、两种政治势力的对峙态势。在文化结构上，出现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互不相容的文化冲突。虽然国共两党也曾两度合作，但志不同，道亦不相谋，合作只是互相斗争的一种形式。从1920—1949年这段时间，国民党是执政党，共产党是个在野党，而且1920年之后的十五、六年间非常弱小，生存都很困难。它所信仰的马列共产主义，影响有限，是一种弱势文化。

 

不可忽视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出现了有利于共产党生长的条件。对中共来说，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是中共命运的转折点，也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转折点。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放弃了反共剿共，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中共此后的八年便是由弱转强的黄金时期（中共利用抗战时机，在敌后建立了大片根据地，军队由三万余人扩建到120万人）。至1945年抗战胜利，中共成了可以敢于与国民党分庭抗礼、试比高低的强劲对手了。后来的三年内战（1947—1949）证明了这一点。

 

共产主义在这一时期能在中国形成气候，还有重要的国际背景，那就是国际舆情的左倾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引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广泛诟病，资本主义似乎从此江河日下了……那么，人类的前途在哪里？此时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现在俄罗斯已改称“十月政变”）。消息传来，令许多知识分子激动兴奋，以为从俄国革命中找到了出路，看到了曙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中共诞生和壮大的思想基础和社会背景。加上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在当时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它要对付力图颠覆民国政府的异党，它要协调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的关系，它要面对复杂的国际问题，更重要的，它要组织全国的军力、财力、民力，抗击入侵的强敌——难以推出宪政民主计划，因此引来知识分子群体的不满，导致三、四十年代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盲目地投奔到共产党的怀抱。

 

苏俄的革命不仅直接影响中共，也影响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孙中山倡导“以俄为师”，赞赏列宁的党国体制，将国家权力集中于党，认为此种体制可以改变国民党的分散状态，巩固革命成果。孙中山在1924年还提出“联俄容共”政策，这更是他的一个重大失误，给以后的蒋介石政权带来无尽麻烦。

 

这一时期（1920—1949）俄系文化—党文化的影响在逐步扩大之中，但主流文化是三民主义。需要注意的，这一时期的文化是多元的。马列的共产主义文化并不因为与三民主义相异而遭遇围剿、扫荡之命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