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占领行动没有令股巿下跌，香港科技大学雷鼎鸣教授确是失言了，但始终无碍他鼓足干劲，卷土重来，为香港大学校委会落井下石，一口咬定陈文敏学术水平不足，而且找错推荐人，因为其中两人与陈关系密切，另一位前首席法官李国能又无学术地位。
我们不得不又再惊叹他的惊人信心。他是经济学人，不去批评大陆暴力救巿也就算了，却单凭Google Scholars的数据去断定法律教授的学术水平不足。他好歹也做过系主任，该知道最佳推荐人该是熟悉应徵者，又有学术及社会地位，能够取信于人，中肯评估应徵者的学问与为人。但有此认识的话，又怎会期望应徵人找些自己不认识的学者去做推荐人呢？相信雷教授当年你应徵科大教职时，推荐人不会与你素未谋面吧。
奇谈怪论并不可怕，也可说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可怕的是，特首若看中奇谈怪论者，视为志同道合者，大可委派他们出任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负责大学的决策。到时惊世言论岂止吓人一跳或者惹人发笑，而是造成违反常识的胡乱决策，跟港大校委会不按牌理出牌，以荒诞之言，否决陈文敏出任副校长一样，贻笑大方。
按照现行法律，香港特首继承殖民年代港督的权力，有权委派若干人选，出任香港的大学最高决策机构成员。据统计，十间政府资助大学和专上学院，可由行政长官委出校董或校务委员的总数有119人。其中六间院校的政府委任校董人数，占总数四成以上，香港演艺学院更高达八成以上，足见政府对大学校政的潜在影响力。其实梁振英就任特首后，三年来，先后委任超过七十人出任校董，其中三分一不是现任就是退任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亲政权的势力已通过合法途径，植入大学最高决策机构之中。他们的身份是正式的决策人，就如港大校委成员一样，属于大学的成员。他们一旦在校董会内成为多数派，所有决定尽管荒谬，都是院校的决定。任何来自校外的批评，他们更可视作破坏院校自主，甚至干预校政之举。
这是颠倒是非的说法。所谓学术自由，是探讨、建立、阐释和传播知识的自由，包括研究自由和讲学自由。为达成此目标，院校自主必不可少，以避免政治和商业势力干预，妨碍教学和研究的自由，确保追求知识的活动免于恐惧和诱惑。因此，院校自主不是让李国章等特首信托人破坏程序，无理推翻物色委员会的推荐人选，而是确保大学不受这些政治任命人物干预，以免影响学者按自己的信念和专长追求知识。
陈文敏得到的不合理待遇，相信与他没有阻止法学院副教授戴耀廷主催占中有关。有人说占中与学术自由无关，但其实戴早于二ＯＯ七年在《香港法律学刊》（Hong Kong Law Journal）发表全长七十六页的论文，阐释本港宪政发展若要走向民主，必须通过集体政治行动，才能有机会跟北京讨价还价，达成共识。戴耀廷推动占中以争取真普选，是学者身体力行，把研究结果付诸实践的一着。由此可见，不让陈文敏当副校长，不仅是排斥自由派学者，更是建立审查规范，确保学院领导人防微杜渐，有效箝制一切政权视作不恰当的信念和研究，否则加以处罚，以警效尤。
因此，要有真正的院校自主，以保障学术自由，除了胡言乱语者不能留下，更要改变制度，不代表巿民的特首绝对无权委任校董。
