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惊闻蒋老师在无锡老家中秋阖家团圆之日因心梗抢救无效去世时，心中无限悲伤，总不能相信这一消息是真实的。
 
想起丁老师和蒋老师20号离开北京之前，我到两位老师家去就难属工作上的一些事情进行交谈，相关事宜丁老师嘱托于我，并告诉我，他们准备在十一月底回到北京。当时，丁老师因为感冒看起来身体比较虚弱，蒋老师身体尚感可以，没有想到这一面竟成了永别。
 
我非常尊敬蒋老师。我从90年就认识了两位老师，是因为89年6月4日在首都北京充满血腥的屠城惨案。
 
我第一次见到蒋老师时，给我的第一印象他很儒雅也很斯文，是一位具有大家风范的学者。果不其然，后来知道，他是中国美学研究的第一人，在学术上颇有建树，而且，蒋老师在中国古文学上也有很深的功底。他为人谦和，话语不多，待人彬彬有礼。虽然痛失爱子，但是，他把悲痛深埋在心里，在人面前从未见过他流下眼泪。
 
丁老师在93年勇敢地站出来，通过媒体向世人披露遇难者的遇难情况及其亲属的悲惨境地，击破了当局89年六四屠城只死了几个人的谎言，并开始进行寻访。蒋老师在背后支持着丁老师，为难属群体做了大量的工作。因此，在96年被中国人民大学校方勒令停止一切教学工作。
 
最让我感动，在我心里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在2008年为六四惨案二十周年祭做准备，由蒋老师执笔主编，母亲们运作，回顾天安门母亲群体为六四惨案能够依法得到公平、公正的解决所走过的艰难历程，题目是｛天安门母亲之路｝。那一年春季，丁老师和蒋老师在无锡因为要接待香港朋友，遭到无锡公安的突然袭击，在和公安发生争执过程中，蒋老师突发脑梗送到医院抢救。
 
回到北京后，他因脑梗后遗症，说话困难，手指僵硬，可以说要想在电脑前操作键盘是一件不可能做到也是非常困难的事。但是，在他的心中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一定要在六四前夕完成｛天安门母亲之路｝的制作。他做到了，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坐在电脑前，用不听话的手指，练习操作着键盘，由几个字到十几个字，最后可以打出一篇文章来，如期完成了制作。其毅力可见，让我敬佩之至。
 
蒋老师思想睿智，笔锋犀利，一身傲骨，且深明大义。他对和平时期六四屠城惨案在中国首都北京发生有很深刻的认识和见解，做为一个学者，一位博学的知识分子，他看到的不是一子的遇难，一家的不幸，而是整个中国的不幸。他和丁老师两位学者带领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走过26年，站在中华民族整个民族的角度上，阐述六四惨案对中国的影响以及母亲的责任。
 
正如在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历年的两会公开信、六四祭文中所说：“也许我们一无所有，也许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我们拥有一个母亲的爱。我们将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责任，希望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良知，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来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我们相信，这种来自生命源头的爱是伟大的，她作为一种责任，将使我们变得更坚强、更智慧、也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从而​​更有效地制止暴行与杀戮。”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又曾多次提出“以对话来代替对抗”的主张，指出如果能争取实现以对话来代替对抗，那将是整个民族的幸事、全体国人的福祉。多一份对话，就多一分文明与法纪，也就少一分愚昧与专横。”
 
“在中国这个政治舞台上，总有那么一些过于自负的当政者，他们始终相信：有枪、有炮、有坦克就垮不了；他们始终相信：有权、有势、有钱就倒不了；他们始终不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他们也始终不相信：​​气数（统治的合法性）尽，一切皆干净。”
 
是的，中国的独裁专制政治制度只会保障权贵阶层的利益，不会保障和尊重每一个公民个体的权利和尊严，权力高高在上，不受法律的制约，一个只允许歌颂，不允许批评的社会不是一个良性的社会。中国社会只有摒弃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尊重普世价值，尊重人性自由，建立有序的民主、法制的公民社会，中国才能真正地走向文明。
 
蒋老师的离世，对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我们谨遵先生的遗愿继续沿着“真相、问责、赔偿”三项诉求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直到六四惨案依法得到公平、公正地解决，也就是“政治问题法律解决”的那一天到来。我们有信心、不气馁。借此以慰先生在天之灵。
 
蒋老师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