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 知名宪政学者
封建专制造成我们与法律精神之「法无明文禁止俱可为」相违背，所有动作均自我审查一下。
去年十月十号，邝梓轩先生发表了《从双十看香港的民主迷思》，文中说，双十，对于现在的香港人来说，也许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词语。但对上年纪的港人来说，却是一个满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特殊回忆。 97后基本上不能在公开地方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当然，你可以说成王败寇，既然中共得天下，大家便自然必须要接受鸟笼式的框架自由。但事实上香港人甘心于此吗？
悬挂中华民国国旗空间的丧失，也是香港自由的丧失，同样是香港市民生存空间的丧失。香港民主运动脱胎于民国渊源，为了97后能和中共谈判博弈，避免中共的忌讳，于是自己很主动的切断自己和民国的脐带。
港独主张预设香港是一个城邦民族。一个城邦民族内有三个阶层，一个是「肿瘤癌症」的权贵，其形象代言人为「特首」；第二是附属于的小市民知识分子，形象代言人为「二奶」，第三是贱民和即将沦落为贱民的小市民，其形象代言人为妓女。
我们谴责中共法西斯化，并不是为了骂它，而是为了指出而逃离，法西斯化是第三阶层把自己成为小市民中产阶级的渴望投射于体制，在体制之外体制化的幻影，在希望中看不见自己生存空间的消失。中共国内殖民以虚幻的未来许诺来做一个史无前例的实验，那就是以无穷无尽下毒自残看本民族的承受能力是不是无穷的，竭尽本民族的生存空间，直到奄奄一息，然后泼一盆水醒过来，休息一阵子再来。妓女想发财成为人上人，就努力挤入二奶阵营，二奶走自己的路尽可能攫取压榨全部，让人下人无路可走。
香港抗争与中共的暧昧关系，有着渴望特权而加入中共国内殖民体系的嫌疑。与中共合法性的关系，确实是当下每一个在大陆香港反抗的起点和处女膜，除了78年前被镇压掉的民国社会根基的抵抗外。也就是说，除了一开始就是民国派外，否则都是有中共这一层「处女膜」的，八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抵抗，八九六四运动，连香港的民主运动也不能避免，就在大陆统治外的台湾人没有。第一次第二次嘛，难免遭遇「处女膜」，然而一而再再而三的拿着中共来当合法性来源，这个就未必是我们自己人了。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刘项原来不读书，我认为其道理在于血气与禁忌，读书多了，血气没了，算计多了，有过多的禁忌，对统治者的畏惧也就更多，凡是没有官方许可的事情，就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使造反也是按照统治者给定的路径走。几千年的封建专制，造成我们与法律精神之「法无明文禁止俱可为」相违背，有所动作都要自我审查一下，有没有官方许可，从事政治的时候，都是寻求恩赐，祈求官方行动或者寻个圣旨。没有官方，民间就不敢做事。我认为凡是祈求官方做的事情，都是启蒙，不是行动。我推崇一种精神，不管官方反对或者赞成，我们自己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有主体性，告别过去祈求模式。
一个政治方案，需要高高在上，并且能持续性提供信心，安慰，利益和地盘。高高在上的意思，就是不能被参与者的现实困境给射击下来，不能被他们的生活世界覆盖。必须是一只不死鸟。像改革立场，就能被政治反对和改革已死射击下来，成为一只死鸟。像政治反对立场，就会被没法革命的现状和无力感射击下来，成为一只病鸟。
和中国人说，支持和反对共党，他们容易理解，也有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来支持或反对，他们随时需要的时候就支持，需要的时候就反对。如此是一个没有出路的混沌和黑洞，沼泽。我和具有民国情结的南京，重庆等等南方官员聊过，他们谈起反共时就有一套一套的东西反驳，谈起远远超出他们生活世界，高高在上的民国，立马赞成，并且急迫地问到国军啥时候杀回来，我们等得好辛苦，蒋介石是个骗子光复大陆还不干。
支持利用和反对批判共党是平行的，就在香港市民中产阶级的生活世界里，是他们能理解和利用的。就像香港占领运动，共党来个反占领发动民意，就毁了。占领就只能内卷化存在。
占领运动等等的提出，从太阳花学运，香港占领的背后问题来看，是对应中共的法西斯化，国内殖民延伸到港台的「挑战-回应」，是新阶段法西斯化阶段的新回应。正如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事关本民族的生存空间，维权运动我说过就是针对法西斯化的，占房等占领运动一样如此，这种抗争路径拒绝小市民和中产阶级朝向体制的法西斯化诱惑。
如果不归结到资源分配上，是没法描述改革开放给中国人带来的困境。与德国人现代化的困境一样，都涉及到生存空间。占房、占中等等占领运动，是一种守卫生存空间的行动。与德国不同的是，德国的生存空间是外人外民族剥夺的，而我们的是本民族的「肿瘤癌症」剥夺的。 49后的国内殖民，以及为了净化修复其后果，我们的生存空间就像被污染被倾倒污水的湖泊，得代价惨重。城市内的「男女内战」与占房一样，涉及到生存空间种族延续问题，都可以说成是生存空间保卫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