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赵紫阳建议，想在香港由中资出面，找些香港大商人，成立投资公司，吸引他们回内地投资，向他要两亿美金来组建。他要我直接去找副总理姚依林，当时赵紫阳奉命搞物价闯关遇到大的挫折，同李鹏、姚依林的关系很紧张。姚依林立即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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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1990年以“旅游休息”名义，经香港来到美国。2008年1月因感冒引发肺炎，随后又跌断肋骨。在此之前一个月，多维社记者登门拜访，他说：现在许多事情可以说了
（续前）这段时期，我们积极支持一些大中企业克服困难，是经过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的，有些重要项目经过国务院亲自考察批准。
按照胡启立的嘱咐，到香港三个月之后写出了报告。在报告中这麽写上了“人心回归为中心”。赵紫阳、李先念听后批准。
我按照胡耀邦提出来的关注香港经济，看怎麽样利用，动员香港人更多地回大陆投资。我们总结了香港人回大陆投资的模式，其中一种主要的模式，我归纳为“前店后坊”——前面是商店，经营销售，后面是加工生产。
当时大陆在批“一切向钱看”，说到大陆投资的香港人是“皮包商”：夹一个皮包，印一个名片：“总经理”、“总裁”，到大陆行骗。我向赵紫阳建议，我们宣传“时间就是金钱”，又批评“一切向钱看”似乎早了一点：人家来投资，不向钱看，向什麽看？他表示赞成。对“皮包商”，我也讲了看法：自由市场在大陆还不流行，我们应该认真学习香港商人的经营经验。我们说是“投机”，其实是他们善於抓机遇，做生意就是要抓机会麽。投资没有作成功，都是“皮包商”，做成功了，就是正规商人。皮包有大有小，我们也应该参考他们这种做法。赵紫阳点头，表示同意。
我还讲，广东的任仲夷提出对中央的政策要用够，要善於变通，广东有些干部提出“遇见绿灯大胆走，遇到黄灯快点走，遇到红灯绕道走”，中央政策有正确的部分，我拥护；也有不正确的部分，可能错误的部分，要尽量像任仲夷那样变通。我向小平同志汇报时就讲，江苏发展工业，与中央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应该让人探索。赵紫阳对我这套讲话没有认为是“胡说八道”，没有批评我，实际上都认同了。
港澳国际投资公司的来龙去脉
多维：周南在他的新书中说，你1988年成立港澳国际投资公司，拿了国家一亿美金去投资。但是钱都没有了，你“肥了自己”。
许：事情是这样的：我向赵紫阳汇报说：香港的精英在本地和内地投资酒楼，酒楼造价十几万美金，他们本人只拿一部分，然后向银行贷款。这是普遍做法，当然，你要有信用，按时付息、还本。银行对这些户头是“晴天放伞，雨天收伞”，项目规模愈大，银行愈放心，越希望你多贷款。我想，香港可以这样做，我们自己为什麽不能这样做呢？所以我建议中央政府，将给外资的政策扩大到给香港的中资企业，让香港的中资企业到内地投资，用香港银行的钱回内地投资，“肥水不落外人田”，可以加快内地发展速度，可以壮大中资。
我在香港就提出，英国人在香港有汇丰银行，有太古、有裕和……我们为什麽不能在香港搞一个、几个汇丰、太古、裕和？周南（外交部部长助理）、李后（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兼秘书长）反对我的说法，但赵紫阳赞成，就调整了政策，让香港的中资企业到内地投资，享受外资待遇。
随后我就又对赵紫阳建议，想在香港由中资出面，找一些香港的大商人，成立一个投资公司，吸引他们一同回内地投资。用他们的经验，他们的银行的资金。当时他们有些人对中国的信心不够，所以我有这么个建议。赵紫阳又表示同意。
我就问他要两亿美金来组建这个公司。他要我去找副总理姚依林，姚是国务院掌握财权的。当时赵紫阳有困难：他奉命搞物价闯关遇到大的挫折，刚刚被批判了，同李鹏、姚依林的关系很紧张。赵紫阳认为我同姚的关系比较好，要我直接找姚，请他做决定。我就去见姚依林，没有先说紫阳同意了，直接就向他提出这个建议，要求给两亿美金来组建这样一个公司。姚依林立即表示同意，但没有马上决定给我多少钱，说要等紫阳召集开会时讨论一下。过了一段时间，就批准了我这个建议，同意拨款一亿美金：由国务院拨给我五千万，要我向香港的中资银行贷款五千万。
这个港澳国际投资公司就成立起来了。我邀请了包玉刚、李嘉诚等十多位香港著名企业家，开了一个筹股会，请他们共同到内地投资。他们也热心地参加，拿出了资金参加股份。但是后来开董事会往往开不起来，董事们多半缺席，不像开头那麽积极。这是什麽道理？我们研究得出一个看法，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是中银驻港的总裁、总经理是华润的总经理，而这些香港巨商们都习惯了自己做大股东，自己控股，自己判断经营，他们做不惯小股东。当初之所以入股，是碍於面子，不想伤我们的心——说得难听一点，免得得罪我，所以投了股之后不积极参加。我就跟财经领导小组商量决定，想退出的话，立即退股，利息照付。多数股东撤资，投资公司就成为中银、华润为主导了。
投资不可能马上见效，数量也不大。公司成立之后，海南岛开发，搞了一个电厂；在河南，山东，搞了些工厂；在福建考虑投资搞高速公路。我亲自陪霍英东到福建，专门去看陈嘉庚在家乡建起的厦门大学，建议霍英东在家乡也这麽搞一所大学——主要搞教育，附带搞产业，我们港澳国际公司可以参加。当时厦门正在搞海沧特区，我要他们具体商量。
我们想由这个投资公司来搞沪宁、沪杭高速公路，当时江泽民在上海当市长，我亲自请上海、江苏、浙江和交通部的一个市长、两个省长和一个部长，在上海开会，我提了建议，他们都同意了，我请上海市委写报告给中央批。后来上海不写，我催了几次也不写，到现在我也弄不清什麽原因，后来就烟消云散了。
这一套很庞杂的计划，为了什麽？为了开发内地，为了充分发挥香港的作用。他们说我说我“安排私人、亲戚”去参加港澳国际投资公司，我一个人都没安排！——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人事上，港澳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由中银老总兼，总经理由华润的总经理兼，我参加决定投资公司这两个主要人选，其他人员我一概不知道，下面的人事安排由他们提出意见，工委组织部门审定。我不知道他们有什麽根据说我“安排私人、亲戚”？拿出证据来。
当时港澳国际投资公司正在向内地投资，还没有收益，讲什么“亏空”？完全是造谣。我离开之前，虽然受了“六四”的影响，正是港澳国际投资公司大展鸿图的阶段。以后垮没垮，我并不很清楚，假如垮了，要看是谁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是他周南的问题，因为他取代了我，是港澳国际的最高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